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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聆群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20世纪》这篇文章，对20世纪音乐史学发面具有重大影响。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发源于20世纪初期
清末，有部分学者做了大量关于音乐的笔记，包括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他们最初的笔记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的史料，正式成文是1936年李树化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
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的任务。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的观点。
阐述了“五四”前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并对中国文化战线发展历程作了具体的评论。
20世纪40年代新音乐运动史研究的直接影响：
1、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及用“新”“旧”的准阶级分析的标准，对音乐现象、人物和作品进行甄别的方法。
2、通过初步开展的“新音乐运动史”的教学，将教学与史学研究进行了较早的联系。
3、对20世纪四十年代前的史料作了一定程度的汇集。
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在1957年至1958年间。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一个小组，提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纲”。
随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各自建立了研究小组，开始了史料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制定教学大纲草案。
在“大跃进”年代，人们鼓足干劲争上游，在1959年先后形成书稿大概有四部，都为油印本。
一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铨民为组长，汪毓和为副组长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稿编写组，编写成果有：
黄翔鹏、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稿》一共为五编。
还有一部较为重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一共20册。
这一小组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汪毓和根据自己的观点又编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
上海音乐学院以陈聆群教授为主的音乐组编写了《中国现代音乐史纲》；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再生老师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
196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了由文化部音乐教材编写组组织的“音乐教材评审会议”，对当时的音乐教材进行审阅，评审合格的指定为全国通用教材。
如吴祖强的《曲式作品分析》教材就是此次评审通过的教材。
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作为试用教材。
1986年出版《聂耳画传》、《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抗日战争歌曲选集》、《解放战争歌曲选集》等。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编写是应了吕骥的那句话“要编写一部真正的人民的音乐史”。
文革期间重新改写的音乐史有：
《西洋音乐史》又名《西方音乐史》。
在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音乐史学的现状
1978年以后，中国音乐史学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学科的新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壮大（教学、研究活动推动学科建设；
教材和相关资料建设取得迅速发展）；
2、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3、伴随学科拓展引发的学术争鸣和思想更新。
教学、研究活动推动学科建设：
1980年后文化部教育司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多次举办全国性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是学术与教学研讨会。
198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音乐史学会”，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建立了一个交流平台。
1982年后教育部为全国高师系统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师资讲习班”和“中国音乐史研讨班”。
目前，中国高校中设有音乐系科的学校有588所。
1980年以后，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为首，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硕士生和博士生。
1985年开始，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曾多次召开“中国新音乐是研究会”。
汪毓和先生的“小白本”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公认的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中国作曲家只有两位，他们是马思聪和江文也。
通过对音乐家的重新评定为主导的研究，使学科的科学性得到强化。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横向拓展
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蒙古族音乐史》
专题史重要专著有：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榎本泰子《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刘欣欣《哈尔滨西洋音乐史》等。
除此之外还有，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2001年）；
钱仁平的《中国小提琴音乐》（2001年）；
传统音乐方面的《评剧音乐史》（1997年）；
常静之的《中国近代戏曲音乐研究》（2000年）；
韩淑德、张之年的《中国琵琶史稿》（1985年）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1995年）等。
纵向的拓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音乐史学从研究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音乐的跨度，在时间上延伸到了80年代。
中国音乐史学在时间上的纵向拓展重要成果有：
李焕之主编的《当代中国音乐》，还有一批跨时期的作曲家作品和音乐家传记出版。
1987年开始出版，每年一册的《中国音乐年鉴》。
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年》
孙继南《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年》
李文如《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修订版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套装上下册）[精装]》）
20世纪末出现的新著作有：
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1993年）
凌瑞兰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史略》（2004年）
台湾出版的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1998年）等
这一时期主要的专题史也有所发展，著名的有：
明言著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李双江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
伴随音乐学科拓展引发的学术争鸣和思想更新：
1、由“新潮音乐”引发的对中国音乐创作的争鸣。
2、在对音乐历史回顾与反思中的争鸣。
3、20世纪音乐道路中中西关系的争鸣
4、相关“重新音乐史”的争鸣
1988年在上海举办“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国际比赛”之际，音乐界展开了关于所谓音乐上“中国风格”问题的讨论。
刘靖之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是中国音乐的“欧洲中心论”。
音乐史学研究中个体特征开始显现，方法日趋多元，并逐步摆脱了左倾思维模式及笼而统之的“通史”和教材的单一模式，通过众多的音乐专题研究使得学科的成果日益丰富，并由此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
——以“文革音乐”为例
前“文革”的中国音乐概述
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亟待加强的原因：
1、从音乐史学方法论角度看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的必要性。
2、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现状存在的不足看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必要性。
就音乐史学而言，它的主要研究方法只能从构成其研究对象最本质的两个方面，即史学和音乐学来反向构成。
史学方法总体而言是指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史料，发现其因果联系与历史本质，探寻历史发展脉络的方法。
历史性是史学的根本性关注点。
音乐学的方法总体而言，应当不脱离音乐的实践、创作、观念、社会生活、审美取向及其主体音乐家的活动等。
方法论的启示：
历史是流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观念、社会音乐生活及其音乐审美取向泛化成的作品。
戴嘉枋认为，传统音乐的产生与当时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有相关大的关系，如昆曲的旋律曲调很优美，但是节奏很慢，咦咿呀呀的，这与当时人们的农耕社会及生活节奏有着一定的联系。
现如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也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密接结合的。
在不同的区域或民族中，由于地理环境和民风习俗的影响，音乐存在着音乐观念、社会音乐生活及其音乐审美取向上的差异。
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现状存在的不足：
模糊的“人民性”的提法，抹杀了一定时间段中的音乐文化多层次、多样性历史的呈现。
大一统的观念制约了对不同区域中音乐文化的差异的观照。
一统化的教材编撰方法形成了单一的粗放型研究模式。
20世纪音乐史学工作者，两个基本功和人文学科知识的储备不足，导致20世纪中国音乐史徘徊不前。
加强区域史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音乐史区域间和而不同的全面认识。
加强断代史研究将对20世纪中国音乐进程中各个时期的音乐文化有更深入的体察和了解。
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建立宏观的历史观念，以及重视区域和断代的本质特征（“鱼”与“水”的关系）。
尊重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时代选择，在研究中要“以人为本”，不要神化，也不要鬼化。
重视史料（特别是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与鉴别。
无论研究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是宏观或微观的，在研究的过程中，都应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跳进跳出”的办法）。
研究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区域史与断代史的目的：
把通史粗放型的研究变得更有层次、更精致。
区域史和断代史的研究应建立起多元化的音乐史学观念，即面对音乐历史文化丰富多样的客观实际，所建立起的全方位、多截面进行考察、剖析的观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秧歌剧是一种小型的歌舞剧。
是抗战时期在延安解放区创作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像《白毛女》等“民族新歌剧”。
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区域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根本问题在于从总体到个别、一般到特殊，独立与联系等多元化审视中，健全音乐史学的映照功能。
文革中间的地下知青歌曲
地下歌曲：
就是跟当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党、歌颂毛泽东、包括歌颂新生事物）格格不入的，也就是一种“亚文化”的形态。
主讲内容：
新民歌——“知青歌”的出现
“知青歌”的分布与流传
“知青歌”的内涵及其音乐特点
对“知青歌”的嵌禁
“知青歌”的历史意义
“知青歌”的出现
民歌的特点：
通过口传心授在民间自发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改变，往往无法确定原始作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一个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这是为当时的五七干校一部分的家属，她们随着自己的丈夫到城市里，她们也不愿意呆在城里也愿意上山下乡去这么一个报道所配发的一个社论，这个社论里刊登了一段毛泽东当时的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想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老三届：
666768
据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报道，从1968年至1975年，中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经达到了1200万人，其中包括1967年和1968年的近200万人。
以197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总数估计为1.25亿的话，在上山下乡中被送到农村过的知识青年将近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
1975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结束，一直到1978年至1979年之间才结束。
所以这个之后又有将近500余万人上山下乡。
所以，中国在“文革”期间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近1700万的水平。
这个人数是很高的，几乎是在当时的城镇户口里面，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到两个。
1968年开始，数百万的知识青年怀着满腔憧憬上山下乡，但农村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对现实生活的失落与哀叹，对父母和城市生活的怀念使“知青歌”应运而生，并迅速在知青中间广为流传。
上山下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兴奋、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最后的失落的过程。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之前，认为是改造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怀着改变农村面貌的雄心壮志去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知识青年是不愿意到农村，那对于知识青年的动员，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如到他们家办学习班，让你24小时不能休息，反复的跟你谈革命的大道理等。
在这种利诱和胁迫下，再加上24小时不间断地轮番地给你办学习班，最后达到上山下乡的目的。
“一片红”现象。
68届基本上全部上山下乡。
知青下乡面临的问题：
怎么看待农民的问题。
非常强烈的物质生活差异。
心理上的落差。
知识青年既不是农村的人，也不是城市的人，成了多余的人，这对于知识青年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个政治人物“红卫兵”，他们当年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觉得他们是主宰社会命运的一代天之骄子，现在却变成一个农村中间什么都不是的角色，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使得知识青年产生了一种思想情绪，跟原来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革命的艺术推向了极端，我们从红卫兵音乐中间，我们得知当时的音乐是高、响、快，充满了战斗性，充满了革命豪情。
“碧芝自制饰品店”拥有丰富的不可替代的异国风采和吸引人的魅力，理由是如此的简单：
世界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饰品文化，将其汇集进行再组合可以无穷繁衍。
“知青歌”从广义上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借酒浇愁”，借相宜的既有的歌曲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音乐曲调多来源于文革以前的《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抒情歌曲，也包括当时已经开始悄悄流入大陆的一些港台流行歌曲，如《苦咖啡》、《蓝色的街灯》、《你为何要离去》等。
像类似这样的歌曲，“借他们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2、“旧瓶装新酒”，也就是在现成的歌曲的曲调中间，填上自己触景生情引发的歌词，也就是依曲填词的歌曲。
当年的知青，现代的作家苏杭，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当时他们流传的根据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来进行填词，这首歌表现了他们当时的一种非常困乏的物质生活以及他们比较尴尬的生活情景。
譬如，歌词所描写他们收工回来以后，自己要动手做饭，这时肚子已经饿的呱呱叫，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想念好吃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填词“休息地球来到塞外小村庄，熬鱼炖肉炸虾使我日夜想。
新蒸的窝头吃不到嘴，只好围着锅台等着窝头凉”。
还有一首甘肃的知青根据《陇东道情》填词，颇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唱词，他们通过歌颂毛主席，憧憬毛主席跟周总理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歌词：
“一唱毛主席，人民的毛主席，羊肉炖鸡可着吃，馍馍是白面的。
二唱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艽下压着个飞鸽车，轮子是带链的”。
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的知识总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缺乏在商业统计、会计，理财税收等方面的知识；
也无法把自己的创意准确而清晰地表达出来，缺少个性化的信息传递。
对目标市场和竞争对手情况缺乏了解，分析时采用的数据经不起推敲，没有说服力等。
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大学生创业知识的缺乏；
3、“自酿自饮的苦酒”，也就是从词到曲都是由知青自己创作的自创歌曲。
在我们学校大约有4000多名学生，其中女生约占90%以上。
按每十人一件饰品计算，大概需要360多件。
这对于开设饰品市场是很有利的。
女生成为消费人群的主体。
手工艺品，它运用不同的材料，通过不同的方式，经过自己亲手动手制作。
看着自己亲自完成的作品时，感觉很不同哦。
不论是01年的丝带编织风铃，02年的管织幸运星，03年的十字绣，04年的星座手链，还是今年风靡一时的针织围巾等这些手工艺品都是陪伴女生长大的象征。
为此，这些多样化的作品制作对我们这一创业项目的今后的操作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一、“知青歌”的分布和流传受所属知青两大群落因素的影响。
当时的知青分为两种类型，即“生产建设兵团”（多在边疆，平时戍边、种地，必要时参军打仗，每月36元工资）和“各个生产队”。
上述所示的上海经济发展的数据说明：
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上海的饰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为造就了一个消费额巨大的饰品时尚市场提供了经济基础。
使大学生对DIY手工艺品的时尚性消费，新潮性消费，体验性消费成为可能。
二、“知青歌”的分布和流传受知青原家庭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
三、“知青歌”的分布和流传受上山下乡地域因素的影响。
（4）信息技术优势
400-500元1326%“知青歌”的流传渠道（空间）：
知青聚集地的口传心授、传抄歌本、回城探亲同学相聚时的交流、“传歌者”的教授与传唱。
1、现代文化对大学生饰品消费的影响“知青歌”的流传时间：
（三）上海的文化对饰品市场的影响1969——1971年为潜伏期
图1-2大学生购买手工艺品可接受价位分布1972——1973年为松绑期
1974——1975年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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