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县以外尧迹由来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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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五子之歌：
“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笔者按：
此云“有”，未云“都”、“居”，只是说尧七十六年派大禹攻打此地后将此地归为尧方所有（记载详下），并未说尧都于此。
其四，《庄子·
逍遥游》：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此《庄子》寓言也，众注解者云：
“姑射山”见于《山海经》，“藐”遥远也，云尧帝“北教乎八狄”，[2]派大禹攻打曹、魏等戎狄国，统一天下后，去遥远的汾水边见“四子”。
足见晋南地区非尧时之王畿。
在先秦文献里，大致可信的却是如下相反的记载：
第一、《左传·
昭公元年》子产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
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
第二、《竹书纪年》：
“（尧）七十六年，司空（据该书所记，禹为司空——引者注）伐曹、魏之戎，克之。
”
第三、《吕氏春秋·
召类》：
“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
第四、《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括地志》云：
……《竹书》云：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史记·
五帝本纪》正义）；
“《汲冢竹书》云：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广弘明集》卷11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
“《汲冢书》云：
舜放尧于平阳。
”（《史通·
疑古》）。
以上所谓“戎魏”当在今晋南，因为周时之魏，春秋之魏皆因居古魏之地而称魏。
既然晋南是古魏之地，待大禹攻打才归入尧舜禹之华夏集团，那么，攻打之前尧舜禹未居晋南就很明了。
从记载“第一”可知，在大夏地区，大禹营都之前还有一支帝喾的后裔——实沈家族在居住。
这个“后帝”一般认为是尧帝，也可能是高辛氏本人，因为据刘恕《通鉴外纪》引《春秋命历序》，高辛王朝长达400年。
这个“唐人”当指尧之后代刘累之属，因为下面有“以服事夏商”一句。
《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卷14）皆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
《山西通志》卷62亦记：
“《元和郡国志》：
翼城，唐国帝尧裔子所封。
徐才国《都城记》同”。
童书业先生指出，“这唐同陶唐与尧丝毫没有关系”[3]。
由此可见：
晋南之地非为尧都，只能说尧之后裔夏商之时在此居住过，并建有唐国。
如何解释材料“第四”？
据《竹书纪年》，尧七十年舜摄政，七十六年，舜派禹攻打古魏，此后舜也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尧软禁在山西平阳。
不能理解为尧都于平阳。
注释：
[1]《水经注》（滱水）.
[2]《墨子·
节葬下》。
[3]《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二、河南、山东尧迹的由来 ...
在今天河南、山东交界处的滑县至郓城、曹县及其附近，尧舜禹之时属古“曹”国，夏、商之时称为“豕韦”，周时此处有曹（《史记》卷35“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集解》宋忠曰：
济阴定陶县）、卫等国，秦汉以后又分出鄄城、定陶、成阳、曹等县（郡或国）。
这个区域的尧迹也是东汉以后《汉书·
地理志》等地理著作记载风土民情时所记的遗迹，如第一章所述，往往一迹数记，未曾考证其原始来历。
《汉书·
地理志上》云：
“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
秦代《吕氏春秋》云“尧葬谷林”，晋代皇甫谧注曰：
“谷林即成阳也。
”《水经注》引《帝王世纪》云“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又曰：
“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北半里许实中，俗谚以为囚尧城，士安盖以为尧冢也……又东北过廪丘县，为濮水……又言尧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冢，尧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验状，咸为疏僻，盖闻疑传疑耳。
”唐代《文献通考》“曹州，昔唐尧所居”。
鄄城县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记载就这些。
所有这些证据皆出东汉以后，时间太晚，且皆是《地理志》影响的结果，上引《水经注》可知，郦道元已提出了质疑。
我们考察尧迹传于古“曹”地，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影子，如：
贷殖列传》：
“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
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东汉郑玄《诗·
曹风集说》亦云：
“尧尝游于成阳，舜渔雷泽，民俗始化”。
尧帝也可能“游于成阳”，因为第一章所引：
《竹书纪年》：
“（尧）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
《吕氏春秋·
”尧七十六年（尧七十年已让位于舜），舜派大禹攻打“曹”，打完曹国后，尧可能在此地“游”过。
但说尧是此地人，或将尧陵附会于此则不可。
因为，尧时攻打古“曹”国，以行其教，说明尧不是曹国人，也不居曹国。
尧身为天子，死后岂可葬于异国他乡？
且，尧葬山东鄄城没有任何先秦的文献证据。
古曹地在夏商之时分设了豕韦国，元·
梁益撰《诗传旁通》卷十四载：
“颛顼孙陆终之子曰籛，籛之字曰铿，封于彭，是为大彭。
彭祖以雉斟养性，事放勋（尧——引者注）。
夏之中兴（指少康中兴——引者注），别封其孙元哲于韦，是为豕韦，迭为夏伯”。
豕韦之名可见于先秦古籍，如：
《国语·
郑语》：
“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诗·
商颂·
长发》说：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既是商伯，其地盘可能很大。
《诗经稗疏》卷四：
“韦者，豕韦氏也”。
《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
“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隋开皇六年，分白马县南境置韦城县，《元和郡县志》河南道“韦城县，东汉白马县地，殷伯豕韦之国也”。
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
“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
”《滑县志》亦云：
“韦城在县东南五十里。
”这个韦城，亦即古曹地，《路史·
国名记》（卷28）“漕，本曰曹，戴公居（宋桓公立之庐于曹），泉水、载驰皆言卫地，今之白马，卫之下邑。
（《西征记》：
今白马城，古卫之曹邑，戴公东渡河处此，文公迁楚丘，今卫南县）”，可见，周以后的“曹”与上古的曹，皆在此地。
滑县指今天滑县之东的旧滑县。
尧之后裔刘累及其子孙曾两次代替祝融后裔豕韦氏，占据这个地方，也被称为豕韦氏，从而留下众多祭尧的遗迹。
昭公二十九年》：
“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
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这表明，在夏代孔甲之时，尧之后裔刘累代替了豕韦氏，“更”替代也，“豕韦氏”，祝融后裔。
后来，刘累惧，迁于鲁阳，遂“使豕韦氏复国”。
这是尧后裔第一次代替豕韦氏。
如上引《国语》，豕韦氏复国后，在商代又是一大方伯。
今此地仍有范县，当与尧后裔有关。
《史记集解》引贾逵曰：
“刘累之后至商不绝，以代豕韦之后。
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
”这是尧后裔刘累之子孙第二次代替豕韦氏。
刘累及其子孙所至之处，大都立尧祠以祭祖先。
如《水经注》卷三十一：
“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
‘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
”北方的“尧山”大都与刘累有关。
汉高祖刘邦沛县丰邑人，刘累之后裔，他的故乡就是古曹、卫之地。
由于汉皇帝的重视，该地尧后裔所建之尧迹便得以传承，很有影响。
《古本竹书纪年订补》对濮州鄄城有“尧城”进行了分析，云：
“《太平寰宇记》濮州鄄城县下有‘尧城在城北五里’。
又有‘偃朱城在县西北十五里’。
万廷兰校注云：
‘案原本二城下皆引《纪年》云云，且云：
《十道志》已录，今不欲去之。
究竟事涉荒诞，不见经传，非圣者无法，不如去之。
’是万氏所见《寰宇记》原本有引《纪年》二则，而为万氏所删去，刻本遂不见此文。
干隆癸丑乐氏刻本亦脱去之。
此二则文虽不见，然以万校语词观之，可确信其与《五帝本纪》正义所引相同。
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中之《辨〈太平御览〉、〈寰宇记〉之误》条，所引《寰宇记》文，即万氏所见之原本。
案《寰宇记》所云‘尧城在城北五里’、‘偃朱城在县西北十五里’，与正义所引《括地志》之文同，《括地志》于此文后即两引《竹书》云云。
原本所云‘《十道志》已录’，疑《十道志》亦录自《括地志》，并改《竹书》为《竹书纪年》。
以未见原本，不入辑。
”《括地志》，唐朝之书，所定上古地名未见其根据。
可见《古本竹书纪年》之集佚者是不信此无根据之言的。
由以上可知，古曹地，原为祝融后裔豕韦氏之地，除了尧可能到此一“游”之外，与尧无直接关系，后来才变成刘累及子孙之封地，因此留下了许多祭祀祖先的“尧迹”。
三、山西长子县尧迹的由来
商代末年，周文王灭黎，即《尚书·
西伯戡黎》之黎。
《路史·
国名记四》曰：
“黎，子姓国，侯爵，一作、、，周文王所戡者”。
子姓国，即商族国。
关于黎国的地望，《说文》云：
“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
”即今山西长子县（见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据《吕氏春秋·
慎大览》载：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帝尧后裔于此，也称黎侯。
春秋时，黎侯为赤狄潞子国所逼，被迫东徙，寄居于卫人篱下。
黎人东徙之地为汉代东郡黎县，在今河南省县境。
后又辗转至黎阳，即今河南省浚县，史称“黎国”或“黎阳国”。
其地域为中路、泥中二邑一带。
《路史》注云：
“汉黎县有黎阳山。
《古今山川记》云：
卫，黎阳国也。
黎侯寓卫，以中路、泥中二邑处之”。
由此可知，黎国东徙后的地域范围是比较小的。
黎侯寓卫的情况，史书多有记述。
《水经·
河水注》云：
“[河水]又东过黎阳县南。
黎，侯国也。
《诗·
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
”《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引刘澄之《古今山川记》说：
“黎阳，古黎国也。
“由此可知，所谓“黎侯寓卫“，实际上是东徙其国。
黎侯为什么要东徙其国至此？
如第二章所论，此地为尧裔刘累及其后裔曾居之地。
由以上可知，山西长子县原本是商族子姓国——黎国所在地，与尧无涉，周武王封尧裔于此，才有尧迹流布。
四、河北唐县、山东肥城等地尧迹的由来
《汉书·
地理志》除了以上诸说外，关于尧山（陵）的地点，又说在中山唐县南，今属河北省。
《水经注》曾提出过质疑，云：
“唐水在西北入滱，与应符合。
又言尧山者在南，则无山以拟之，为非也。
阚骃《十三州志》曰：
‘中山治卢奴，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
’骃所说此则非也。
《史记》曰：
‘帝喾氏没，帝尧氏作，始封于唐。
’望都县在南，今此城南对卢奴故城，自外无城以应之。
考古知今，事义全违。
俗名望都故城，则八十许里，此城距中山城则七十里，验途推邑，宜为唐城。
城北去尧山五里，与七十五里之说相符，然则俗谓之都山，即是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
皇甫谧曰：
‘尧山一名豆山。
’今山于城北如东，崭绝孤峙，虎牙桀立。
山南有尧庙，是即尧所登之山者也。
《地理志》曰：
‘尧山在南’。
今考此城之南，又无山以应之，是故先后论者，咸以《地理志》之说为失。
”
那么，河北等地的尧迹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笔者以为，也是周朝留下的。
周本纪》：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曪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
《礼记·
乐记》云：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帝尧之后于祝。
”郑注：
‘“祝”或为“铸”。
’《续汉书·
郡国志》：
“济北郡蛇邱有铸乡城”，刘昭注：
“周武王未及下车，封尧后于铸。
”按铸、祝声相近。
《淮南子·
俶真训》：
“冶工之铸器”，高诱注：
‘铸，读如“唾祝”之“祝”。
’或云“封尧之后于祝”，或云“封尧之后于黎”（《吕氏春秋·
慎大览》）。
综合汉以前之记载，周代对尧之后裔大约有三封，一是封于蓟、二是封于黎，三是封于祝。
可能是尧的三支后裔，抑或是封了之后又改封他处，抑或是尧后裔散处这些地方而后世记史者便有了误记。
因此，尧迹也随之散布于“蓟”（今北京附近，属河北省），“黎”（今山西长子县），“祝”（按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今属山东肥城县东南）等地。
在东汉班固《汉书·
地理志》以前，河北等地的尧迹未见记载，《汉书·
地理志》只记尧迹，未考证其来历。
我们认为，河北等地的尧迹皆尧后裔所为，皆为后世纪念性遗迹。
南北尧迹疏证
作者：
刘俊男
作者简介：
刘俊男（1965-），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先秦史、新石器时代考古、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的理论。
2007年8月11-13日“攸县尧帝史迹专家论证会”在株洲金龙大酒店及皇图岭镇胜利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教授亲自主持了专家论证会，来自全国十三位教授、专家（包括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官长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教授、湖南省原考古研究所所长马世之研究员、陕西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钱宗范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裘士京教授（博导）、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研究员、湖南省文物局何强副局长、株洲市文物局席道合研究员等）、专家一致认为尧帝生于攸县、葬于攸县是有充分的古文献根据的，其说是有理有据的，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及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依据。
为保持过去文章的原貌，尧帝官有关资料对过去的论文一般是原文照登。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又有新发现和新证据。
为进一步宣传尧帝史迹，笔者将有关材料汇于此篇，并对攸县以外尧迹的由来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以供各界人士参考。
五帝时代，文字可能开始草创，传说黄帝臣仓颉作书，又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国《尚书序》）。
从地下文物可知，我们确实发掘了众多史前陶符或文字，如尧舜时期山西陶寺文化陶文（有“文邑”二字）、山东邹平县丁公陶文等等。
因而，有关帝尧史迹主要由传说并借助简单的文字符号得以流传，至三代，传说便以文字的形式书面化。
上古的这些传说虽然不够系统，但它们散见于先秦各类文献之中，总体说来还是可供研究的。
然而，从《汉书·
地理志》开始，帝尧史迹齐聚一文之中，同一遗迹又分记在各地。
除《水经注》等少数名著通过实地考察，对《汉书·
地理志》提出质疑外，后世大量的地理著作竞相转抄《地理志》，影响深远。
今人或各执一端，以为凭据，或将不同区域的史迹串连弥合，附会其活动轨迹，帝尧史迹便纷争迭起。
而对于更原汁原味的先秦文献所载的南方尧迹，《汉书·
地理志》等又失载。
本文拟对《汉书·
地理志》中帝尧史迹记载或失载作个疏证，以期对帝尧史迹研究有所帮助，并请读者指正。
王玉哲教授读到《华夏上古史研究》后来函俊男先生左右：
收到所赠大著《华夏上古研究》一书，多谢。
我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又是先秦史，自然是同行、同志。
只不过我们致力的段落不同而已。
我因资质鲁钝，只能选取史料较为明备的三代商周时期为重点，对于三代王朝以前漫长的远古、中华文明的初曙阶段，当然很重要，末敢涉及。
而吾兄年富力强，所研究的却是最困难，文字尚末出现的远古时期，这种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可敬。
这一段落是中华民族的原始阶段，必须要有人研究。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真伪杂糅，极难治理。
既需具备古声韵学训诂学借以处理古文献的传说，又需有民族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考古等现代的近于自然学科的知识，以为佐证及融会贯通，才能理出信史，由此可见其所谓之“难”了。
吾兄大著里有些是发前人之末发的创新，并且是有理有据的论断，自然可以成为一家之言。
从大著《后记》里得知我兄曾于1999年光临并在南大访问学习过一段时期，可惜我早于1995年已退休（时年82岁）。
尤其是就在我兄光临之年于5月份不幸骨折、偃卧在床，断绝与外界联系，因而与我兄末能存一面之识，失之交臂亦憾事也。
现在新年已过，春节即将来临，专此致以新春愉快！
前程远大、光明！
！
王玉哲
2002年1月15日
（作者简介：
王玉哲，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原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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