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原文及翻译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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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杜挚曰:
‘利不百,不变法;
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
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以时而定;
制、令各顺其宜;
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
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孝公曰:
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
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题记:
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
"
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
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
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
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
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俗语说:
'
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
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
郭偃的法书上说:
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
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
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
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
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
好!
甘龙说:
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
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
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
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
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
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
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
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
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
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
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
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
臣听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
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
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
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
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
所以臣说:
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
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
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好。
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
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
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
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
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
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
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
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
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
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
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
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
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
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
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
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
休居不听,则气不淫;
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
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
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
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
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
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然则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
商酤少,则上不费粟;
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
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
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
不可以辟役。
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
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
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
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
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
盗输粮者不私稽。
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
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
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
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
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
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
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
车牛舆重设,必当名。
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
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
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
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
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
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本篇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
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
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
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
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
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
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
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
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
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
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
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
那么这些邪僻、淫丄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
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
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
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
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
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
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
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
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
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
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
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
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
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
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
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
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
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
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
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
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
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
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
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
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
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
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
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
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
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
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
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
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
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
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
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
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
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
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
劳民者,其国必无力;
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
国去言则民朴;
民朴,则不淫。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
作壹,则民不偷营;
民不偷营,则多力;
多力,则国强。
今境内之民皆曰:
“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具备,国之危也。
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国大、民众,不淫于言。
则民朴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
不可巧取,则奸不生。
奸不生,则主不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
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
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
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
“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
”曰:
“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
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
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
”百姓曰:
“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
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
仓虚,主卑,家贫。
然则不如索官。
”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
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
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故曰: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
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
而地焉得无荒?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
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
兴兵而伐,必取;
按兵不伐,必富。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
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
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
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
如此,则不远矣。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今夫螟、酟、苝雏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雏亦大矣。
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故先王反之于农战。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
作壹十岁者,百岁强;
作壹百岁者,千岁强;
千岁强者王。
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
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
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
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
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
主好其辩,不求其实。
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
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
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众,则农者殆;
农者殆,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
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
此贫国弱兵之教也。
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
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
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
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
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
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
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
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
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
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
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
“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
”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
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
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
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
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
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
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