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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这是最高最终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综合评价：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
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名家评价：
梁启超：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
郭沫若：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钱钟书：
（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
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
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
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
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
《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
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
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1962年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
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
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
胡适的主要著作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戴东赢的哲学》（1927）、《白话文学史》（1928）、《胡适文选》（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胡适日记》（1933）、《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1949），以及《先秦名学史》（1922）等英文论著等。
（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1918年5月，首次用"
鲁迅"
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领导和支持了"
未名社"
、"
朝花社"
等进步的文学团体；
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
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
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
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蔡元培：
（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字鹤卿，号孑民。
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
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主要著作有：
《作家书简》蔡元培等著1949.2
《中国论理学史》1937.5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等著1925.6
《美育实施的方法》蔡元培等著1925.6
《哲学大纲》1915年1月版《国耻演讲集》1933.7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蔡元培等著《蔡元培言行录》1931年1月版《艺术谈概》《蔡元培言行录》《蔡元培国耻演讲集》1933年《申报》馆出版。
章太炎：
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
后改名绛，号太炎。
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
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
关于儒学的著作有：
《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４００余万字。
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
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
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
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
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
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季羡林：
（1911~2009.7.11）：
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朋友：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
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
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
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
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
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
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
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名人评价：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
他称：
“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
”“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中国就鲜少有真正的国学大师了。
金岳霖：
（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祖籍浙江诸暨。
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
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
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凭三本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金岳霖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岳霖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他是“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泰斗也是个书呆子。
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
“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5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
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职务。
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
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
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
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
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
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
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金岳霖又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
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
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
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
“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
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
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
“您哪位？
”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
“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
”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
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
他急了，问：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
”王喜这才想起：
“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
”阿弥陀佛，原来姓“金”！
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岳霖，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
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
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
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讲道：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
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
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
老金为什么请客？
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
“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终生未娶，爱了林徽因一生。
大师的趣闻轶事：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时，在黑板上分别写下“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全场大笑，原来写的是“胡说”。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已有眼疾，在岭南大学居住的两层楼房的一楼给学生上课。
当时选修他课程的不过五六人，陈先生绝不因选课学生多少影响他的讲课。
夏天，他身着便装与助手一起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听课，他都要自己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
看着老师摸索着下楼的身姿，学生们感动不已，为师的高大，在他们心中已然耸立。
辜鸿铭：
1856-1928，福建同安人。
1867年，赴英留学；
1912年，参加宗社党保皇；
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
19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
“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
”辜鸿铭微微一笑，道：
“孔子的思想，就好比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
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
”不待对方发话，他又接着说，“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
比如说，我们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
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十一！
嘿，我真是落伍得很！
”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哑口无言。
五四运动时，辜鸿铭虽然是保皇党，却要与蔡元培同进退。
他说：
“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
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而他的解释是：
“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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