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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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KennethPomeranz．2000．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②黄的数据请见Huang1990，第341—342页，表B．1。
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
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
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
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000万，3233万与3600万。
①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
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
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②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
③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
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
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
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
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
⑤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
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
⑥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
⑦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
⑧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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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obertBrennerandChrisIsett.2002,p.620,Table2。
②马尔萨斯本人注意到了有关中国灾荒的频繁报告，但同时也认识到：
“在中国，所有报告表明即使是最严重的灾荒的痕迹也很快消逝掉了。
”Malthus，1798／1992，p．49．
③JeanMeuvret.1946."
Lescrisesdesubsistenceetladé
mographiedelaFranced‘ancienré
gime."
（CrisesofsubsistenceanddemographyofAncienRé
gimeFrance）.Population1:
643—50.
④曹树基，2001．第455—689页；
黄宗智，2003，第171页（见曹树基，2001；
何汉伟，1980，《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LillianM．Li．1982．“Food，famine，andtheChinesestate．”JournalofAsianStudies41（4）：
687—707）．
⑤曹树基、陈意新，2002，第44页；
黄宗智，2003，第171页。
⑥见CameronCampbell（康文林）andJamesLee,1996."
Adeathinthefamily:
householdstructureandmortalityinruralLiaoning,life-eventandtime-seriesanalysis,1792—1867."
HistoryoftheFamily:
AnInternationalQuarterly1（3）:
297—328;
CanaeronCampbellandJamesLee,2000."
Pricefluctuations,familystructure,andmortalityintworuralChinesepopulations:
householdresponsestoeconomicstressineighteenth-andnineteenth-centuryLiaoning."
InPopulationandEconomy:
FromHungertoModernEconomicGrowth,editedbyTommyBengtssenandOsamuSaito.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
JamesLeeandCameronCampbell,1997.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
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JamesLee,CameronCampbell,andWangFeng,1993."
Thelastemperors:
anintroductiontothedemographyoftheQing（1644—1911）imperiallineage."
InNewandOldMethodsinHistoricalDemography,editedbyRogerSchofieldandDavidReher.Oxford:
JamesLee,WangFeng,andCameronCampbell,1994,"
InfantandchildmortalityamongtheQingnobility:
implicationsfortwotypesofpositivecheck."
PopulationStudies48（3）:
1—17.
⑦LeeandCampbell1997,第79页。
⑧鉴于人口户口册是在春节一过后即重新整理，报为一岁新生儿的实际年龄不会大于几周或几个月。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
①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
”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
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
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
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
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
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
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
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
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
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
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
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
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
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
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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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ZhaoZhongwei.1997b."
Long-termmortalitypatternsinChinesehistory:
evidencefromarecordedclanpopulation."
PopulationStudies51
（2）:
117—28.
②见LeeandWang，1997，第36,43、45、174、195页。
③彭慕兰也提到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内战和其他灾害本身也无以证明是由上个世纪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
④同时，尽管我们本人在书中没有象黄（2003，第168页）所指那样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期望寿命加以比较，但是雷伟力和王国斌（1998）和彭慕兰（2000）对此所做的比较颇具道理。
对微观历史资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的人口期望寿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⑤见LeeandWang，1997，第54—55页。
⑥如我们没有包括刘翠溶的计算结果。
刘的数据无法被用来计算十五岁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
刘翠溶，1992，《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上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LiuTs’ui-jung．1995a．“Demographicconstraintand
familystructureintraditionalChineselineages,ca.1200—1900."
1995b."
HistoricaldemographyofsouthChinalineages."
InChineseHistoricalMicrodemography,editedbyStevanHarrell.BerkeleyandLosAngeles: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⑦黄宗智，2003，第168页。
我们对黄所使用的数字有如下疑问。
首先，他所用的仅是我们提供的30个不同数字中的一个（LeeandWang1999，54—55）。
其次，他所选的是一个有溺女婴行为的人口，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在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无法代表一个“不受干涉／自然的”人口死亡体系。
他的假设是，除了正常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之外，还有25％的女婴在一岁前死于溺婴。
鉴于历史上影响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的因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黄的这种比较方法值得疑问。
⑧LeeandCampbell1997,42.
⑨CampbellandLee,2000.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
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
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
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
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
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
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
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
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
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
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
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
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⑥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
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
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
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一概念。
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
⑦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
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
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LeeandCampbell1997,60—65.
②LeeandCampbell1997.
③LeeandWang1999,Lee,WangandCampbell1994.
④这些下层皇家贵族人口多为四品宗室。
他们从皇家得到住房，每年36两银子，45石粮食，以及其他如子女、就学、婚丧的费用（见郭松义，1994，“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鞠德源，1994，“清代宗族人口册籍”。
皆收于李中清、郭松义编：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⑤见Lee,WangandCampbell1994.
⑥见LavelyandWong1998.
⑦我们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同时中国人口在这方面也不为独例。
参见施坚雅（Williamc．Skinner）对日本历史人口的分析。
WilliamG.Skinner.1997."
Familysystemsanddemographicprocesses."
InAnthropologicalDemography:
Towarda
NewSynthesis,editedbyDavidKertzerandTomFricke.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与KarenOppenheimMason.1997."
Explainingfertilitytransitions."
Demography34:
443—454.
⑧黄宗智，2003，第168页。
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
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
历史上死亡对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
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
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
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
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
①我们也曾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②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
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
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
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
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③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
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
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
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
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
我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
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
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相对稳定。
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5的范围内浮动。
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
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
①见LeeandCampbell1997，第42页。
②见LeeandCampbell1997,188;
LeeandWang2000;
JamesLee,WangFengandDanchingRuan.2001,"
NuptialityamongtheQingnobility:
1600--1900."
InAsianPopulationHistory,editedbyTs‘ui-jungLiu,JamesLee,DavidReher,OsamuSaito,andWangFeng.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WangFeng,JamesLee,andCameronCampbell.1995."
MaritalfertilitycontrolamongtheQingnobility:
implicationsfortwotypesofpreventivecheck."
PopulationStudies49（3）:
383—400.
③Telford在其1995年的文章中给出过一个明末安徽人口中总和婚内生育率为8．2的结果。
这一结果被黄所引用。
而我们曾在1999年的书中指出这一结果的问题。
这是因为了elford“在计算时不仅有意不包括那些生育率低的人口，同时还将所得到的男性婴儿数上调百分之五十。
而他对这种上调方法的依据却概无交代（LeeandWang1999，85）。
”Telford在他一篇早期一点的文章中所给出的数字是6．2。
TedTelford．1992．“Covariatesofmen’sageatfirstmoniasc：
thehistodcaldemographyofChineselineages,"
PopulationStudies46
（1）:
19—35;
1995."
Fertilityandpopulationgrowthinthelineagesof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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