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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子孙家族的嗣续
在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子孙繁衍”的思想表现得最为贴切。
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所谓“母以子贵”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
而相反的“断子绝孙”就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
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选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出自孟子的作品内。
孟子的原意是指不孝顺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又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
娶妻本应先告诉父母，可是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尧帝的两个女儿为妻，这就是不守后代之责。
但是在明理的君子看来，舜虽然没有禀告父母，但这就和禀告了父母是一样的。
这里的“三”本可解释为多数，不一定确切指三种。
可是到了东汉人赵歧作《十三经注》时，对这句话却这样的解释：
于礼有不孝者三者：
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
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
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东汉赵岐《十三经注》选段
赵岐把“无后”解释为“不娶无子”，从此就开始了两千多年的误解。
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第一不孝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亦即指对父母无条件地屈从，容忍父母做不义之事，这是第一大不孝。
这对我们今天社会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再次，儒家提倡“安死”，慎终追远
在《论语》里有相关的表达：
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选段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
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既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
整个丧葬礼仪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而所谓“追远”即指对亡者、祖上的祭祀礼。
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
综上而看，儒家的生死观着重强调“重生”。
二道家、佛家生死观
道教的生死观是自然的生死观：
放生方死，方死方生。
这一观念重视生命，重道轻礼，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
《庄子•秋水》篇有一则著名的预言：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
“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
“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秋水》选段
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听说后便派两位大臣向他致意，希望请他出山辅佐君王。
庄子持竿不顾头也不回，给两个大臣讲了一个寓言：
“我听说出国有一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对这个龟来说，它是宁愿死了而留骨而为人所膜拜并享有尊贵的地位好呢，还是宁愿求生而在滩涂之中曳尾而爬呢？
”这两个大臣说：
“当然在滩涂中曳尾更好。
”庄子于是二人说：
“请回吧，我希望像你们说的这样曳尾涂中。
庄子更愿意像保全性命曳尾涂中的乌龟过着隐居生活。
这也是道家把求生存与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的最鲜明体现。
在道家思想中，这种“全身保真”的思想是极为普遍的。
庄子在他的著作里面还讲到一种散木，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散木倒可以免去被伐。
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一个人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自己。
而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道家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
道家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要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一切顺应自然，这一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中。
庄子的妻子死了，可庄子却把瓦盆当作鼓来敲，并且一边敲还一边唱，与一般人在亲人故去之后的悲戚完全不同。
这实际上就表达了他独特而乐观的死亡哲学。
佛教的生死观是轮回的生死观：
根尘幻化，业不可逃。
佛教认为生即是苦，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就是苦。
“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离别和五阴盛）。
佛陀在经里强调的“苦”是指无常之苦，一切无常都在变化当中，一切都在生生灭灭转眼即逝，所以才苦。
美丽、健康、财富、快乐都是短暂的，身强力壮并不永久，总要被衰老病死取代。
钱财不能永远保有，保不齐会流失，富人也会变穷。
佛教对“生”的态度也不是一种幻灭的态度，它可以引出积极的人生观：
珍惜当下，懂得惜福，并提出积极的修持法，主张大家努力修行。
佛教不仅认为生是苦，还认为死亦是苦。
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和轮回的过程。
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这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
在轮回的过程中又有“因果报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儒、释、道三家虽然关于生与死的态度并不相同，但是不管那一种生死观对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有一种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三诗人之死（上）
在这一节我们将谈一谈诗人之死。
一般我们可以将死亡分成两大类：
其一是寿尽而死，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寿终正寝”。
好比灯油燃烧完了，灯火自然也就消逝了；
其二是意外而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横死"
。
本来不应该死，可因为遭受了意外回避不及而身首异处。
中国古代的诗人之死，寿终正寝的当然也不少，但是也有许多诗人的死亡是非正常死亡的：
病逝
唐朝著名诗人孟浩然就是因病而终。
根据《新唐书》记载孟浩然死于“病疽背卒”。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南游襄阳访问孟浩然，二人相见甚欢。
孟浩然此时患有痈疽，虽然病将痊愈，但是郎中嘱咐孟浩然需忌口，不可吃鱼鲜。
孟浩然设宴款待，老友相聚气氛融洽，宾客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此时厨师从后厨端来了一道菜——查头鳊，这道菜的主料查头鳊出自汉江，味极肥美，是古今襄阳人宴客时必备的美味佳肴。
忘乎所以的孟浩然见到了“席上宝”不禁食欲大动，举箸就尝，岂料王昌龄还没离开襄阳，孟浩然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白头霜鬓的孟浩然死在了故乡，死在家人和好朋友的怀里，享年五十二岁。
而李白的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是醉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溺死的，但是他死于疾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当李光弼东镇临淮的时候，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
因病中途返回，次年就病死在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
在古代文献中，关于李白有所谓“疾亟”、“以疾终”的说法。
以下材料都显示李白很有可能是病卒的。
比如李白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里就写道：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
临当挂冠，公又疾亟。
草稿万卷，手集未修。
枕上授简，俾余为序。
——唐李阳冰《草堂集续》选段
这里李阳冰谈到李白是“疾亟”而终。
而刘全白在离李白去世二十九年后也写道：
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遂以疾终，因葬于此。
……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坟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
——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选段
而晚唐的皮日休在《李翰林诗》中也写道李白的死源于疾病：
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
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
蓬壶不可见，姑射不可识。
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
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唐皮日休《李翰林诗》选段
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他的死亡也有许多种说法。
《新唐书》中描写杜甫去世前吃了牛肉和白酒而导致死亡，牛肉与白酒不能相食的说法时至今日在中医那里有一定依据。
但事实上杜甫其实也是病死的。
在元稹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我们可以看到：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
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选段
杜甫晚年患有肺病、半身不遂、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可他并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好好休养，因此大半年来一直蜷缩在船舱里面，还不时受到饥饿的袭击，同时又遭受幼女夭折的惨祸，因而病情恶化而死在了湘江的一条货船上。
横死
这一类死亡因文人相争而遭遇横祸，比如刘希夷。
刘希夷之死的缘由在于版权纠纷。
刘希夷最著名的一首诗《代悲白头翁》，这首诗写得非常出众：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
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他在诗中以洛阳女儿的靓丽青春和已近半死的白头翁作对比，道出了人生青春易逝、韶华难留的深刻内涵。
清代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提到“黛玉葬花”。
《黛玉葬花词》与《代悲白头翁》在意境、意象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见其影响之大。
然而在若干年后编纂的《全唐诗》里收录了宋之问的一首诗《有所思》，其内容跟刘希夷这一首《代悲白头翁》有惊人的相似：
只是宋之问把刘希夷的那句"
洛阳女儿惜颜色"
改成了"
幽闺女儿惜颜色"
，其余的一尽相同。
按照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的记载，刘希夷跟宋之问是甥舅关系。
因为刘希夷在这首诗里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句写得太好了，他的舅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因此希望刘希夷把这个句子留给自己。
可是刘希夷刚开始答应了，后来却又反悔，许而不与。
最终宋之问恼羞成怒以土袋压杀刘希夷。
这里就不仅点出了刘希夷是被宋之问所害，而且说明了两人的甥舅关系。
行凶的动机是刘希夷“许而不与”，杀害方法则是“以土袋压杀之”。
为此小事而致使刘希夷的去世，我们不得不为他感到惋惜！
四诗人之死（下）
古代诗人除了病死或是横死，还有一些人是被一些地方官所迫害的，比如陈子昂就是死于迫害。
陈子昂在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因父亲年迈而解官回乡，不久父亲死了。
在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最终致使陈子昂冤死狱中。
关于陈子昂冤死狱中的原因，《新唐书•陈子昂传》记载道：
圣历初，以父老，表解官归侍，诏以官供养。
会父丧，庐冢次，每哀恸，闻者为涕。
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
子昂之见捕，自筮，卦成，惊曰：
“天命不祐，吾殆死乎！
”果死狱中，年四十三。
——《新唐书•陈子昂传》选段
史书记载得非常详细，陈子昂的被捕是因为县令段简贪图陈子昂家的财富。
陈子昂家人已经纳钱二十万缗了，但是段简贪得无厌仍觉还少。
陈子昂在监狱里面还算了卦，结果算出自己将会死于狱中，最终果然是死在狱中。
与陈子昂相类似际遇的诗人还有王昌龄。
王昌龄自幼家境贫寒，一生经历坎坷。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59岁的王昌龄辗转返回老家，途中经过亳州，被亳州的刺史闾丘晓杀害。
这一年他还不到60岁。
史书上很少记载闾丘晓杀害王昌龄的动机。
只有元代辛文房处有一个说法：
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此时闾丘晓所忌而杀。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选段
根据辛文房的说法，有人揣测王昌龄触犯了闾丘晓的“禁忌”而遭到闾丘晓的毒手，但更多人的观点认为闾丘晓因为嫉妒王昌龄的诗才与名气而趁乱杀害。
不过不管是怎么杀害王昌龄所谓，反正所处动乱时间，杀死了人也没人追究。
可是终究恶有恶报，在《旧唐书•张镐传》里有一处记载：
公元757年张镐奉命平定“安史之乱”，这一年的秋天为解宋州（今河南商丘一带）之围，张镐令亳州刺史闾丘晓派兵率兵救援。
然而为人傲慢、刚愎自用的闾丘晓看不起布衣出身的张镐，更怕仗打败仗“祸及于己”，于是故意拖延时间按兵不动，致使贻误战机，宋州陷落。
最终张镐就以贻误军机罪处死闾丘晓。
《新唐书•文苑传》对此有一个极为精彩的细节：
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
‘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
’晓大渐沮。
在行刑的时候，闾丘晓露出一幅可怜相，以家有父母的理由乞求张镐放他一条生路。
然而身为宰相兼将军的张镐只用一句话就把闾丘晓的话给挡了回去：
王昌龄的父母由谁来养？
闾丘晓闻听此言便默然无语了。
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当然还有一些诗人的死纯属自杀，比如初唐时期的卢照邻。
卢照邻因为患有关节炎，一生重病便疼痛难忍，不堪忍受，所以最终投水自尽。
谈及卢照邻的自尽方式，便一定会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投水自尽诗人，他就是是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当然关于屈原的死亡众说纷纭，除了大家比较公认的投水自尽说法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屈原是他杀而非自杀，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持这一观点。
屈原在的《渔夫》里描述了一个“行吟泽畔，形容枯槁”的憔悴形象。
屈原在江边散步，忽然一个歹徒从后面冲上来并拿起一个麻袋往屈原头上一套，于是屈原两眼瞢黑什么都看不到了。
随后这个歹徒从身后抽出一根绳索，把屈原一捆就往江里一扔，最终屈原就跟我们“说再见”了。
因而我们后来端午节吃粽子时，粽子用叶子包起来并且要用线将其捆起来的原因据说就是起源于屈原的被杀。
但是如果这样思考，那么我们吃粽子就等同于吃屈原的尸体了！
这实在令我们难以接受，而且我们也很难从情感上接受屈原以这样的方式死亡。
所以我们还是将屈原的死因归结为自杀。
相比而言，屈原的自杀跟其他人的自杀意义并不一样。
卢照邻的自杀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病魔之苦，自杀是一种逃脱，意义不是很大。
而屈原的自杀伴随着一些文化方面的意义。
屈原是一个忠君爱国之人。
他很有才华，他也当过官，但是后来不被楚王所重用，就被放逐了。
其实以屈原的才华，纵然被放逐了，他也可以谋求再就业，但是屈原并不想离开楚国，因此有人评价屈原是愚忠。
但其实屈原并不一定是愚忠，他只是热爱祖国，但这不等同于他爱楚王。
祖国和国家还是属于不同的概念。
屈原为什么会自杀呢？
他的自杀有什么意义呢？
屈原原来是信奉儒家的那一套思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选段
首先认识外在的自然，其后修身养性，最后辅佐君王。
可是屈原的前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可唯独在辅佐君王的时候发现实现不了最后的目标。
他发现自己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突然之间坍塌了。
人是需要有信仰的，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发生怀疑的时候，当自己信仰了一辈子的信念突然坍塌的时候，他一定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屈原也许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选择了自杀。
他的自杀告诉我们：
儒家的那一套自私路径是不可全信的。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儒家的那套理念的的确确是不必全信。
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也不一定能治国平天下。
前者与后者之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可能当时屈原脑子转不过弯来，并没有深究这一分析，以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实为遗憾！
不过不管怎样，屈原的死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间带给后人巨大的影响。
为屈原而设的端午节流传千年，而屈原所遗留下的爱国精神被后世无数志士仁人所影响，并成为中国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英年早逝之王勃（上）
古代诗人之死的原因很多，之前已经介绍了多种，或遭病、或遭祸、或受人陷害、或选择轻生。
关于死亡，有许多诗人并不像屈原这样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们生命的结束大多会源于一场意外，比如王勃的死亡。
他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7岁！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朝末年的一个著名学者、儒学大师，外号“文中子”。
王勃的叔祖王绩是中国文学界中被认为是唐代的第一位诗人。
王勃后来能成为“初唐四杰”之首，或许与他的叔祖王绩之唐代第一位诗人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几个缘分：
血缘
血缘关系的远近是更近带有相同遗传基因的概率来判断的，根据概率可分为：
一级亲属——父亲和子女之间以及同胞之间，其基因相同为二分之一；
二级亲属——一个人和他的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基因相同为四分之一；
三级亲属——表兄妹和堂兄妹之间，基因相同为八分之一。
或许祖上的才能与成就能够在后代人身上看到一些影子，这就与基因遗传有关。
虽然我们当然不肯定基因能够解释一切前辈与后辈的成败关联，但在日常生活中“子承父业”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苏辙当年带着苏轼苏辙二人参加科考双双考中，这或多或少与苏洵遗留下的文学血缘基因有一定关系。
赵匡胤及其祖上五代世代为官，从文官做到了武官，从地方官做到了中央官，从汉族官做到了外族官（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曾担任沙陀族后唐王朝禁军军官）。
赵匡胤成为宋代的开国皇帝固然有他的文治武功，但家庭的经历至少可以成为他实现目标的一条捷径。
再看国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年轻时曾经对哲学产生兴趣，又与一位女钢琴家结婚，至19世纪末成为欧洲钢铁巨头企业的掌门人。
想必可能是血缘的关系，卡尔的幼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成为了20世纪世界久负盛名的哲学家，而另一个儿子保罗•维特根斯坦则成为了20世纪最著名的单手钢琴家！
地缘
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区域文化成长起来的人，其性格和才情是会有差异的，例如江南人与塞北人的差异不言自明。
而地理位置上的不同也会形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上的差异。
这一特性最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古代科考的进士籍贯上。
从宋代始欧阳修与司马光的南北榜之争至明代南北榜案，其争论的动机就在于科举取士的依据是以成绩作定论还是以地区人数作定论。
南方士人坚持以分数作为录取依据，认为这样取士公平正当，而北方人坚持按地区分配名额，因为自宋代后北方相比南方更易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且天气条件恶劣，外围环境氛围的恶劣势必会造成读书氛围的淡薄，或许可能北方士人的佼佼者放在南方根本不值一提。
最终这一争论在明太祖朱元璋这里尘埃落定，统治者制定了南北中榜的确切占比，缓和了一定矛盾。
而通过史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历史上有一半多进士的籍贯来自南方。
不说别的，就拿唐宋八大家的身份，其中有六位来自南方，其中三位四川人（苏洵、苏辙、苏轼）、三位江西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足以可见南方确实更适合文人的自身发展。
姻缘
跟谁结婚是十分讲究的。
古人结婚都希望能够“门当户对”，尽管今天许多现代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封建陈旧的观念，但这个理念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恋爱虽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尤奇在中国重视家庭观念的社会氛围下更是如此。
家庭氛围、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在一个家族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即便周围的环境有变化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现实事物的看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快乐，夫妻双方才会保持更长久的彼此欣赏，也才会让婚姻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时值今日，我们依旧羡慕北宋时期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夫妻恩爱。
不难发现，李清照的父亲是礼部员外郎李格非，母亲虽不明确切身份，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是名臣之女；
而赵明诚的父亲是丞相赵挺之的儿子。
这在过去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结合是典型的“门当户对”！
尽管二人的父亲分数新旧两党，政治观念不同，但似乎丝毫不影响夫妻二人的知心知遇。
古代有许多文人士子的家庭出身可能并不是名门望族，但当他们通过科举这块敲门砖一跃龙门后便有机会提高自身的地位。
除了授官可以抬高身价之外，而有士子借通过与权贵的姻缘来改变自己的出身，例如李商隐迎娶王茂元的女儿。
尽管此举遭到了曾经待他不薄的牛党的唾弃，不过确实李商隐的这次婚姻目的就是希望抬高身价。
学缘
跟谁学习，导师是谁，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在不同老师的指导下，一个人会成为不同的人才。
还是再看那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打算子承父业成为钢铁巨头的继任者，因此在大学主修工科。
1906年，维特根斯坦前往柏林学习机械工程，并1908年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在此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喜欢上数学相关的原理与基础内容。
在1911年夏天拜访了弗雷格后，维特根斯坦听从了这位逻辑学家的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问学于罗素门下，后成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学生兼好友，罗素称这场相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之一”。
在接受罗素的指导下，从此维特根斯坦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青年时期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这是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唯一的一本书籍著作，但却被广泛地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而他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哲学理论发展。
如果没有罗素，维特根斯坦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高级技工”或是闻名遐迩的企业家，但历史十分有幸地让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相见，因此也让维特根斯坦成为了一名久负盛名的哲学家。
或许哲学家这个称号更适合维特根斯坦。
纵观王勃的经历，其成功至少与其出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王勃少年时闻名乡里，《旧唐书》记载道：
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
“此王氏三珠树也。
——《旧唐书》选段
王勃六岁就有写文章的天赋，小的时候就很聪慧，从小就能写诗作赋，世人目为神童。
他后来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或称“初唐四杰”，并等到了人们的认可。
上元二年（675年）的春天，王勃从龙门老家南下，前往并探望因为自己犯罪而受牵连被贬到交趾任职的父并寓所。
王勃一路经洛阳、扬州、江宁（今江苏南京），九月初到了洪州（今江西南昌），并在那里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
膝王阁大宴后王勃继续南下，并于十一月初七到达岭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后又渡海前往交趾探望了自己的父亲。
返程时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船只倾覆，王勃遭受海难溺水而死，其尸体被海浪冲到了今天越南的土地上。
现在王勃的墓地和祠庙都在今天越南义安省宜禄县的宜春乡
被誉为“越南的屈原”的著名诗人阮攸在王勃祠庙前写了一副对联。
对联内尽显对王勃的礼赞：
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
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
王勃流传至今的存诗不多，大概有八十多首，而且其诗作大多是五言律诗和绝句。
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的那一首《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诗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句一扫惜别伤离的低沉气息，成为唐人送别诗的名作。
在王勃的送别诗中有一个明显的主题：
以送行者与被送者精神的一致来克服离别的悲痛。
我们可以举他大量的送别诗来看出这一个特性：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涼千里道，悽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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