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毕业论文模板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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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丁玲是个颇有个性的女作家，她独有的女性意识突出地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
本文即是以此为着眼点，将她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莎菲女士时代”、“命时代”、“延安时代”，并结合不同阶段的作品对其小说创作做一个梳理和评价。
随着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丁玲人生的心路历程，还可以深切地领会到其创作中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历变，从而揭示她不同创作阶段的不同创作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试图探讨丁玲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重新解读丁玲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本、探讨丁玲小说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丁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和女性意识的冲撞等问题，以探究丁玲作为早期的女性作家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作用。
关键词：
丁玲女性意识“莎菲”时代
引言
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
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丁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就以女性为主题，于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这一篇处女作的发表，在当时的文艺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就在《梦珂》的影响还未消散时，丁玲又迅速发表了她的另一个短篇《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
正是由于这两个短篇小说，让丁玲一举成名。
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对丁玲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80余年的时间。
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近年来一些文学研究者，改变了以往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改用心理学、人格分析学等的研究方法，让丁玲的作品焕发了新的活力。
重要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思的潮涌入，为丁玲小说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丁玲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经，历幻化成她作品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
在她坎坷的生活经历中，常常是以愤懑与迷茫为伴，在绝望中奋力反抗，但却矢志不渝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一切新事物的开始都是不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尤其是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要想树立起女性意识这面大旗，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丁玲在其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的生存价值以及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丁玲一直对女性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
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典型女性的形象，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在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
论文试图分析在丁玲小说中女性自主意识形成的原因、解读其小说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创作出的文本，进而分析在小说中的女性话语的构建，女性形象在她的小说中的变化、发展等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让读者对丁玲作品的创作阶段和创作根源有一个初步了解，认识丁玲的创作对当时的女性文学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丁玲女性意识的产生
自小丁玲就极具文学天赋，但她从来没有想着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我小时候的志向不是写文章，而是做个革命的活动家。
”[1]在湘南文化的影响的丁玲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进行着文学创作，她一开始创作就确定了一个“给这社会一个分析”[2]的目的，而对女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自小丁玲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父亲早逝母亲忙于工作，使丁玲自小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丁玲，过早的承受起了本不该她承受的人情冷暖与社会现实。
正是由于她童年的这些经历，让成年后的丁玲在文学创作中用更加独特的角度来观察问题。
家中的变故以及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丁玲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丁玲弟弟的病夭对她的母亲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姨母在安慰母亲时说：
“要是冰之死了也好，怎么偏是外甥死了呢？
”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当时年幼的丁玲。
如果能替弟弟死了来减轻母亲的悲痛，她宁愿一死。
但如果是因为她是女孩，所以她的生命就不如弟弟得生命，这让她感了到极大的不公平。
她迫切的想要逃离这个禁锢，这个几千年封建思想形成的坚固的牢笼，为此，她不断寻找能给予她未来的一条出路。
早年的生活经历为丁玲的创作提供了源泉，从她第一部文学作品《梦轲》一直到去世，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创始人之一的丁玲，以有力而细腻的文笔，创作了一大批代表中国女性形象的人物。
比如说：
偏执、孤傲的莎菲，淳朴、不安分的阿毛，心地善良、有主见的贞贞等极具个性的女主人公。
同时融入了作者对其的认知和体验，她也借由这些人物来表达她在寻求实现女性自我价值过程中的快乐与悲伤，愁闷与彷徨。
所以在丁玲的笔下这些女性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学作品，它总是那样鲜活动人，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
在她60年的创作历程里，文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捷克评论家普实克曾这么说过“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3]丁玲一开始就以叛逆的新知识女性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一点在最初的两部短篇小说中表现得酣畅淋漓。
《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最初涉及、探寻女性话语权的开端。
这篇小说中的主要女性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她们像男人一样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喜欢寻求刺激，更加胸怀理想。
虽然貌不惊人但脾气古怪，却又让人着迷。
因此，丁玲小说中对女性意识的描写，就颠覆了传统小说中塑的甜美女性形象。
故事中的男性不但被放在了次要位置，而且一改常态，男性形象怯懦、愚昧，比如“苇弟”和“凌吉士”。
丁玲笔下的男主人公常常女里女气的，并不值得女性为其托付终身，而女性则敢作敢当。
这都能很好的证明，在丁玲前期的文学作品中，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具有先锋性。
世纪30年代后，丁玲通过《水》、《一九三0年春上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完成了从纯女性主义写作向主流文学的转变。
但也塑造了贞贞和陆萍两个经典的凸显女性意识的形象，反映了丁玲在女性主义创作的复苏。
只是这两个女性形象成为她后来受到批判的根源，并让她的创作一度停止。
1979年，她才凭《杜晚香》复出文坛，有人认为这是她晚年最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可这部小说中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是让读者看到她仍然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女性主义作家。
二、女性“人”的觉醒时期
（一）五四运动影响下的知识分子都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丁玲也不例外，她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是说过“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慈和反抗。
”[4]丁玲的《梦坷》、《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在《小说月报》上登出之后，当时的文坛就收到极大震动。
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主人公，她和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不一样。
她们是一群心灵上背负着时代印记的青年女性。
以一个“新”女性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创造出了独具风格的女性形象。
有许多人为丁玲的才气感到惊讶，将她看做天才。
小说的主人公梦珂是居住小县城的知识女性，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有一个疼爱她的父亲，她从不缺乏亲情的关爱，日子过得的简单快乐。
但父女两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父亲幻想着能重新做官，而梦珂就梦想着给母亲修一座她看到的那种样子的坟墓。
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梦珂只身离开家乡，来到了上海，进入一所新式学校学习。
无论她多么努力奋斗，坚持不懈，也没能找出一条实现她心中梦想的出路。
因为在上海这样复杂、浮华的大城市，有些事并不是她能够完全理解的。
这与丁玲早期的生活经历十分相似，在前文中介绍的丁玲的生活经历，我们能够看到有梦珂的影子。
最后，梦珂无奈的背弃了自己进城的初衷，当起了表面风光，但实际上却被人鄙夷的电影演员。
这里的梦珂代表了当时苦苦寻找出路，却无路可走的知识女性形象。
当时的丁玲就是怀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完成了这篇处女作。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社会制度都是以男权为主导，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的生活方式。
所以一直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男权的独立的女性意识。
二十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这股新思想潮流的影响下，中国两千多年的男权主体地位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女性意识逐渐开始觉醒。
丁玲的《梦珂》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是一个不满于屈居男性权威之下的女斗士。
梦珂对现有的生活状态不满，因为封建社会老旧思想的给她带来了太多屈辱，男权中心的社会现状让她觉得这是个“吃人”的社会，急切的想要摆脱这一切。
所以尽管这条路荆棘满布，她也要不断寻找。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新知识女性，在重重压迫下举步维艰的状况。
但不管梦珂怎样厌恶、不满这个社会，有一个人却是她始终依赖无法忽视的，这个男性让她感到眷恋，是父亲让她在精神上有了归属感。
同样，在当时的新知识女性看来，“父亲”是她们唯一可以安心停靠的港口，所以，丁玲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都把她们放到那个男权社会的世界中刻画。
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每一个阶段的性格变化，都与其父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丁玲的创作是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的，她将男性和女性都放在作品中去进行对比，不但没有被局限于反抗封建等主体思想，反而进行了新的尝试。
丁玲还创作了许多相似的人物，比如说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
用主人公的眼睛来看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愁苦与反抗。
同时，丁玲还颠覆了传统的情爱观念，开始以女性为主导在爱情里追求自己的地位。
主人公莎菲是一个离家的，暂时离开学校养病的肺病患者。
她没有时下学生牺牲自己服务社会的追求，也没有自己的人身目标，不知道要追求什么所以很烦闷。
这是典型的现代人的情绪，是一种摩登人的情绪。
所以有人说她是一个离开家暂时离开学校的，现代摩登女学生。
小说中的韦弟忠实可靠，温柔体贴，但莎菲并不满意，希望他能更懂得自己，更懂得爱的技巧。
最重要的是韦弟不够懂得莎菲，莎菲把自己的日记给苇弟看，可苇弟却吃凌吉士的醋，说莎菲喜欢凌吉士却不喜欢他，完全理解不了莎菲的精神世界。
这在文学史中的男女相处模式里，女性第一次表达了因为你不懂得我所以不行的意愿。
传统的文学作品多是才子佳人的模式，才子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需要理解，而佳人去理解才子，从来没有把女性定位在需要被理解的角色上。
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都是红颜知己男主女从，都是男性需要慰藉，从没有人发出过要“你懂得我”的声音。
即便是同时代的冯沅君，笔下的男女关系也是女人理解男人的模式。
所以这在文学史上很有颠覆性，她颠覆了男权传统，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
《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确立了恋爱关系中，女性不再是慰藉男性的辅助性的角色。
她大胆的要求男性要理解女性，同时对男性树立了高标准的要求：
你忠诚可靠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我的精神世界。
在恋爱关系中对男性灵的要求，精神共鸣方面的要求非常高。
在与凌吉士的关系中，凌吉士在形象、风度、气质上吸了引莎菲。
其中有一段对凌吉士的描写“固然，他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盘，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抓不到的风仪来煽动你的心。
”莎菲看到凌吉士“我抬起头，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绿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
我是用一种小孩要糖果的心情，望着那两个惹人的小东西。
”这样对男性外貌的描写极具颠覆性，以往的作品都是把女性作为审美的对象，男性为审美的主体。
她第一次把男性作为审美的对象，而女性作为审美的主体。
以此表达了女性强烈的情感和欲望，第一次确定了女性的主体性。
凌吉士虽然有漂亮的外表，可精神非常庸俗，他只喜欢金钱和女人，只会按照社会的标准来，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功利的实用的人生观，他只懂得作有脸面的人物而没有灵的追求。
所以在莎菲的眼中，天底下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是不值得付出情感的凡夫俗子，甚至包括凌吉，那个她一见钟情的男人，在她的眼中也只不过是空有美貌的外表，内心则是充满铜臭的花花公子。
可以看出丁玲在关于灵的尺度上要求很高，不仅看不起不懂爱的男人，还看不起只懂得用大众标准来建构人生目标的男人。
莎菲虽然在精神上非常鄙夷凌吉士，但又控制不住想念他的俊美和风度，所以受尽痛苦。
虽然莎菲强烈的渴望亲情友情，但对同性的友情也要求有共同的灵魂共鸣，而不是天然的女性共同体。
她第一次从两性关系、同性情谊两方面建立起精神高度共鸣的价值尺度，具有划时代意义。
三、“革命+恋爱”的新女性时期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到了保家卫国中来，革命是当的主流思想，而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所以创作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
主人公的身份、故事主题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革命+恋爱”的模式。
处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中国文学界需要的是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加具有深度，意义更加广泛的作品。
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就是“革命+恋爱”的典型代表。
写的是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在革命与恋爱间的抉择。
韦护为了革命选择离开丽嘉，让丽嘉也开始有了要革命的意识。
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由过去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转变为表现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与追寻。
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男主角是一个不革命者，学生运动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而他的妻子美琳却对学生运动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
最后，美琳为了继续进行学生运动，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选择放弃婚姻。
与丽嘉的追寻比梅琳是自觉主动追寻，表示了作者对爱情至上的怀疑与放弃。
在爱情与革命中选择了革命。
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爱情至上主义者更是遭到“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更热忠于革命的青年望微分道扬镳。
这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的抛弃。
在《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而男主人公形象却被略去，爱情已被省略革命成为全部。
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丁玲一种新的写作意向，不再沿袭女性通过男性引领投身革命。
也就是说，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革命事业。
在“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中，丁玲笔下的主人公也变成了不同年龄、职业以及背景的女性形象。
其中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妻子，与家人走散的农村女性，放弃学业的穷苦学生，以及一些坚持理想而挣扎的女作家。
这其中，丁玲为人称道的地方体现在她所关注的农村妇女。
像“如丁玲、罗淑之类真正有心注目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的女性作家实在太少”[5]。
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要为政治服务，这是丁玲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
丁玲能开南京，来到延安后十分愉快和兴奋。
因为她在南京的生活承受了许多屈辱与折磨，与她来到延安后所受到的欢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她的作品风格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更加注重与群众的联系，踏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
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期的话。
那么，丁玲到达延安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日益成熟的时期。
她的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
《新的信念》中的农村老妇人，在小说中的前后形象有着巨大的变化。
小说前部分时是典型的没有自我，对于生活也没有要求的，对于一切不公平的事也默默忍受的，封建农村老妇女形象，但后来在革命的影响下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热心的，拥有革命信仰的，对她所信仰的革命事业充满着热情的新形象。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的又一代表作品，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革命题材的作品。
主要表现的是抗日战争与新旧社会制度之间的交替所产生的矛盾，通过这样的背景来反映女主公贞贞的成长。
在遭受到苦难时，内心的挣扎与成长，可以看到贞贞是如何以伤痕累累的身体与饱受摧残的灵魂来为获得“尊严”与“解放”进行顽强斗争的。
她成功的抛开了不堪回首的过去，自信、从容的向未来前进，深刻的表现了贞贞性格的复杂性与鲜明性。
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将女性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索、对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感触，以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责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趋于成熟的状态。
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丁玲成长于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封建思想与当时新知识女性的新思想强烈碰撞。
她之所以能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与她能从“人的解放”中发现女性解放这一命题有重要关系。
她之所以能走得更远，是因为她与当时的女性解放不同。
她对革命的热情不容忽视，对女性意识的关注也是取得成功关键。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后的女性，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是样在痛苦中一步步挣扎着前进的。
正是丁玲用其卓越的才华与女性执着的追求来寻找生命的真谛，她以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以及独特的情感体验塑造了一些列的女性形象，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学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即使在现代，女性意识的彻底解放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由此可知，丁玲确立了中国具有当代性的女性文学。
参考文献：
[1]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J].1991-，第28页.
[2]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5卷[C].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381页.
[3][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丁玲选集》，捷克文版后记.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C].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51页.
[4]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5]万莲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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