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与学术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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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书《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中国近现代人物面包括林语堂、冯友兰、胡适、赵元任、余英时先生。
第二部分讲的是中国语文的改革，在海峡两岸引起争议比较多繁简字的问题和世界语的问题。
世界语在国内都是持非常正面和肯定的态度，从19世纪末一直到现在，世界语在中国非常活跃，，它的英文名是Esperanto，但是在美国知道的人很少。
第三部分是我在海外一些杂感，围绕着中国文史的圈子所写的一些文字，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文字的积累。
现在能够有机会在北京和国内的读者见面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70年代研究胡适并非易事
耿云志：
谢谢各位！
我跟周先生相识在1988年，已经25年。
我们相识的原由就是因为对胡适的研究，我后来组织了许多胡适研究的活动，他非常的支持，从1992年北京饭店的聚会，几乎都参加，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周先生对胡适的研究贡献很大，20多年来从事胡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卓有成绩。
特别是胡适英文文献的整理方面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这个视角非常的贴切。
这里面讲的都是学人，学人对现代事物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的多。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人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历经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完成转型的程度也不一样，林语堂、胡适、冯友兰等这些人物对思想、政治、文化的选择上大家是差不多，都希望民主和自由。
但是在担当上又不太一样，林语堂、赵元任他们只有选择没有担当，胡适这个人是有担当，并且有一定的使命感。
不但选择自由和民主，而且终生为此奋斗，这个非常不容易。
胡适与梁启超是两位紧密衔接的两代学人。
胡适自己承认受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两个人在中西文化结合创造新文化，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他们基本上一致。
但是，路径却有很微妙的区别。
我的感觉是，胡适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有助于现代化的科学成果。
而梁先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西方的文化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成果。
从理论上说殊途同归，但是实践上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无法做到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选择中国文化，因为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多多少少有些隔阂。
胡先生不一样，胡先生一生从19岁到美国，71岁去世，有26年多的时间是在美国（西方）度过，有一小半是在国内，对西方的文化非常了解。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接受梁启超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胡适的就比较的难，大部分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非常少，甚至相当的隔阂，这还影响到个人转型的完成，以及家庭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型。
梁先生从传统中顺利平稳的过渡到现代生活，他的子女们的教育都完成非常好，过去说“一门三进士”是非常了不起的，梁先生是“一门三院士”。
胡先生有使命感，不仅选择了自由民主，而且愿意为自由民主而牺牲。
胡先生说“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他是一个有担当、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
在他100岁诞辰的时候，台湾举行了一个纪念展览，把他的长子胡祖望请来，胡祖望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有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答复了一句话，他说，“我父亲为社会贡献的很多，为我们家庭贡献的很少。
”这说的是实话，他并没有责备父亲的意思，因为他父亲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民主自由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特别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在老二成长的关键时期，恰好是胡适的风云时代，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了于了学术、文化、社会、国家，没怎么真正的关心胡思杜的成长，这个孩子有点不务正业，念书念的不好，勉强的给他弄到美国念书，八年换了两个大学也没毕业，后来回到了大陆，在1957年反右期间，不甘受辱，上吊自杀了。
大家知道研究胡适在我国环境里，不是很随便的一件事情。
我从1975年开始研究，公开发表有关胡适的文章是1979年。
当时还只能限于新文化运动胡适所做的贡献讲一些公道话，不能涉及的太多，涉及的太多没有人给你发表。
1979年的时候，我跟我们所的社长商定要重印胡适文存，结果中国大员亲自出面阻止了。
他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国社科院的第一任院长，他说，不行，而且话说的非常厉害。
他说“现代年轻人不太好理解，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
到1983年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我们研究所认为我是重点审查对象，把我给审查了几个月。
到1986年，有一位史学界的名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其中就提到的胡适研究。
从那以后没有人公开批判我。
但是做起事还不是这么的顺畅，比如说第一次胡适研讨会1991年气氛相当的紧张，幸好当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支持，会开起来了。
胡适当年讲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说“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以，新文化运动是一定要搞”。
胡适说，“这个想法太武断的，不太切合实际，有我们这些和没有我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没有这些人（北大的新教授）新文化运动也许将会发生，可能会推迟几年，规模可能会小一些，思想观念会浅薄一些。
我们没有人鼓励我们去做，我们觉得应该做，我和我的朋友开始了这项工作，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和我们的努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些年来尽管我有许多其它的工作要做，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研究胡适，如果说以前我们研究胡适学术、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人涉及，涉及到了也是一笔带过。
另外，没有向学术圈以外去推广胡适的思想。
到本世纪以来，一个是政治问题开始谈了，一个是向胡适研究的圈外推广胡适的思想观念。
在5月中旬的时候，我在胡适老家安徽绩溪县有一个矢志中学举办了“中学生读胡适活动”，我们给他们提供了200本书《胡适文选》，在老师的辅导下写作文，就是说你怎么了解胡适的就怎么写，后来老师们挑出了50多篇文章，交给了胡适研究会，我们请几位专家，做了进一步的评判，评出来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还有纪念将若干。
举办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发现影响也非常不错，大家也非常的热情，也觉得这个值得做，而且县里的一些人（副县长、当地文化界）都非常的关注。
这就是说，我们把胡适思想观念推向胡适研究这个圈外，向普通群众，向青年，特别是向青少年。
我觉得我们国家，社会多年来积累了一些垢病，胡适的思想是对症的良药，比如说过去我们革命主义笼罩了一切，胡适从1919年就倡导要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精神：
讲真话，个性主义，世界化
第二，胡适反名教和口号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注重宣传口号，到一个地方先是刷标语。
我小时候（我是东北人，在农村长大的）1946年见到八路军。
八路军到我们村子一住下，第一件事先是洗脚，然后是写标语。
标语和口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重视的。
胡适特别的反对这个。
他说，这个就像小孩子打架，打架打不过人家了就在哪写一个“打倒王小二”等等的话语，口号解决不了问题，要实际去做。
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标语口号都不要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适可而止。
最要不得的就是喊了口号，贴了标语，开了动员会以为事情就做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胡适在这方面是治病良医。
第三，胡适先生提倡讲真话。
他说，“讲真话保你有力量。
”谎话就跟打电筒打出的光柱是一样的，林肯说“谎言可以欺人一时，不可以欺人永久”。
现在谎话到处都是，欺人之谈天天都有，这害了国家、民族、子孙后代，实在是要不得，大家都讲真话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30年代胡适先生给《王小航先生文存》写序。
他说中国人爱讲假话。
他说，“讲真话吧朋友。
”胡适说，这句话非常的使人感动，谎话太多了。
费的这么多的精力编造谎话，还不如去说真话。
胡先生给他写序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句话。
我不敢说我一生没有说过谎话，但是我没有恶意的去编谎。
现在做学问的时候，除了一些不能讲的话，或者是不得不引关键的话，我在做学问的时候还是敢讲真话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惹了一些麻烦。
胡适思想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是，一切从当下的事实出发。
从实际出发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胡适先生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有独立的观察，独立的分析，独立的提出自己见解，哪怕说你自己错了，你自己去总结错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老是迷迷糊糊跟着别人走就太可怜了。
胡适思想最根本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把人充分的独立，充分的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充分的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这样，社会肯定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社会。
另外，世界化。
我们中国之所以在这100多年来有一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沿着世界化的路走，搞开放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进步，就一定要开放，一定要走世界化的路。
早在清末的时候，李鸿章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做学问，你要是不跟别人交接，不接触，这个学问就不会有大的进步，只有跟人一起讨论、切磋，学问才会做好。
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这样。
周先生这本书我没有太具体的讲，但是，周先生和我对胡适的理解不是说完全的一致，至少也是十分的相近，大家仔细读读周先生的书，肯定可以得出跟我的看法大体相同的观点。
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不准确的地方，请周先生、马先生、在座的各位提出批评。
我非常希望听直率的批评，直率的批评比不着边的颂扬要益的多。
古人说，“过当之誉,其害甚于实时之毁”要给人夸奖的过分对他的害处，比你说他几句坏话还要大。
所以，我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马勇：
谢谢耿老师和周老师！
我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胡适，我们中国思想史是把他完全的屏蔽掉，应该看到中国30年来中国在胡适的研究上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我们今天中国能够选择的路径，可能还是胡适给出的渐进改良。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气节和学术》，这也是周老师这本书中讨论的主题，比如说讲冯友兰、林语堂的地方。
他们一致强调胡适的担当和政治上的坦然，我们做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学问与气节到底哪个重要？
比如，在50年代冯友兰、郭沫若、顾颉刚等人都在政治面前有所改变，包括在文革时最严重的梁笑、余秋雨这一波知识人都有风光了一把，后来都被政治所抛弃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转变？
欢迎周老师。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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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气节还是要学术？
我是目睹中国近30年来的改变，第一次回到中国是1988年，对中国过去20年的改变我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在胡适研究中。
当代人能够把胡适给引进来，耿老师是整个运动的带头人，今天能够这样谈这些人，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从80年代开始，特别受到关注的几个民国学人如梁漱溟、陈寅恪、吴宓，他们的全集和日记都出版了，什么原因大家对他们这么有兴趣？
我想并非集中在这些人的学术上，我们讲到陈寅恪有多少人对他的《隋唐制度渊源史的论略》真的有兴趣，或者是有多少人对他的《唐代政治史》有兴趣？
讲到梁漱溟的时候，有多少人对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有兴趣？
我觉得我们的兴趣是在他们对当道的态度上。
所以，像余英时研究陈寅恪，与其说他是在研究陈寅恪的学术，不如说他想从陈寅恪非常晦涩的诗词中，找出一个答案。
比如说梁漱溟1953年9月16—18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中和毛泽东一个争论，所谓农民的生活是在九天之上和之下的问题。
当时被毛泽东破口大骂，在《毛选》中有收录。
结果，美国的学者艾恺的《梁漱溟传》开篇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敢和毛对抗，而且不屈服。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也说“不自昧其所智”的信仰。
我们说气节与学术，所谓气节这个字，定义是什么？
无非就是知识分子和当道的态度。
我们要区分硬骨、软骨和媚骨，以硬骨著名的梁漱溟，以软骨著名的是冯友兰。
现在陈寅恪的研究之所以这么的热门，主要是因为其气节。
他做历史所的所长，唯一的要求，我不能遵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否则我不就这个职务。
像这一点能够在当时的情况提出来非常了不起，这也是我们的着眼点所在。
讲到冯友兰的问题，可以由几篇文字对他的批评开始。
1950年代对他批评最直接的是张君劢，张君劢看了《学习与悔改》文章之后，写了公开信给冯友兰，“你读了圣贤书读了这么几十年，你即使因此而死，也应该死的很有意义，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这两个字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忏悔和悔改”。
1977年的是王永降和陈启伟写了《评梁效某顾问》某顾问写的就是冯友兰，骂他是御用文人。
“你要好生记得伟大主席，跟你的高见”。
到1987年傅伟勋也是在这点上批评他。
往往我们好像觉得气节比学术更加的重要，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历代都是奖励气节。
在气节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问题值得我们关怀，一方面是看到无耻的文人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以冯友兰为例，冯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研究，在20世纪必须是第一人。
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胡适《哲学史大纲》被取代了，在海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几乎是国外大学中的定本，这样的地位在后人论到冯友兰的时候很少提到这个，都只会提他的气节问题。
我是想从冯友兰思想中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进行了一些分析。
1988年12月，我第一次会到大陆来，去北京燕南院三松堂特别拜访冯友兰（90多岁）。
我们的交谈是通过他的女婿传译。
我看到冯先生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到现在都记得。
我说，在您等身的著作之中，有没有后悔发表的文章？
他女婿用河南话传译给冯友兰，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眼睛闭着就像我不存在一样。
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把我轻轻地就给打发了，拒绝回答我。
我又问“您觉得胡适的贡献怎么样？
胡适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怎么样？
”他说，“胡适的西学比中学好。
”他虽然已经90多岁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脑子非常的灵活，回答得也非常的巧妙。
我问，“您觉得传世之作是哪一个？
”他说“《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引用了金岳霖的话，“哲学是概念的游戏”。
这句话传到中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冯友兰说“这个是哲学的真实性质”。
冯友兰善变的根源
我们在批评冯友兰善变、多变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思想上的根，这个就是他思想上的根。
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他的绝笔之作，提出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惊讶，哲学是他毕生的事业，毕生的工作。
在他去世之前他说“哲学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
”我觉得他这句话为他自己的多变和善变做了一个解释。
哲学是为我服务，不是我为哲学服务，我们学哲学是提升人生境界，是为了享用哲学的概念，哲学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是为我所用，我不为工具所用，这个是冯友兰和传统中国哲学家和理学家在概念上很大的不同。
所以，他特别的提出来，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他说，宗教是使人信，哲学是使人知。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知”而不是在“信”，这点是跟我们常常做中国文史研究和受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影响很深的人是不同的，我们在气节上论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是在这一点上，认为“知之深，必须要转化为信之坚”，如果说我知道的我所坚持的就要信，在冯友兰看来，知和信是要截然分开的。
如果说你知了以后就变成了你的信，反而使你看不清楚，我本来是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为因为我过分的信仰，却变成了障碍，他所要的绝对不是这个。
他所要的是我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而不是对中国哲学的信仰。
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分的比较开，在中国往往是混在一起，他把人生的境界分成了几个境界，他认为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的境界，在天地的境界是我对所有的价值已经无所肯定了，我不再肯定某一个价值是正面的，某一个价值是负面的，天地的境界比较接近庄子，他也做了庄子英文翻译和注，都做了一定的工作。
在冯友兰看来，你们不免是一个道德境界的人，来批评已经在天地境界的人，我为何要在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看来，我为了要谋生存什么都可以做。
比如说孔孟的仁义礼智为我所用，庄子为我所用，马列主义也可以为我所用，这里面没有什么所谓坚持或者很难的事情。
我们往往把冯友兰的改变认为是经过的一番挣扎和痛苦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他自己到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也说的非常清楚，我只是为了生存。
最后，他说言必信、信必果这是一个侠义的概念。
言不必信，信不必果，唯义所在。
如果说言行合一的境界，这是一个侠义的境界，言行合一未必是圣贤的境界，不合一你的标准在什么地方，是“唯义所在”，“义”，义者宜也。
我为了生存今天可以尊孔，明天可以反孔，你们在批林批孔的时候，让我出来反孔，我就反孔就可以了。
在中国哲学史中，把孔子认为是中国开始的第一人，这个没有什么困难。
反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磨难、屈辱，我们常常把这个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或者是戏弄知识分子，很少看到冯友兰这样的人，一方面是当道在戏弄他。
另一方面是他在戏弄当道。
毛泽东在这一点还是比较高明的。
1949年冯友兰见毛泽东的时候马上表示，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说“我在5年内要以马列的新观点来重写哲学史”，毛泽东说：
不必过急，慢慢来，还是以老实为宜。
毛泽东的信是1950写的，从1950到冯友兰去世，又过了50年。
最基本自由是要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角度来批评当时在信仰上有所改变的人。
胡适说，我们对他们要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胡适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哪一个自由是更急迫的，我们总觉得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是有沉默的自由，不说话的自由。
所以胡适对冯友兰、周一良等在当时悔改和认错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是无限的同情，胡适从来没有用一种气节来论人，用气节论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胡适所反对的以理杀人。
戴震说，以法杀人已经非常的可怕了，以理杀人更加的可怕。
冯友兰是不是完全的没有反抗？
冯友兰有他的反抗，他的反抗从两个角度来看，他在必须改变的时候，动不动就在他的序言里面写“我又脱胎换骨了”，一直到最后，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本的第七卷，在里面有所反击。
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反击，如果说从司马迁开始是写历史，冯友兰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写中国现代哲学史。
他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他的命运跟王船山比起来还不错，9年以后就出版了。
这本书也非常的好，如果大家对近现代思想史有研究就知道里面写了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胡适、他自己等等，他写毛泽东的时候，说毛泽东的思想经过了几次的转变，从一种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演变为发狂式的幻想。
这些话一直在他去世前一两年才敢说。
等到他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他又病了，他在病中说，“不必送我去医院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像冯友兰这样的人也非常值得敬佩，他的精神可以用四个字“受禄不愧”来概括，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不管在什么样困难的情况下不发疯，不停止写作，说假话也可以，能够不断的创作，能够活下来，能够把哲学史新编的第七卷写完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方面要说他的善变，另一方面要对他们的坚持给以相当的敬意。
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
周老师给我们解读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冯友兰，我看周老师文章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想。
我在研究梁漱溟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两家也围绕气节的问题发生了一些问题，几十年不能和解。
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变化相当的复杂，他们和当道者互相的戏弄。
有一些转变也非常的难说，像我们讲的马寅初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在民国时候和国民党抗争是非常的厉害，骂四大家族和蒋介石骂的非常的凶。
但是，蒋介石不敢去直接的抓他，在1949年马寅初却是要求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人，后来是赢得了道德上的同情（计划生育问题使他受了磨难），改革开放以后，他是一个完人，不得了。
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是非常的扭曲。
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包括最近出版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
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还有相关的作品，我们是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引导走来的，其实我们都有毛泽东崇拜的时期。
70年代出去当兵，当时，非常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哭，原因是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来源。
现在就不一样了，有多个信息来源，不论什么胡说八道的言论，我们都有另外的渠道，我们到微博上去看一看，马上就把一些东西给颠覆了。
5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磨难和自我改造。
像冯友兰主动和当权者去戏弄，其实他们这一代也有一个不断的自我改造。
因为在50年代到60年代改革初期，他是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不是最好的我们就要改造。
我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他的日记都是在写思想改造的问题，吃菜团子说是要忆苦思甜。
思想的改变还是要靠信息的开放和多元化。
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耿老师和周老师进行提问？
观众：
我冒昧的问一下，冯友兰的善变以及到最后时刻的改变或者说是一种反击，您是怎么认为他的反击和善变的关系？
我觉得冯友兰是聪明的，让我接受什么东西，我就接受什么，哲学为我所用。
冯友兰真的是一个无耻之人吗？
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我也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你会更加的有耻吗？
也未必。
冯友兰的女婿把他思想的改变分成了三个段落。
从1919到1949年这30年是冯友兰建立自己体系的时候；
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是冯友兰丧失自我的时候；
1979到最后是回归自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分的非常对，很多人认为第一段的冯友兰是真的冯友兰，第二段是假的冯友兰，是以真假和高下来分的。
我的解释是，我们不能以真假或者高下来分。
从1949——1979年这30年中，不但是冯友兰或者是应世哲学充分使用的30年，不但不是假的，而且是真的，正是他所相信的，我需要用的时候，我就用，没有所谓的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没有真假。
张君劢和胡适在近代有很多的论战，关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五四运动时候对中国的冲击。
冯友兰说胡适的西学比中学好，胡适本身的局限性会不会使我们在五四运动中让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反而忽略了中方的现代化？
我的看法是，胡适是抗战结束后尝试性的看看共产党有没有可能接受民主自由的原则，毛泽东放弃武装做和平的第二大党，去宣传群众，争取自己得到执政的地位。
他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毛泽东没有理会他。
从国共两党战争公开化之后，胡适没有考虑国民党失败，也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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