苏联政党体制的历史考察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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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俄共宣布，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
[3]列宁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
[4]列宁还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在多党和党派基础上的比例选举制。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将多党联合执政的设想付诸实施。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未退出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一些政党和团体，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平等原则共同承担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还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名代表加入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许多职能部门也都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苏俄实现了多党联合执政。
然而，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
同德国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和实行余粮收集制，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以致命打击。
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议案。
在其动议遭到否决之后，他们又铤而走险，派人刺杀了德国驻俄国大使，并发动武装叛乱。
对此，布尔什维克采取坚决措施进行了平息。
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彻底破裂。
在平息各地叛乱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党派。
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宣布：
“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
”[5]这样，到1922年底，一党独掌政权的政党体制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起来。
总体上说，苏维埃政权初期从多党制到一党制的转变主要是由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应负主要责任。
从客观方面看，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对俄国一党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政治上实行沙皇君主专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
因此，严格地讲，革命前缺乏民主设施，居民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心理。
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甚至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无法达成协议，经常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解决分歧。
这是苏联最终形成一党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观方面，俄共正确的理论、策略和严格的纪律也是其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原因。
且不说黑帮、立宪民主党等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腐朽和没落，即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也是违背俄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的理论、战略和策略。
正是正确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引导布尔什维克走向胜利。
另外，铁的纪律也是俄共能在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之—。
列宁总结说，“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6]而其他政党，如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的分歧和分裂之中。
这些因素决定了其他党派在同俄共竞争中必然败北的结局。
苏维埃政权初期多党合作制的终结，主要责任在其他党派一边。
列宁和俄共同意实行多党制，是有条件和有原则的。
列宁指出，“任何一个政党真正想要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
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7]各个党派必须“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8]但是，如上所述，多数其他政党并没有遵守这些原则。
可见，是其他党派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破坏了多党合作制度。
正是在其他党派不愿意合作并使用暴力反对苏维埃、反对俄共的情况下，列宁的思想才由多党合作转向一党执政。
列宁指出：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
”[9]
同时，也应当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考察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取缔和消灭其他各个党派不是发生在激烈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是发生在国内战争结束特别是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
如果说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因发动和参与叛乱而遭到镇压和取缔是它们咎由自取的话，那么不允许另外一些完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并愿意与之合作的政党继续存在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责任了。
“当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以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为标志，明确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能再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时；
当经济上转入和平建设而也需要宽弛政治气氛与之相配合之时，反而对反对党人不光是一律拒之于政权机关之外，而且是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显然对日后苏俄政权建设留下深重的影响。
”[10]
苏联一党体制历时70年时间，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
一党制具有权力比较集中、政策连续性较强、政权比较稳定、政府效率较高等特点。
苏联共产党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充分利用一党制的这些优势，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种种强力措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共一党执政时期，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二战前取得了“工业化”奇迹，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二战后逐渐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够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到80年代初期，苏联的石油、钢铁、水泥、化肥、电力、牛奶等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达到世界首位，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教育广泛普及，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等等。
必须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条件下取得的。
仅仅基于这一点，就不能完全否定一党制在苏联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但是，应当看到，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由于缺少来自其他党派的外部监督，就更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更需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然而，苏共恰恰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没有搞好，致使苏联一党制形成了许多严重的弊端。
第一，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
在苏俄初期的多党联合执政阶段，党政界限比较明确。
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以及人民委员会中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权力，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无法直接干预和指挥政权机构。
在一党执政体制形成之后，党政不分的问题突出出来。
列宁和俄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一系列原则。
根据列宁的指示，俄共（布）八大决议指出：
“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
“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11]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现实中却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和国家融为一体”的党政关系模式。
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全权性和至上性，但实际上最高苏维埃只不过是通过党中央指示的表决机器。
联共（布）中央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领导政府，苏联政府实际上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构。
斯大林之后和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共历届领导人，都批评过党政关系的不正常现象，然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政关系模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政关系模式，使国家权力机关日益萎缩，行政权力机关成为党组织的附属品，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法律规定的权力无法落实，法外之权的出现导致了权力运作的非程序化。
党政不分，使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力量。
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的部分党员干部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
所以，从改革一开始，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希望通过改革把苏共改好，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剥夺苏共的领导权。
第二，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形成高度集权的党内领导体制。
一党执政的政党体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度集中。
因此，在一党体制下，执政党面临更加艰巨的民主建设的任务。
对这一点，列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但历史假以列宁的时间太短，列宁建立党内民主的设想没有实现。
斯大林执政后，虽然继承了列宁时期的一些设想和措施，但抛弃了列宁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导致党内集中制日益加强，党内民主日渐消失。
定期召开党代会是广大党员享有民主权利的重要标志。
斯大林当政后，则经常不按期召开党代会，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竟相隔13年之久。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党代会在党内权威性的削弱。
实际上苏共的许多涉及全党和全国的重大政策，并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的。
1919年8月八大以后，实际领导权力就集中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局。
斯大林曾直言不讳地说：
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机关”，“拥有全权的机关”。
[13]现实当中，政治局的权力又逐渐流向书记处，书记处又日益俯首听命于“斯大林办公室”。
这样一来，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制的发展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民主完全服从于集中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党内民主无法发扬，也就更谈不上社会民主了。
党内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严重妨碍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的发挥，进而使整个党的素质、创造性和威信全面下降。
党的指示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执行结果的反馈者和评价者，这势必造成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以及信息误差增大等现象。
人民群众无权决定自己的领导人，领导人由上到下层层任命，党的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这就不能不使广大党员对其代表性产生怀疑。
党内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意见，从而在党内造成了一种僵化、保守的气氛，妨碍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新思想的形成。
而且，苏共党内完全丧失了普通党员对党的干部的监督，随之而来就是层出不穷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这些弊端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了苏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而且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反对派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尤其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对苏共进行“根本的革新”。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同意实行多党制；
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6条作出修改，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并从法律上确认了多党制的合法性。
苏联后期出现了多党制的局面。
苏联后期多党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但不管什么原因，承认并实行多党制，给苏联党、国家和社会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一党制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功能衰竭而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人民缺乏必要的民主权利，这极大地扼杀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停滞状态，人民对自由与民主的要求与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人民群众不仅需要经济发展和生活的改善，而且也需要相应的民主权利。
当这些要求在原有体制内得不到应有满足和实现的条件下，人们就开始到体制外去寻找实现这些要求的途径。
这是苏联多党制出现的直接客观原因。
戈尔巴乔夫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别，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对苏联的基本国情，缺乏科学而清醒的认识。
戈尔巴乔夫极力鼓吹的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把人看作是一切问题的中心，认为只要使人有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民主权利，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迸发出来，从而推动苏联社会和经济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
这样一来，“民主化”也好，“多党制”也好，就都是可以接受的了。
对于在一个共产党执政70余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的国度里，机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等人并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可以说，多党制的出现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必然结果。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把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苏联存在着的“障碍机制”。
基于这种认识，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
这一决策的错误之一，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斗争为中心。
结果，在党内和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使苏共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各种紧迫的经济问题，导致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在这种形势下，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党内外各种反对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公开性”的旗号下，猛烈攻击党在历史上的错误，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在蛊惑性的宣传攻势下，群众认为共产党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弊端，必须通过实行多党制对执政党造成一种外在压力，才能迫使它改正错误。
这在客观上对实行多党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承认并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对于苏联党、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党内各种派别迅速形成。
由于党内派别斗争尖锐，争吵不休，从二十七大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得到有效实施的经济建设纲领，从而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建设，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由于党内存在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党内各种思想观点纷纷出笼，苏共党内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混乱，中央全会几乎成了争争吵吵的俱乐部。
这样，苏共就失去了自身的团结和统一，失去了作为执政党的统一意志和战斗力。
这些说明，苏共已经丧失了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而这时仍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却还要对国家、社会和改革进程负责。
这使得苏共的威信江河日下，严重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多党制被承认后，各种各样的反共党派和团体迅速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
它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种种措施，逼迫、排挤苏共退出政治舞台。
“8·
19”事件之后，在党内外反对派的联合夹击下，苏共不堪一击，终致瓦解。
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因而会在一定时期带来社会矛盾显化、社会无序化甚至社会震痛。
因此，改革时期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社会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当时的苏联只能是苏共。
同样，改革也并非仅靠群众自发热情和力量就能完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在当时的苏联也只能是苏共。
在这种条件下，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实际是放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结果只能是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反过来也导致自身的灭亡。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83页。
[2][3]《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96页，第355页。
[4][7][8][9]《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68、70页，第95、71、30—31页，第71页，第30—31页。
[5]《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6]《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5页。
[10]冯绍雷《冷眼向洋》（下卷）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12]《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0—571页，第566页。
[13]《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328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禾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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