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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在“狼与狼的关系”的自然状态中人们就有必要为自保而签定契约，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以制止人的无限欲望的“公共权力”即政治组织，从而为社会带来秩序和安宁[2]（P133）。
这两种观点，一个是从“性善”出发，另一个是从“性恶”着手，得出了需要公共权力的共同观点。
这里的“性善”、“性恶”，实质上是政治组织构建和运行的道德合理性问题。
这仅仅是从人的本性研究公共权力的组成及其运行，这里的“人性”还带有抽象的人性思想成分，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探讨政党构成和运行的道德合理性，但能给我们以思想启迪。
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的组成和运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作为基础的，研究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对揭示政党执政的内在要素，建立道德化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执政道德合理性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
古往今来，任何政党有效统治都离不开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支持。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不同的政党具有不同的道德合理性模式。
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传统”和“习惯”的基础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个别领导人的威信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民主宪政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
执政道德合理性的基础和要素非常广泛，换句话说，一个政党赢得民众支持和认可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因为根本制度合理，有的是因为某个政治领袖受人拥戴，有的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受到偏爱，有的是因为某一个党派组织受到欢迎（比较而言），有的是因为某一政策使民众受益。
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对于维护政治统治来说，因为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显然比因某个领袖、某个政策和某一个党派组织受人欢迎更加根本，也比意识形态的感召更加切实。
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对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如果没有合法性，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权或政府体系就很难获得处理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
”[3]（P1）另一位知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
”[4]（P36）因此，即使是最野蛮、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民众相信现行统治的正当性。
马克斯·
韦伯认为，稳定的统治必须从单纯依靠权力转变为以权威为基础的政治统治。
这种转变只有通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信仰”[5]（P2）来实现。
那么，什么样的政权才算合法政权，阿尔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明的评判标准：
“如果某一社会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6]（P35-36）归根到底，合法性是建立在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正当性”基础上的。
所谓合法性，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解释，它“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7]（P55）。
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社会及其民众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支持和忠诚的政治表现。
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的执政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
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增长，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
但是，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者能够完全保证自己所领导的经济建设永远呈现增长的态势。
因此，它就需要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认同系统，以此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行使自己的执政职能。
这种认同、支持和忠诚构成了统治者实行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现代政治伦理学就把政治统治与社会认同系统的内在一致性称之为政治统治的道德合理性。
社会认同系统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产物，已经越来越被既定政权所看重。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种重要资源的形成，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认同系统如何建立；
二是政治合法性靠什么维系。
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认同系统是政治合法性生成的社会基础；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认同系统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二者统一就形成了执政统治的道德合理性。
所谓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
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党实施统治（包括使用武力威胁）是正当的，政党执政就具有道德合理性。
这时，民众对政党的统治会自觉服从，即使出现抵触，也不会危及根本统治。
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某一政党实施统治是不正当的，比如，认为执政者建立在强盗逻辑和黑帮政治（包括篡权、政变、暗杀、强迫民意、武力修宪、贿选上台、家族操控、暴力执政等）的基础上，这时，政党就不具有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在暴力压制下被迫服从，一有机会就会发泄不满，形成大规模抗议运动；
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垮台和政治体系全面危机。
马克斯·
韦伯认为，社会认同系统的建立，必须把对既定政权的“认同”作为最本质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同”即合法性的生成和实现，必须体现既定政权对该系统及其成员的道德教化和伦理关怀。
这就决定了执政者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建立起该系统及其成员对既定政权的道德信仰和价值信念；
另一方面必须创造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现实物质利益的条件。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同时，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对于执政道德合理性的功能和作用，甚至认为物质利益是生成和实现执政道德合理性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8]（P62）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既定政权，我们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作出两种努力：
一是要维护意识形态并发挥其在执政道德合理性生成过程中的教化功能，培养民众产生和坚持关于合理性的道德信仰和价值信念；
二是要执政为民，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绩不断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充分体现执政党对民众的关怀，进而用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合理性，以合理性促进执政的有效性。
保持执政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就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动力资源。
意识形态所表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有落实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上、落实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它才能得到实质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才能更有吸引力，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才会牢固，共产党执政才能获得新的充足的合法性资源。
二、执政道德合理性是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
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概念及内涵，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
韦伯最早提出来的。
他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
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要遵守什么样的伦理准则？
特别是在政治与宗教分开的现代社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要具备什么素质，才有望正确使用这种权力？
……一个人，如果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历史和人民把权力交给他），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9]（P100）答案就在他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解释、分析以及对责任伦理的强调之中。
1919年，他在巴伐利亚自由学生同盟主办的一次政治讲演中指出，以政治作为一种志向和事业的真正政治家，必须在人格上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才能进入政界，即必须在充满权力欲望、不义与强力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要求。
所谓意图伦理，是指从政者只按照自己的信念、意图和主观愿望行事，不考虑自己的政治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或对自己的政治行为不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韦伯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宗教，西方宗教的本质是“禁欲主义”，东方则是“神秘主义”。
由于宗教不同，故东西方的伦理也不同。
东方伦理是意图伦理，西方则是责任伦理。
意图伦理以意图为重，意图好则为善、意图坏则为恶。
好的动机办了错事可以原谅，坏的动机办了好事也不能提倡。
西方的伦理则以效果为重，认为只讲意图者为不负责任者。
韦伯认为，作为一名政治家，必需要有三种素质：
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在三者的关系上，韦伯强调的是判断力。
在这里，判断力起自我克制作用，以抵御头脑以外的“身体事心灵的其他部分的”爱好意向来干扰内心依照责任感行动的要求，用韦伯的概念说，这是一种为了与人、与事、与自我保持距离的“灵魂驯化”。
这种克制和禁欲，需要有内在力量作为支持，而这种内在力量依我看就是意图伦理本身。
意图伦理之理性不足是十分明显的。
只要有好的动机，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其思维逻辑是有问题的。
民众一般认为，只要你对我好，哪怕一两次由于疏忽或经验不足好心办坏了事也不要紧，只要时间长，你对我的好心是会促进我的利益的；
如果你要对我使坏，那我肯定倒霉。
对于民众间的私人事务而言，好心与好效果、坏心与坏效果之间是存有较高的相关概率，因此从经验上就容易概括出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但实际上，横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还有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办事的方法。
方法是导致效果的充要条件。
好心与好效果之间之所以有较高的概率，那是因为办事的人努力调整自己的主观使之符合客观，故其办事方法符合客观，使好心与好效果获得统一。
邦国大事与私人小事不同，因其涉及面广，过程环节多，于是对方法的正确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这一过程中，动机、意图的作用较简单事务要下降许多。
形成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意图、立场、动机、觉悟、态度、意志等主观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小。
认为好的动机与好的效果之间存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正是出自神秘主义的逻辑。
我们如果仅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很难通向“治国平天下”境地的。
所谓责任伦理，是指从政者必须具备做事的热情、超越虚荣和私利的责任感以及与人与事保持一定距离的判断能力，对自己行为的可预见性后果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责任伦理是一种考虑到人类行为后果甚至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预测后果的伦理。
在韦伯那里，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
“他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
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
”[10]（P105）这里，无论是“意识到责任”、“感受到责任”，还是“遵照责任伦理行动”，都不是作为达至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自身就是目的。
也就是说，不能追问“承担责任”的理由，这是无条件的。
在韦伯看来，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就会产生目标合理性要求。
或者说，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意识推动了“目的—手段”的关系。
他认为所谓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等都是依照责任伦理行动的结果，这些结果都不能用来作为道德评判的依据。
我们可以根据某种价值标准来评判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及其现代性后果；
但是我们不能依照这种评价来评判责任伦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伦理”恰恰是“不问后果”的，无论后果如何，都与它毫无关系。
任何人，只要他坚持内在精神，按照责任伦理行动，都有可能在一定时候走到这种“不顾后果”的境地。
转型期的中国，尽管出现许多失范现象，但其本质是利益和价值观由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所导致的一种过渡现象。
这种转变正如韦伯所说的，世界正在不断地“理性化”和“除魅”，并因此形成了“多神化”和“诸神的冲突”。
在这种“多神化”的世界中，强调一个人对其行为负责，是最有效地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手段。
因此，责任伦理是一种与现代人所面临的特定价值处境相适应的价值立场，它为现代人，特别是政治家们如何阐释生命的意义、如何做出自己的价值抉择提供了方向。
意图伦理熏陶下产生的是价值理性，责任伦理影响下产生的是工具理性。
意图伦理盛行之地，价值理性发达，工具理性萎缩。
价值理性泛滥，意图伦理增强。
二者互动，理性流失。
在缺乏理性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斗争很容易情绪化。
譬如，不同政见之间的纷争，双方都以意图为标的，正方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的意图是良善的，反方处心积虑证明对方之邪恶，双方分歧原来不过是为达到某一社会进步目的不同方法之争，由于意图的指责，可能演变成敌意，结果社会与民众未因这场纷争而有任何进步，留下的只有意图的标榜与拷问。
实际上在一场严肃的学术或政治纷争中，意图并不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人们一般认为“出以公心”便是意图良善，事实上，意图与结果并无直接联系。
况且，“出以公心”者是否杂有个人或集团私利，是说不清、也无必要说清的。
理性主义认为，追求个人与集团之私利，是其正当权利（只要不损害他人的权利），行为者不必对此遮掩，反对者也无必要对此拷问。
人的动机往往是隐蔽的、易变的，与其花费精力去论证动机的良善与邪恶，不如花费精力去论证后果的利弊。
这样既可促使事成，又不易导致仇恨与分裂。
韦伯还清醒地看到，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二者之间的区分与对立是经常发生的。
他说：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
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意图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
这并不是说意图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
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遵守意图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11]（P107）这种对立，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是来自于人类心志行为与历史世界之间的一种非理性的吊诡关系：
善的意愿并非必然带来善的结果，有时还可能带来恶的结果，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
韦伯认为，政治家的行为要获得善的结果，往往不得不采用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手段；
而善的意图完全可能导致恶的结果。
既然如此，那么政治家就不仅要对自己的意图，而且还要对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后果担当责任。
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韦伯特别强调责任伦理的重要性。
他告诫人们，如果不依循责任伦理的原则，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将不会获得人们所期望的结果。
现在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历史证明韦伯的担忧已成事实[12]（P56-58）。
执政党不仅要完成历史使命，而且要承担历史与现实的责任，经得起历史检验。
否则，执政党的道德合理性就丧失了。
要巩固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执政党的政治人格和责任伦理是根本。
怎样才能使执政党的政治生命亘古恒新呢？
“若是期望在责任伦理的角度上获得道德的地位，就必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
首先，该行动必须产生于道德信念；
其次，它必须反映出这样一种事实：
自身深陷于伦理上属于非理性世界的泥沼之中，从而对善可以导致恶这一洞见深表赞同。
换句话说，这种行动必须从道德信念的角度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且还要从对可预见后果的估价方面证明自身的正当性”[13]（P314-315）。
因此，责任伦理要求执政党“依据你对自身义务的最高信念而行事，除此之外，你的行事方式还得保证，可以依据你的最充分的知识，同时考虑自己行动的（可预见）后果。
”[14]（P314-315）最高信念——意图伦理与行动后果——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就是执政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合理性的表现。
如果割裂二者的有机统一，势必给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灾难，势必动摇政党的执政基础，丧失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库珀指出：
“后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无意义或无准则的社会，而是需要我们社会性的，就像过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一样,去构建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准则……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组织起来，通过对话和磋商来确立价值观，以确保我们的生活世界富有意义和井然有序。
”[15]（P34-35）中国的现代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统一为标准，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现代化养分，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在内的价值观念体系。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理直气壮地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树立现代化的“主流价值”，改革德育教育的内容、方法，指导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为现代人指明精神出路，建立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等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系统。
这种价值系统，既为社会运作提供合理性说明，又是工业社会的价值提升，它使整个社会得到整合。
自由、平等、正义作为现代化的理想价值目标，它们构成了现代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当代政治家们道德努力的目标，也是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
欣慰的是，作为现代化理想价值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执政党的主流价值观。
三、理论与现实的必然选择铸就了我党的执政道德合理性
当历史的车轮风驰电掣般驶入21世纪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世界上许多政党对此惶恐不安。
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手段、以跨国公司为主力、以新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全球资源共享的国际潮流，使世界各大执政党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
执政党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因循守旧的政党纷纷下台，而另一些善于革新的政党频频执政。
世界范围内执政党的兴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格外关注。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忧心忡忡地告诉全党：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
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
”[16]（P33）江泽民同志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逻辑出发，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现实情况，总结了全球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认真履行和实践邓小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的政治交代，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结合点分析入手，得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能够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17]（P65）的结论。
“三个代表”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消除了部分民众对执政党存在的疑虑，从五个方面对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其一，抓住第四次全球利益分配时机，承诺始终代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经济增长及其绩效所产生的道德合理性。
从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来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先后使世界进入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微电子时代、网络时代。
在不同的时代，全球利益分配都将进行重大调整，一些世界大国在全球利益分配中“潮起潮落”，兴衰更迭。
在前三次全球利益分配中，中国失去了机会。
网络时代，全球范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
使中国在全球棋局中成为赢家，是执政党得到人民认同的途径之一。
经过15年奋斗，中国终于取得了参与制定全球利益分配规则的主动权。
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执政党坚信，只要抓住经济发展这个关键，才能抓住“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的关键”。
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伦理原理中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且也使执政党获得了来自经济增长及其绩效产生的道德合理性。
其二，面对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各种思想的交锋，宣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道德文化层面和社会历史层面的合理性。
建立在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基础上的文明冲突以及基于在不同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思想交锋，一直是长期困扰执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定位的重要因素。
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各种思想的交锋，经过各国人民的选择、取舍，逐步融合出越来越多的中西文明和价值共同体。
按照“三个代表”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运用，使执政党坚信：
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飞跃及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的“中国特色”，可以在秉承“贯通中西，博古通今”原则下逐步走向具体和务实。
“三个代表”理论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在反映先进文化和尊重中国历史传统上找到最佳结合点，使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中国民众都能从中找到文化的归属感和道德的认同感。
其三，根据转型期阶层群体利益出现多样化趋势，重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于充分发挥政党独特社会功能的道德合理性。
目前全球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
政党一旦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便成为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工具。
现阶段，执政党总是力图使自己成为大多数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保护人和代言人。
在实行轮流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在多种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把它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经过筛选、综合，反映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通过执政来代表广大阶层和选民的意志。
执政党在这方面的新变化，揭示了执政党必须代表大多数阶层利益的基本规律。
中国不是搞轮流执政的国家，执政党要实施自己的政纲，首先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针对阶层的新变化，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这是执政党克服和避免自身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寻找新的道德合理性基础的普遍做法。
其四，针对因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而带来“政绩合法性困境”[18]（P58），决心完善民主法治和维护社会公正，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民主政治层面的道德合理性。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中国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促进执政党、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指标的行政指令，逐渐让位于市场决定。
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党道德合理性主要基础逐渐弱化。
日本、俄罗斯、阿根廷都出现过因执政党对治理经济不力和无法满足利益群体的要求，最终被逼下台的悲剧。
中国共产党要避免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而带来“政绩合法性困境”，必须针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和不稳定因素增加的现实，在解决社会公正和民主法治的问题上，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
很显然，贫富悬殊和利益分化，在短期内只会扩大，不会缩小；
经济市场化的取向，将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追求政治权利。
如果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难以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就会杂乱无章，最终出现新的“合法性困境”。
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正是基于这种思考而及时提出的。
如果在推动民主政治进程和实现社会公正上犹豫不决，一旦人们的利益满足与预期相比形成比较大的落差，执政党就很可能成为人们宣泄心中不满的重要目标。
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失去了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
其五，坚持从严治党，切实解决权力腐败，树立执政党权威，为长期执政奠定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道德合理性基础。
在权威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往往因为缺乏执政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通常以追求和依靠权力来维护执政地位，甚至堕落成为一个只要权力，不要民众的特殊利益集团。
在东方文明传统中，精英政治颇受民众欢迎。
精英政治是建立在对精英完美人格崇拜之上的，如果对精英的遴选缺乏相应有效规则，腐败和专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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