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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和表现，形成了它在文学方面的一大亮点。
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明了《史记》有哪些性质属于史学、有哪些性质属于文学依然不够。
《史记》还包含大量超出现代学术之文学与史学范畴的要素。
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史记》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它的很多质素强有力地凸显了传统经学的本质。
第二节《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
三家注
《史汇》问世以后，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
汉代大儒扬雄、班固等人虽然称赞，但也做出过严厉的批评，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根据刘宋裴驷所写的《史记集解序》，在《史记集解》撰著以前，《史记》各种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异，而且真伪舛杂，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但殊恨省略；
裴驷有鉴于此，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
在这种情况下，他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史记索隐》”。
而跟司马贞同时的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
以—亡三家，裴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
司马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辈在张守节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
后由弘文馆出为润州别驾，蹭蹬以终。
张守节曾官诸王侍读、率府长史。
他们分别撰著的《集解》、《索隐》和《正义》是《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称为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
百衲本、《四部备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都将三者拆散附于正文以下。
第三节《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
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
《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一般《史记》版本往往只收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目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并相当系统地缀辑、辨析了众家成果，节省了读者翻检群书的巨大辛劳，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
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
这对从文献学方面深入研究《史记》跟以往典籍的关系、研究《史记》对传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助益。
与此同时，《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
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这部著作中，泷川氏对《史记》所写的史实、《史记》的文字和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解决了一系列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晃正误、疑难文句的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虽有解说但语焉未详者，也每每加以考证。
并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论事，《考证》虽然对细微问题同样用功，但更具有宏观眼光，往往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善于综合中外历代成果，发为论议，使读者更确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以及它所记载的历史。
泷川氏在审视《史记》以及前人注释时，不满足于简单诠释文本字句或者下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追求从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蕴涵。
不过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
他依据日本所藏数种占本《史记》的校记，搜集《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书中，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真正是《正义》原文，但对把握《正义》原貌、对研读《史记》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此外，泷川氏又撰有《史记总论》，放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之后。
《总论》以搜集前人论说为主，偶或出以己意；
其内容则涉及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材、《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等。
所有这些，对研究《史记》都有参考价值。
第四节泷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
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
第五节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
不必讳言，《考证》一书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
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
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
加上这些艰苦的工作，《考证》对《史记》的整理才会臻于完美。
《考证》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补》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书原本各自刊行。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没有现代标点，也不区分段落，初学者阅读和使用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九章王先谦《汉书补注》
第一节《汉书》与颜师古注
《汉书》，又叫《前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
一般认为是东汉班固所撰，其实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
此书有一部分袭用《史记》，只在文字上稍有变动，有一部分补充了《史记》的不足，使史事更为完备。
其最足称者，乃在于对于编纂体例方面的贡献。
班固撰《汉书》，开创了纪传表书体史书，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表书体史书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后世史书的不祧之祖。
全书共一百篇，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
此书不但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我们了解上古政治、经济、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由于《汉书》涉及内容广泛，文字典雅古奥，所以它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
到了唐初，出现了第一位《汉书》注的集大成者——颜师古。
颜师古，是南朝齐、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学者。
他出身于学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其叔父颜秦游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著《汉书决疑》十二卷。
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
《汉书》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
师古在东晋蔡谟《汉书集解》的基础上，汇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汉书决疑》之义，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此注问世后，深为学者所重，师古也被称为《汉书》的功臣。
颜注《汉书》，集唐以前《汉书》注之大成，卓然为一大家，但也并非没有剩义。
所以自唐代之后，宋代、清代学者继续作了许多研究，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汉书》进行了诠释补证，但都还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出现，才基本上结束了《汉书》的注疏工作，完成了《汉书》注的第二次集成。
第二节王先谦及其《汉书补注》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
《汉书补注》是其史学著作的代表作。
王氏撰写《补注》，花了三十余年时间，此书出版后，印数很少。
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版出版，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1951重印；
1983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检的最好的本子。
此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也出版了同样的影印本，也颇便使用。
第三节《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
《汉书补注》以“详”和“全”见长，其收罗之宏富，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
其对天文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释尤能见出功力，此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也体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补注、考证、校勘、纠谬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旁征博引，补颜注之不足
《汉书补注》系集注性质，称“补注”者，意为补颜注之未备也。
全书引用了从隋代萧该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时参订郭嵩焘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见，对颜注作了大量补充，使《汉书》变的更加容易通读了。
二、校订讹伪，纠前说之谬误
除了补充颜注，《补注》的价值，还体现在贯通史事，多方参订，纠正史书或前人之谬误方面。
三、校勘精审
从宋代开始，《汉书》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余种版本。
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为我们恢复《汉书》本来的面貌或进——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
尤为可贵的是，补注在对校的同时，还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几种方法并用，比勘订正，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
总之，《汉书补注》摭拾甚丰，考证精严，是研读《汉书》者的必读之书。
当然《补注》也有其不足之处。
由于卷帙浩繁，收罗宏富，《补注》中出现了一些失注、错注，不误而反纠正成误的情况，有的地方则对前人之说不加裁别、一一迄录，导致谬误，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说时，擅自改易其本意。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在阅读时有所注意。
第十章郭茂倩《乐府诗集》
第一节《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
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做过侍读学士，是南宋初期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
由他编撰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从汉朝到唐五代大量乐府名作，也收录了一些汉朝以前的传说的古歌辞是成书较早、搜集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将所收诗歌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以及新乐府辞。
从所收作品看，该书不只是载录民间谣讴，同时也载录了大量贵族乐章。
比如郊庙歌辞部分就收录了一批汉代贵族乐章，它们全部由文人创作。
然而该书的价值，却首先体现在它收录了一批民歌。
《乐府诗集》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历代乐府民歌，使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各阶段乐府民歌的发展，窥探各相关地域乐府诗歌的特性。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其次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价值，是收录了历代大量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是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佳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即收录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新乐府诗。
它们继承了传统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针砭社会问题以及现实民生，但却不再沿袭传统的乐府旧题。
这些诗歌都秉承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血脉，同时也有创造和开拓，在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名篇。
第二节《乐府诗集》在研究乐府诗歌方面的价值
即便是从乐府诗歌的研究方面看，《乐府诗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郭茂倩在各类乐歌卷首都撰有题解。
《乐府诗集》的题解可以使后人对十二类乐歌及其前后变化有一个初步的、基本的了解。
在这十二大类之下，《乐府诗集》又细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分鼓吹曲辞为汉铙歌、魏鼓吹曲、梁鼓吹曲等，分横吹曲辞为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分相和歌辞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等。
这样可以使后人对历代乐府有更深、更细的了解。
其次，郭茂倩在很多传统乐府民歌后面，载录了大量文人沿袭旧题而创制的新篇；
在全书后十一卷，则载录了不少继承乐府民歌精神，但不再沿袭传统旧题的新乐府诗歌。
这隐隐显示了他这样一种观念，即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发挥过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换句话说，这种编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确定了乐府民歌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凸显了其不朽的艺术魅力。
这表明郭茂倩对乐府诗歌的发展史有一种相当深刻的把握。
第十一章《文选》及其李善注
第一节《文选》及其编纂者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附近）人。
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
年三十一卒，谥曰“昭明”，故也有“昭明太子”之称。
第二节《文选》的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其所录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齐梁，除无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
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很大的。
《文选》是在当时文学风尚的支配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编选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
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先秦、汉魏的作品，是靠《文选》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的。
这是《文选》最重要的价值。
其次，《文选》作为一定时期的诗文载体，还从两个方面对后人有关此时期文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由于《文选》动态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了文学观念的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后人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
最后，《文选》还为整理文学古籍提供了资料。
《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编纂者所见的古本，有不少与今本有差异，还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选》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们整理文学古籍时参考。
第三节文选学与《文选》李善注
《文选》问世后，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释《文选》为主的专门学问——文选学。
李善的《文选注》可以说是文选学初盛时最重要的成果。
李善（?
一689），江都人。
唐高宗显庆年间，为崇贤馆直学士，为《文选注》六十卷。
《文选》李善注的刻本较多，流传最广的，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和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胡克家刻本。
胡刻本是著名版本家顾广圻等人以尤刻本为底本，经八易其稿而成的，改正了尤刻本错误七百多处，并作了《考异》附于书后。
1977年中华书局将此刻本缩小影印三册，后附《考异》、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查找最为方便。
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第四节《文选》李善注的特点
《李注》最大的特点是征引繁富，解释精审。
正因为如此，使其篇幅大增，才由原来的三十卷，析为六十卷。
注中引书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另有二十九种旧注，所引书目遍及四部，甚至佛道。
正由于李善谙熟古代典故史事，见书极多，所以注中往往能阐幽发微，准确精当地注出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
《李注》引证的材料还对我们了解相关作品的写作背景有帮助。
李善注《文选》并不是随手抄撮，汇而成篇的，而是立有不少“凡例”，并严格遵循这些“凡例”来注解的。
这也是《李注》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这些凡例并没有单行，而是散见于开头几篇之中。
这些凡例不仅说明了他的注释方式，而且读者能举一反三，会更好地理解有关注释。
《李注》的缺点，一是繁琐，且有的引证不顾典故在文中的意思，只管引古溯源；
其次，《李注》也有不少失误。
《李注》之后，唐代还有吕延济、吕向、刘良、张铣、李周翰注《文选》，称为“五臣注”。
五臣注详于词句的训诂，略于典故的解释，质量不如《李注》，但由于时代较早，也受到了后代学者的重视。
南宋时，有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为一书，称为“六臣注”，颇为盛行。
现有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可供阅读。
第十二章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第一节徐陵与《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南朝梁、陈间的著名诗人徐陵编的一部诗歌选集。
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录了汉代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诗歌。
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八大体按照时代顺序的先后来编排，都是五言诗。
卷九收杂言诗，卷十收五言二韵短诗。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
早年与父亲徐搞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以擅长写作宫体诗受到梁朝太子萧纲的宠信，出入东宫。
由于他们诗风相近，都是绮艳轻靡，所以当时号称“徐庾体”。
梁朝皇室人员都喜爱文学。
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经编纂著名的《文选》，但是他未及继位，就于中大通三年（531）死去，他的弟弟萧纲（也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继立为太子。
萧纲也令徐陵编一部文学总集。
由于这本选集是在萧纲的授意下编的，所以风格也以萧纲的爱好来左右。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萧纲的作品非常多，达一百零九首之多。
他的宫体诗大多形式华美雕琢而内容淫靡放荡。
这些宫体诗是典型的“亡国之音”，对此后直到初唐的诗歌发展，都起了比较恶劣拘影响。
当然，宫体诗人们对于女性美的刻画和对华美辞藻的追求，对于丰富我国诗歌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技巧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的。
另外，也有许多内容健康的涉及女子与爱情的诗被收录进了《玉台新咏》。
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玉台新咏》保存的许多诗歌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一些作品在别的总集和别集中是找不到的。
《玉台新咏》专门辑录歌咏妇女的作品，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而且，按照年代顺序来编辑诗歌，也是一种创格。
在此之前，《诗经》是按照风、雅、颂分类，《文选》是按照体裁分类的。
《玉台新咏》的这些特点，对于后代诗文总集的编选，都是有示范作用的。
而且，它所收的诗歌包括许多体裁。
卷一至卷八是五言诗，卷九主要是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韵的古绝句，大体展现了自汉至梁诗歌发展的历程和体裁分化的状态。
即使是那些宫体诗，在辞藻、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也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艺术手法上是有不少可以借鉴继承的地方的。
《玉台新咏》行世之后，影响很大，对唐诗各个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节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吴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年间诸生。
吴兆宜给《玉台新咏》作了笺注。
这是《玉台新咏》惟一的注本。
有作者的简介，作品的题解和对篇中字词的注释。
对作者的简介，一般是引用正史，并加以概括，并加以少量按浯。
作品题解基本上是引用《乐府诗集》、《文选》，偶尔也引史书推证诗歌内容的本事。
以上两个部分都比较简略，书中最重要的还是对字词的注释部分，这也是吴兆宜用力最勤的部分。
他作注的风格，主要是将与诗文有关的典故罗列出来。
但是，《玉台新咏》和别的书不太一样，它所选的诗歌都比较清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典故。
所以吴兆宜的这种注法，可以说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太适合《玉台新咏》的文本。
如果在解释具体字词的基础上，串讲诗歌大意，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
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
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
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
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
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
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宋书·
谢灵运传论》说：
“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
”钟嵘《诗晶》说：
“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嗟乎!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
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
“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
”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
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
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第二节《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
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
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
《三国志·
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
“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
”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
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道光元年（1821）举人。
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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