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地区主义的发展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启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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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合作的愿望。
地区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动态的合作过程,没有合作的意愿就没有合作的实践。
如果说前面几项是地区主义产生的客观基础,合作意愿就是地区主义产生的主观条件。
当代地区主义的发展经历产生——低潮——重塑的过程。
地区主义最初产生于二战后初期,它是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反思国联失败、与普世主义者论争过程中兴起的。
在组织层面上主要表现为:
维护国家主权、避免大国干涉的综合性地区组织;
两大意识形态交锋产生的地区军事联盟;
加强地区范围内经济、社会等领域合作的功能性组织。
进入20世纪70年代,民族国家体系最终形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基本稳定,各国开始把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国际社会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移。
在此背景下,地区主义进入低潮,一些传统的政治安全型地区组织的影响有所式微。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为地区主义的重振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随着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减弱,冷战合作战略基础的消失,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摩擦和竞争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欧盟率先加强地区整合,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也改变原来对地区主义的消极态度,对地区主义显示出浓厚兴趣,加快在西半球以己为主导的地区整合步伐。
这促使其他地区国家必须选择长远性的战略对策,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尽管以经济为核心的全球化加速发展,但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给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众多的挑战,绝对不可能坐享红利。
若不能正确应对其负面影响,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会被边缘化。
在纷繁复杂、民族利益至上的当今国际社会,虽然共同利益在增多,但要想形成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知仍并非易事——如各国都公开反对恐怖主义,但对一些恐怖组织的判断却不尽一致,甚至是大相径庭——更遑论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性多边机制。
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片面的国家主义无疑是固步自封,自取灭亡,片面的全球主义无疑是不切实际,走入误区。
由于地缘位置相近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关联利益,有着较为密切的各种联系和共同之处,使主张合作,介于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地区主义成为适宜选择,使创建新的地区组织或者扩展原有地区组织功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潮流。
地区主义不是对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排斥和取代,而是“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
[1]因此,无论从追求目标看,还是从成员国的主权观和利益观看,冷战后重新崛起的地区主义并不是原有地区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表现为一种新型的地区主义。
它不是依靠传统的力量因素维持全球和地区秩序,而是通过融合与整合,依靠培养出来的整体观念,规范国家的行为举止,建立崭新的地区秩序;
它是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通过国际合作机制获得更多、更优惠的融入国际化条件,在互利与互补中发展自己。
地区主义的这些新发展不仅丰富国际社会的结构和画面,而且对地区层面的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综合学者的理论论述和地区主义的实践,可以看出地区主义有以下一些特点:
（1）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地区化是由交通、通讯等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社会经济进程,是公司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受经济因素刺激做出的自然性反应,是一种市场力量,呈现出不以国家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性。
它是地区主义产生的条件,抑或说是初级形态的地区主义,但与典型的地区主义有一定的区别。
严格地说,地区主义是地区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它强调国家在地区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国家有意识地加强功能领域里的合作,是国家带头的“地区合作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它们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的形式出现。
换言之,地区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和问题,地区主义虽然解决的不一定全是政治问题,但它表现为一个政治概念和问题。
[2]
（2）地区主义不同侧面的发展不同步性是正常的,成熟的地区主义应当是复合地区主义。
从关注内容看,地区主义主要表现为安全地区主义、经济地区主义和社会文化地区主义。
[3]由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不具有对抗性,呈现出互利的特点,政治安全领域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形成共同观念不易,因此,一般来说,地区主义的起步是从经济社会等领域入手的,安全地区主义发展相对滞后。
不过由于政治经济的密切相连,经济社会地区主义的形成必将带动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地区安全共识的质量也影响着经济社会地区主义的进程,完整成熟的地区主义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复合组成的地区主义。
（3）地区主义形成的外在体现是建立制度性的框架,内质是成员国具有同质性高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行为取向。
地区主义的目标是铸造地区共同体,既有效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又培育公共规范和意识,促进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增强地区特性。
建构主义理论也认为共有的价值、规范和观念等集体认同在处理国家关系、建构国际制度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地区主义形成的内质是成员国具有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共同的行为取向,把本地区利益放在首位。
当然,共同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更多地表现为在多样化的地区里,形成平和包容、平等互尊、和平解决争论、不动用武力或威胁动用武力等共有价值观。
地区主义的这种内在特质常常借助客观载体——正式的地区组织——表现出来,并给予制度化保障。
以至有学者说“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缺少它将被看做缺少地区主义。
”[4]（4）地区主义离不开地区内大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虽然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综合国力的差别,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大国的态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表现在地区主义中就是地区内大国要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减少地区外大国的消极影响,否则地区主义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如欧洲地区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法德两国摒弃前嫌,培育共同观念,积极推动有着密切联系。
美洲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使地区主义建设稳步推进。
东盟次地区主义的发展状况深受印尼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影响。
中亚地区主义的快速发展和中俄两国的大力推动紧密相连。
东亚地区主义的启动和中日两国都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10+3机制有关,东亚地区主义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如何协调中日关系问题,因为其基本状况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二
在日益全球化环境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边疆的稳定,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和睦共处和互利交往。
但作为一个周边大国林立,有20多个水陆邻国的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地缘环境并不理想。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长期深受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正常的困扰。
因此,塑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十分重要。
结合冷战后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在周边外交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
首先,在外交姿态上,必须重视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方针,积极融入地区合作中去。
地区主义在冷战后重新走向高涨的现实说明:
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愈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想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独善其身是不行的,无疑于自毁前程;
期盼短时期内实现全球主义,靠全球性国际机制和规范实现自身的合法收益和安全保障,获得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依托自身所在的地区,走地区主义道路,加强地区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冲击,获得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安全系数。
因为任何国家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地缘因素的影响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
地缘位置相近的国家虽然可能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处理不好更容易产生安全困境,走上刀枪相见、剑拔弩张的道路,但是地缘位置的倍数效应是两重性的。
便利的地缘优势也为有关国家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处理好相互关系能产生比距离遥远国家之间高许多倍的能量。
成功的地区主义建设不仅塑造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周边环境,增进国家收益,而且能实现借助地区平台,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欧盟和东盟通过集体的力量增强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就是鲜明例证。
故在地理位置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要重视周边外交,全面把握地缘关系的两面性,努力实现趋利避害。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周边邻国众多、矛盾复杂,更应该重视周边外交,削弱安全困境,把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变成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纽带,也为中国和平崛起搭建自己的平台。
在总的方针原则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方针,靠合作交流、理解包容实现各种矛盾和分歧的化解。
既不能期待重建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又不能重走西方国家构筑的帝国体系,而是努力与周边国家携手创建崭新的、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
这是切合实际的,也有利于全球社会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邻为壑,以霸权求安全都是与时代背道而驰的,没有保证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这就要求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地区主义实践,充分挖掘已有的有利条件,如与许多周边国家密切的社会联系、高度的经济依存、相似的文化传统、雷同的价值观念等,让周边国家了解、进而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地区舞台。
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当信息沟通时,更能取得共识,增进共同利益。
因此,不能因为融入地区各种形式的合作有可能限制自己就踯躅不前,参与地区主义总体上是利大于弊,需要注意的是学会在融入中保护自己的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其次,在外交对象上,在把东亚作为第一关注地区的同时,必须努力塑造多重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次地区主义。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处在亚洲东部,四周地区分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中国属于东（北）亚国家。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既考虑了自然地理因素,也考虑到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东部,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同属儒家文化圈等政治社会因素。
短时期内改变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的国内状况也依然是中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地区,是中国政治的重心。
周边国际环境也的确是东急西缓、北平南杂的局面。
即西部和北部周边环境相对好些,没有现实的国家威胁,没有特别棘手紧迫的问题,在相当时期内不会出现形势突然恶化情况;
东部和南部形势比较严峻,存在众多领土争端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三大亚太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全部集中于此,唯一超级大国对中国在地缘上的遏制和施压也主要在东南方向,确实存在使中国中断正常发展进程,被迫卷入地区冲突和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结合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除欧盟外,大都集中在东亚地区,与东亚国家已经初步实现地区化,但地区化并不等于地区主义的实际情况,中国应当把东亚作为周边外交的首要关注点,首先融入的应是东亚的地区主义建设。
不过,基于历史和现实陆地边界的争端、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在中国西部的猖獗、中国经济要实现东西部协调均衡发展以及获得更大战略转换空间和回旋余地,中国周边外交必须坚持全方位外交。
由于亚太地区复杂多样、国家众多,建设亚太地区主义步履维艰,中国必须在周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各种次地区主义建设,争取以点带面,在渐进中实现质变,不能因为自己传统上不是南亚、中亚地区国家就固步自封。
这主要在于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当今地区主义都是开放型地区主义,既鼓励地区内国家积极参与,也欢迎地区外国家对地区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
并且地区在此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多种共同因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关系概念”,“最重要的是经济联系、军事安全和文化认同”。
[5]一个国家的地区身份既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共有的知识、文化和观念相连,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主观努力塑造出来的。
如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就极力塑造自己的欧洲身份,强调自己与欧洲国家的共性和密切联系。
近些年耳熟能详、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亚太概念,在半世纪前根本就不存在,本质上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发达国家创造的概念。
日本实际处在亚洲的边缘地区,为了突显自己在地缘上的中心位置,就在60年代最早提出亚太这一名称。
冷战结束时期,澳大利亚和美国等非东亚国家为了搭乘东亚经济腾飞的快车,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就积极促成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和对话升级。
因此,中国针对周边不同地区国家的特点,紧紧抓住和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加强多边合作,无论对中国的安全、稳定,还是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冷战结束后,中国抓住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共同关切,在顺利解决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边界问题基础上,形成多边形式的“上海五国”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进而延伸到经济领域,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
既实现中国西北边境富有保障的安全态势,又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这是以（次）地区主义成功开展周边外交的范例。
再次,在外交方式上,必须坚持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同时并举,官方接触与民间接触双管齐下,经济社会合作和政治安全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双边外交是传统的外交方式,也是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实现双方关系重大发展的根本方式。
没有良好的双边关系,两国都参与的地区主义也很难取得重大突破。
多边外交冷战后日益盛行,有利于解决多种多样、危害愈加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也有利于规范有关国家的行为,建立有保障的地区秩序,还有利于为双边外交提供场合。
地区主义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边外交的实践过程。
周边国家关系首要指正式的官方关系,官方接触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决定着人民、政党等行为体联系的基本状况。
民间外交灵活多样,议题广泛,对于有一定矛盾和隔阂的国家来说,更容易开展和形成共识,从而从侧面推动官方关系的发展。
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一般不具有对抗性,不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容易通过谈判和磋商加以解决,通过合作取得双赢的结果。
一国周边环境的恶劣与否,本质是指是否存在安全威胁,两国政治关系是否以合作为主流,政治安全关系也决定着经济社会关系的基本走向。
由于各种外交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冷战后在各地区实施的地区主义建设,包括同质性很高的欧洲,均是采用多种形式同时进行的。
因此,结合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各种外交方式的互动关系,开展周边外交必须做到多种外交手段同时并举。
党的十六大报告也专门阐述了加强多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意义。
近些年来,中国无论是在解决地区危机中,还是在参与亚太地区的地区主义建设中,都十分注重采用多种外交方式,取得理想的效果。
既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又维护了周边形势的稳定。
如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中,中国既开展一系列的双边外交,又积极促成多边会谈,在会谈中继续进行双边接触,为保持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为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上,中国既重视高层首脑互访,又积极参与多轨道的多边活动;
既注重加强相互信任,又重视以经促政。
企业界、学术界和广大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融入到对外交流中,实现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现在都保持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当然,强调采用多种外交手段,是从总体上讲的,目的是发挥各种方式的优点,绝对不能教条僵化地认识。
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在一个时期内以某一领域为重点或突破口是适宜的。
如20世纪90年代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先重点加强政治合作,与东盟国家搞地区主义从经济社会等领域入手,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育,然后水到渠成地分别扩展到经济和安全领域,都被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的。
最后,在外交重点上,应当着力解决好与周边大国、具有战略意义国家的关系。
虽然国际社会不是无秩序、无规范社会,但毕竟处于无政府状态,实力因素在国际社会中还起着重要作用。
很难想象一个弱小国家会毫无背景地对周边大国主动发起挑衅,做出不友好的举动。
新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周边环境不好,同中国与大国或大国支持下的周边国家存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有关。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改善,没有直接的现实威胁,与中国和所有大国都建立伙伴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根据地区主义理论,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内大国关系有着密切的互动性。
良好的大国关系有利于地区主义的发展,地区主义的发展也有助于大国关系的改善。
因此,中国处理好与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不是周边,胜似周边的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
此外,像朝鲜、韩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虽然不是称得上“极”的国家,但它们都是所在次地区的重要国家,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有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有的与中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有的关系着中国防范非国家威胁的成败,有的甚至还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
这一系列特殊的缘由使它们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对象,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也有助于从侧面改善中国与大国的关系,防止与大国关系的恶化。
关于这些重要的国别外交,总体上应当做到:
在关系正常时期,努力形成各种对话的机制,在频繁的政治、经济接触中增加互信和理解,实现以经促政;
在关系紧张时期,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基础上,尽量做到政经分离,不使政治关系影响经济合作;
在同大国来往时,既要维护国家的尊严与主权,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外交的不同层次目标,不能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
在同战略支点国家交往中,要体现出大国的气度和风范,多一份包容心和责任感,通过合作化解它们对中国的疑虑,使其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积极意义。
总之,冷战后地区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地区内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化解了有关国家的矛盾与分歧。
地区主义的实践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深入研究地区主义的特点,开展适宜的周边外交,一定能塑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锋（1976-）,男,河南许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
聊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学玉.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1）.
[2]庞中英.东亚的地区化和地区整合[J].世界知识,2003,（20）.
[3]秦亚青.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J].外交学院学报,2004,（4）.
[4]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2）.
[5]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J].欧洲,1999,
（2）.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7年3月第20卷第2期
发布时间：
2011-3-1719:
1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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