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复习资料 古代文学1复习资料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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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开天辟地
2、始祖神化：
女娲补天、女娲造人
3、洪水神话：
鲧禹治水
4、战争神话：
黄帝战蚩尤
5、发明创造神话：
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
6、忧患意识
7、厚生爱民意识
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
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
系辞下》），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显著的不同。
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
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
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
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曰：
“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
”再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
修务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
黄帝、炎帝对人类的生命可谓关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毒。
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人类生命珍视。
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
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职掌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郭璞注《山海经·
大荒南经》引《归藏·
启筮》语），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尚书·
尧典》），以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礼记·
月令》），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8、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
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
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争帝等。
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一、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神话思维是与原始先民的心智慧力紧密相联的。
原始先民的心智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
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
因此，原始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的世界。
这种感受、理解世界的方法，是神话诞生的土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上古神话思维的特点。
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
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
二、具体、形象的思维
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
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
三、情感体验
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
这些具有意志、情感的自然万物，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人类的交往，不正是构成神话故事的根本原因吗？
同样，在神话的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
四、隐喻和象征
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
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
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此，他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
可以说，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第四节、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历史化
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
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
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
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
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孔子就曾说：
“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
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
“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
”四张面孔被解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
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神话发展为仙话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
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
在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
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
但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质量，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三、神话作为文学的素材
如《庄子》、《离骚》、《诗经·
大雅·
生民》、《洛神赋》、《柳毅传》、《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榜》、《红楼梦》。
四、神话原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
第二章《诗经》
第二节、《诗经》的内容
一、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颂
《商颂》、《周颂》、《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内容多是颂扬祖先功德，亦有祭祀神灵祈求降福等。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也是一组歌颂周人先公、先王的颂诗。
但同时又是反映周族由始祖后禝到公刘、古公亶父直至文王、武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史诗。
二、农事--颂、风
周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酿成了重农的文化传统，因此也直接反映在诗歌中。
如《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以祭歌的形式反映出周人的农业生活和重农意识。
《小雅》中的《甫田》、《大田》，以及《国风》中的《周南·
芣苢》、《魏风·
十亩之间》、《豳风·
七月》等亦属此类。
《豳风·
七月》是农事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
三、燕飨--雅
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燕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击。
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
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
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
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诗经》中许多其它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
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
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
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
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不仅祭祀、燕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它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四、怨刺--雅、风
这类诗多产生在王室衰微、政治昏乱的西周末东周初，所谓“变风”、“变雅”即是这类诗。
如《大雅》中的《荡》、《抑》、《瞻卬》、《召旻》、《民劳》、《板》等；
《小雅》中的《北山》、《十月之交》、《正月》、《巷伯》等；
《国风》中的《魏风·
伐檀》、《秦风·
黄鸟》、《墉风·
相鼠》、《北风·
新台》、《陈风·
株林》等。
这类诗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体现了较强的现实批判精神。
五、战争徭役--雅、风
战争和徭役也是周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也被直接地反映在诗歌中。
如《秦风·
无衣》、《唐风·
鸨羽》、《小雅·
何草不黄》、《豳风·
东山》、《小雅·
采薇》等，其中后两篇是这类诗歌的最优秀之作。
此外，战争也给妇女造成思念的痛苦，因此思妇诗也随之而产生。
其中《卫风·
伯兮》、《王风·
君子于役》是这类诗中较好的作品。
六、婚姻爱情—风
这类诗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体，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婚恋观念、情感体验，以及家庭、婚姻生活状况。
如《周南·
关雎》、《召南·
野有死麕》、《郑风·
溱洧》、《将仲子》、《子衿》、《卫风·
木瓜》、《北风·
静女》、《秦风·
蒹葭》等，都是这类诗中的优秀作品。
反映家庭、婚姻的诗歌以《邶风·
谷风》和《卫风·
氓》写得最为出色。
七、《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
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它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
《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
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
箴戒国君大臣，抨击政治弊端，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谗佞，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
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
如《豳风·
七月》即以直接叙述农夫们的衣食住行和描写四季的变化来加以表现的。
《卫风·
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
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
如《魏风·
硕鼠》、《邶风·
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
硕人》以一系列比喻描写形容庄姜的美貌。
《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
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
关雎》以鸟的和鸣比喻衬托男女好合。
《秦风·
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
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形式在句式上以四言二节拍为主，间有杂言；
在章法上以重章迭唱居多。
三、雅、颂与国风不同的语言风格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
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
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
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
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史记·
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
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
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三、比兴的垂范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
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
《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
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
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
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
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
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
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第三章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尚书》
一、《尚书》一书的基本情况：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
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
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尚书》原称《书》，被儒家定为“六经”后，又称《书经》。
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
主要是帝王或大臣的誓辞、讲话、训诫、文告等，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历史及文化的珍贵资料。
同时，也显示着早期历史散文的文学水平及特征。
二、《尚书》的文学价值：
《尚书》以“记言”为主，主要是记载帝王或大臣的讲话、告诫、誓辞等。
其记言多是具有政治性的言论，主要是说理论事，因而说理论证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奠定了后世论说散文的基础。
其次，《尚书》也有少量的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如《尧典》、《禹贡》、《顾命》、《金滕》。
另外在“记言”作品中也杂有叙事。
在叙事方面已初步具备了记叙、描写、抒情等多样表达方式。
对后来的叙事散文的成熟有一定的影响。
《尚书》的说理、叙事，总体上说比较简单质实，重在意旨的表达，不尚藻饰。
文风质直古朴，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仍感到古奥艰涩，正如韩愈所言“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
其论说主要采用的是以史实论证的手法。
其叙事主要采用直叙的手法，简单扼要，很少形容性的描述。
《尚书》都是独立成篇的，而且结构都比较完整，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结构组织意识。
《尚书》语言技巧较之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有了很大的进步，古奥艰涩之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形象性、生动性。
第二节、《春秋》
三、《春秋》的思想倾向
《春秋》的编定者是孔子，体现的是儒家的思想倾向。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因而维护周礼，反对僭越，以及反对暴政，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
也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四、《春秋》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春秋》是我国记事文之祖。
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的，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但《春秋》记事简略，都是大事纲要式的记述。
《春秋》叙事文从字顺、言简意赅、平实含蓄，较之《尚书》明白易晓。
《春秋》的语言虽然简括，但也相当富于表现力。
在简要洁净的史实叙述中，往往也透视者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春秋》虽然简略，但是简而有法。
刘知几称《春秋》“加一字太详，减一字太略”（《史通·
叙事》）；
韩愈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进学解》）。
《春秋》以其经学的地位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及简练严谨的笔法，对后世文、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左传》
一、《左传》的基本思想
《左传》的基本思想也是取向于儒家的。
《左传》具有更加鲜明、突出的民本思想。
《左传》表现了民重于天、民为神之主、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及民众舆论和民意，即重视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
《左传》也把握着儒家的“礼”、“仁”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并常作为解释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尺度。
此外，《左传》还热情歌颂了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有爱国思想的人物，揭露批判了统治者的残暴荒淫。
同时《左传》也有许多宣扬天道鬼神、吉凶灾祥的内容。
二、《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注重文章的结构和选材。
因为《左传》是编年体，所以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围绕中心事件选材和结构篇章是其基本特征。
从宏观到微观都能很好地把握，做到了材料集中、结构完整。
但是《左传》为了事件的完整性，有些篇章突破了编年体的限制。
《左传》散文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
刘知几曰：
“盖《左氏》为书，叙事为最，自晋以降，景慕者多。
”（《史通·
模拟》）《左传》的叙事手法多种多样，主以顺叙，也有追叙、补叙、插叙等。
《左传》对春秋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能够叙述出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做到了叙事的具体性、丰富性，所以刘知几评论曰：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六家》）但是《左传》叙事的具体、丰富不是毫无选择，而是抓住比较典型的事例加以具体的描述，并且常常穿插进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描写。
《左传》的一些优秀篇章在叙事上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情节曲折生动。
《左传》尤其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
《左传》写战争善于把握繁富的事件、线索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矛盾。
明确地交待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结构完整，条理井然，情节精彩，描写有声有色，运笔灵活自如。
善于在战争的叙写中透入对战争胜败原因的交待和分析，具有历史家的卓越识见。
并且在战争事件的叙写的同时，也注意到各种人物的描写，虽然是速写式、片断式的勾勒，但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却很出色，并时而穿插一些有趣的细节。
《左传》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
作者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雄才大略的晋文公、明察善断的子产、迂腐可笑的宋襄公、能言善辩的烛之武等。
《左传》的人物描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累积式；
二、闪现式。
《左传》以事件为中心，人物描写是为事件服务的，所以大多人物的描写是片断式的，但作者却常能以精炼的语言、典型化的人物行为和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突出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
当然有些篇章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比较完整的，如《晋公子重耳之亡》等，描写手法也比较丰富有正面侧面、细节描写、对比描写等等。
《左传》的语言简练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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