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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东亚地区比较重要，世界银行从上个世纪开始，每隔四年就做一个东亚地区报告。
大家可能知道的1993年，东亚奇迹，第一次讲到奇迹，但是后来东亚也出了一些问题。
十年以后，正赶上一个机会写了东亚复兴。
这个复兴不仅是东亚从当时的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更是东亚回归历史上的地位，逐步向历史上的地位回归，也就是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那个报告里，他们提出来了，说东亚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
特别是他们引用了一些经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个发现表明，比起较富和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的国家增长比较慢，这是经验结论。
在那之后，我们经常会借鉴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成为比较频繁使用的术语。
这个事起因是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来中国见到我们总书记，见到了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当时就提到了说世界银行跟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合作，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我们简称“大思路”。
它实际的主题是说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然后向高收入迈进，这个课题还没有发布，但是已经征求过意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进一步在中国的决策圈和学术界流传。
我们最近听到的几个不太赞成的理由，我简单把它归纳一下：
第一个认为“陷阱”这个用词在这个地方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认为陷阱会让人想到是人为的给你下一个套，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怎么可能被别人下一个套掉进去呢？
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词不合适。
理论界也有人提出说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支持有“中等收入陷阱”。
比如说过去发展理论里有“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甚至“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从来没有“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说理论上可能找不到依据，但我确切地说，这些看法实实在在的是有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把它写出来。
第三个理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证据，也有人专门用了一些数据说明，它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会显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差。
再有一种怀疑是它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处。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是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相关，是不是由它而来的？
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无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
我自己偏向于认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对一个理论的概念或者一个命题，我们第一可以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符合逻辑地去刻划它。
第二我们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事实去支持它。
第三对谈这个问题的国家有针对性，有意义，有助于解决你自己面临的问题。
如果这三条条件比较符合的话，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情况。
一个是理论依据。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读的文献不够多，没有专门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类似的文章，相关的东西有了，而且历史上的一些文献，也支持这样的概念是可以理论化的。
关于陷阱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挖一个坑，诱惑你让你掉进去？
其实在经济学里陷阱这个词是经常用到的，它是有特指的。
它就是指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那么这个均衡状态是过于稳定以至于一个短期的破坏效果，就可把这个均衡打破了，但终究它还会恢复均衡。
比如说你的额外收入的来源会提高人均收入，如果最终的均衡又恢复了的话，它还会把你的人均收入拉回来。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和“贫困均衡陷阱”，这是经济学里对陷阱这个词是有特指的。
我们再看看马尔萨斯的“陷阱”，他本人讲的比较直白，GDP是以自然基数增长的，1、2、3、4…增长，但是人口是以几何基数增长，1、2、4、8、16这样的增长，因此最后的结果，人口的增长超过实物的增长，以至于人均食品不能满足你的温饱。
这样长期人口会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使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后来的人把它模型化，把它叫做“马尔萨斯陷阱”或者“马尔萨斯均衡”。
也有人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式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任何一个产出的增长都会被你相应增长的人口所摊薄，最后你的人均收入只能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甚至更早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多，但是中国的GDP总量也大，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生产率也比较高，因此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为什么不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就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或者叫“韦伯之谜”。
在回答这个谜团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史学家，就发明出了一个词，叫“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中国人配置你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配置得比较完美，但是最终的结果，长期的结果，你是不断地在最好的均衡上配置你的资源，但是归根结底，还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存水平上，也就是仅够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回到直线上来，这个直线就是说人均的产出是不变的，就是生存水平。
“高水平均衡陷阱”
如果这一些理论假说，就是用到“陷阱”、“均衡”的这样的一些理论，除了它本身形成了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不太感兴趣的，在一定的学术界和决策圈子是流行的，还因为它有它的政策含义。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话，它的政策含义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有一个特殊的力量，而且比较稳定的，足够大，足够持续才能把这个超稳定的均衡破坏掉，那么相应就形成了一些与这个假设相关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如说叫“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也就是说，你想打破均衡，小力量是不够的，有一个最低标准力量，必须超越这个力才可能打破这个均衡。
比如说大推动，跟最小规模理论差不多。
又比如说“平衡发展理论”，它的核心是不平衡发展，就是说在几个关键的领域中，不平衡的去进行投资以形成临界最小的投资规模，达到大推动的效果等等这样的一些和政策建议直接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在“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
即使前面说的那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因为人们说早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被业余爱好者提出来，都不是纯经济学家，慢慢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受到质疑，到80年代慢慢销声匿迹，后来的经济学变成新古典理论领域。
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他本身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得诺贝尔奖的著作《传统农业》，他就同样把传统农业看成是稳定的均衡状态。
说传统农业中，小农，和资本主义中的农场主，在配置资源能力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在它的特定约束下，把资源配置得尽善尽美。
但是他缺的是特殊的新的要素，可以打破原来的均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引进新的要素，以打破过去的均衡。
我们看它和讲“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它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其实也是可以找到它自身的逻辑。
那么最近的文献，我们知道过去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讲就是一个索洛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是短缺的，那么你不断的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
因此引申出来一个结果，资本越缺的地方，它的资本回报率越高，因此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
资本缺乏的地区，就是发展中国家，一定时间内假设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快一些，世界经济，各国之间生产率和生产水平趋同。
还有一个引申的，就是资本回报率会不断的下降的话，那么想保持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靠索洛残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索洛理论里，当然没有“低水平收入陷阱”的地盘，没有马尔萨斯的地盘。
2002年有一篇文章就叫马尔萨斯到索洛，他们尝试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索洛的理论统一起来，用一个框架把它串起来，同时它也可以一体地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假设，马尔萨斯世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我认为已经不太多了，因为过去有一个芝加哥的教授，曾经引用一些材料说，他表明现在非洲是最穷的国家，一个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也远远高于当年马尔萨斯时代。
英国和法国人均摄入的卡路里，也就是说典型意义上的马尔萨斯世界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也许我们一定要指出几个非洲国家，或者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大多数不是马尔萨斯世界。
因此说，从马尔萨斯到索洛，我们中国不是索洛，我们不是新古典增长的阶段。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所以这两极跨的太大了，因此我们很自然想到，它一定缺了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过渡的阶段，理论上也是一个过渡的划分。
我很自然就想到中间有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刘易斯发展阶段，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是处在这个中间的阶段。
那么后来也找到了依据了，从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的核心是如何克服那些制度障碍，以便让劳动力充分地流动。
劳动力流动就是刘易斯模型。
从马尔萨斯到刘易斯阶段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应该说是如何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时候很多人都没讲到，它的核心要有足够高的储蓄率和足够多的投资。
很自然刘易斯结束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那么它如何进入到新古典世界里，很自然也有一个跨越，能不能跨越，跨进去你进入新古典索洛世界，跨不进去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前不久白老师承办的世界经济协会的大会上，现任的会长青木昌彦做的一个主题演讲，这个演讲他结合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我觉得在前面的基础上，就更细化了，我前面讲得太抽象了，现在和我们的现实逐渐接近了一些。
第一个阶段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阶段”是一样的，它总是我们的起点，当年我们大家都穷过，美国人也穷过，英国人也穷过。
第二个阶段，它开始打破了“低水平均衡”，这个时候政府有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比如说二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新独立的这些国家。
这个时候它可以定义为，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之后，完全靠政府也不可能是长期的，因此有一定的市场的规律发挥作用，因此是靠结构变革，比如说从农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以后再发展第三产业，以这样的产业结构变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因为库兹涅茨最早概念化了，是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这样的变化规律。
第三阶段叫K阶段，就是库兹涅茨通过结构变迁实现的发展阶段。
他也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他也说了，库兹涅茨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
再以后他说中国接近于完成库兹涅茨发展阶段，即K阶段，也就是赞成我说的刘易斯转拐点已经到来了，因此下一个中国会走向H阶段，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他说韩国现在在这个阶段上走的不错，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
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比如说日本，他就进入到了PD阶段。
我们也可以想到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可能是中等收入向上迈进的一个时期，那么即使在H阶段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
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
也有相关的文献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个是他们在总结职业变化的时候，就是不同国家的职业调整，他们发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如说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整个发展时期。
我们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给它描述一下，横坐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是经济增长速度，GDP的增长率，他发现各个国家点上去以后，可以画出一个U字型的微笑曲线，恰好它画到全球化之前。
比如说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恰是一个倒U字型曲线。
那么这个U字型曲线就意味着说，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在全球化获益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得慢一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证明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可以画出U字型曲线。
怎么解释呢？
我通俗地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IPAD或者苹果产品。
富裕国家我们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富裕意味着说它处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上，它引领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它有新的创业，他们在整个人类的知识前沿上就往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创业都产生在那，乔布斯拿这个产品介绍给你，你们见过这个没有，说没见过。
人家说这个有什么用？
他说我给你讲了以后，第二天苹果都排上队了，全世界都如此。
很显然它在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有足够高的比较优势，有全球化它就会有收益，而且收益最高。
我们再回到这边，这几个工人是生产苹果产品的中国工人。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创意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订货，不管你有什么全球化的市场需求，我中国人用最便宜的方式给你生产出来，因为我劳动力便宜，无限供给，他非常的便宜，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绝对在这里。
我们学国际经济学，人们会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但是相比两个极端来说，处在中间的国家，它的比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
它也增长，也从全球化获益，但是它不是获益最大的，不那么显著。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它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那么稍候我会说，为什么中国面临潜在的可能性。
我再介绍一些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经验证据。
这方面有很多，我们过去总结过，在早期我记得我在长安讲坛也讲过，我们在早期就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了，几十年以后，还在这个圈子里，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这里面，基本不怎么变，最近也有一些文献我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一个是胡永泰，他们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他们构造一个赶超指数（CUI）。
他的出发点是，你们讲中等收入，低收入，高收入的时候，都在讲不变的水平，假设多少是低收入，多少是高收入，但是实际上都在变，你也许几十年前的高收入，到今天充其量是一个中等收入，因此他不用这个概念，他用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相对于美国你的收入是它的多少，你占它的收入比重是多少，是80，50，还是20。
那么来给你划分你在不同的阶段上，总之它由这个划分出了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那么他的发现是说，中等收入国家，不同的时间和起点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有一半的可能性是留在中等收入的组里，没有涨上去，也没有跌下来，一旦你那一半可能有上，有降，在那一半里头，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可能性，它退下来了，并没有升到高收入里面。
从中等收入也有补充，从上下来，也有从下往上赶上来，这里面低收入组晋升进来的数量是高收入组降下来数量的2倍。
如果你在高收入国家被降级的可能性不高，不像我们足球赛一样，会经常给你变组别。
这表明中等收入相对来说是一种稳态，从长历史阶段的宏观数据角度来看，它是比较稳的。
最近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是要减速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用最快的速度增长的。
那么他们就会研究说，在什么时候减速？
统计的规律，这是王庆投资经济学家，他们做的一个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大约在人均GDP7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减速。
也就是说，他们用麦迪森的数据，发现在过去的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购买力平价7000美元，其中有31个经过拐点以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过去是10%的增长率，现在是7.2%的增长率了。
这是一个结论。
大家记住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那么另一组经济学家，Eichengreen，他们也是几个人一块做的，大概同一时间也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他们发现人均GDP到达17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减速的幅度是两个百分点，减幅差不了太多，但是它的减速时间，大大地靠后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们用的都是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它的含义是假如说我们现在计算的人均4000多美元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至少乘2，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因此我们正好在减速区间里，这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这些研究都没有提供很多理论依据，但是他们讲到了中国可能减速的一些因素。
当然这些因素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天天说中国有什么样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也讲了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这是最概括的说法了。
但是UBS经济学家他写过一个文件说，他用了十个最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十个最大的低收入经济体，他看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的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低收入增长很快，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慢，那么就可能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如果像这个图画出来，他们增长完全一样的话就不能证明这一点了。
但是事实上，我想他这个比较并不太精确。
因为我发现他选择的十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十个低收入国家，其实这20个国家，全是中等收入国家。
尤其是他选的那些十个所谓的低收入国家，恰恰都是我们现在所列举的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因此这样的证据现在还不足以让我们否定这个概念。
前面讲了很多人均GDP到多少以后可能减速，我想加一个是人口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也有可能减速。
对日本的经验，我们暂不说它老龄化多少，也不说人口增长多少，我们看人口的抚养比，这个曲线是人口抚养比，当你有人口红利可以收获的时期，就意味着说人口抚养比是下降，人口负担很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也比较高。
当你降到最低点以后，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候，人口红利消失了，甚至人口负债。
因此这个时候，从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转为人口负债情况下的低增长，那么日本正好是这样的。
大家看，日本从人口抚养比下降到停滞在最低点，然后再迅速上升整个过程中。
日本经历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DP9.2%的增长速度，到减速，减速是1975年到1990年人均GDP每年增长3.8%，到停滞。
这是减速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接着就减下去了，到停滞，1990到去年它的年均GDP增长率0.85%，不到一个百分点，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每年不到1%的增长速度还有可能是虚的。
那么也有人认为它不是负增长就很好了，很多不同的测算，甚至有人估算说我们中国的台湾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日本，不管怎么说，日本是非常经典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跟人口红利相关的。
我们今天就在谈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正要消失人口红利，因此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对中国是有含义的，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来看看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
第一按照王庆人均GDP7000美元开始减速和Eichengreen人均GDP17000美元开始减速，我们把它作为两端，不管怎么说，减速在这个期间，那么中国目前按照他们同样的口径大概是9000美元，正好超过了王庆转折点，尚未到达Eichengreen转折点，我们也要减速了，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减不减的问题，而是如何减，什么时候减的问题。
在这其中我们先看，为什么中国经济可能减速，我们看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和日本有没有什么相象之处。
第一个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一个低生育率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国家。
大家看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终生生育孩子的数量。
我们中国是一夫一妻制，就是一对夫妻终生生育孩子的数量，大家想想要让人口平衡增长，我生育的后代，能够把我替代了，人口总量不变的话，就应该生两个孩子。
因为孩子是有一点磨损，通常人们把2.1总和生育率叫更替水平，替代水平。
因此定义一个国家是高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就用2.1。
高于这个就叫高生育率的国家，低于这个就已经处在低生育率的发展阶段上。
大家看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中间这个蓝色的，其他的是分城乡的，大概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降到了2.1以下，更替水平以下了，接着继续下降，有一段，有一个突然的降下来，我没法处理，因为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从那以后，就永远是1.8了，谁也不信。
官方说，我们总和生育率是1.8，说了20年，哪有那么稳定的生育率呢。
但是后来人们又开始承认实际上我们生育率比1.8还低，因此我们结合不同研究的结果也结合联合国的研究结果，过去几年我们总和生育率是1.4和1.5，1.4和1.5是什么水平呢？
世界平均水平是2.6，我们比它低很多。
发展中国家，撇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后是2.5，我们比它低很多。
发达国家是1.6，我们也比它低。
我们都说日本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那么去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39，四舍五入以后也是1.4，也就是说我们和日本人口生育率是一样的，而且不是去年才达到的，至少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是1.4的总和生育率，因此我们生育率已经非常低了，已经低了很多年了。
那么这种低的结果，会发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当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把依赖性人口，15岁以前，65岁以后的加起来做分子的话，那么我们的抚养比就发生这样的变化，过去一直是下降的。
大家看不同的三种预测，有学者的预测，有政府部门的预测，也有联合国的预测。
从去年开始，到2013年之间就见底了，之后不像日本停留20年，停在低水平，而是迅速上升，因此我们人口红利就迅速消失了，我们今天可能还有，明天还有，可能后天就没有了，这是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路径图。
再一个结果，我们预测我们中国的总人口，我还是用一个保守的预测，也更官方一点，是联合国公布的，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具体我也不知道哪年，因为联合国五年一个数，我们就说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37亿就到顶峰了，我们见不到中国有15亿人口，虽然缓慢，但是我们中国人口在下降。
前几天我们迎来了世界70亿人口的日子，10月31日，不管哪个国家生了第70亿个小孩，人们就开始议论人口，按照预测，说过去人口翻倍很快，按照这个预测，人们就想到，将来人类会不会超过100亿，200亿，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以中国为例，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就会负增长，因此世界人口不是永远涨下去的。
在这个预测期间也就是说在2002年到2022年这一段，我们画出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
大家看，在这期间也就是说，不久之后大概一两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就会到达0，接下来就变成负数了。
也就是说可供作为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就是负增长，而且这个范围很大，是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就是负增长，具体真正能干活那段人可能还会少得多，比如说20岁到60岁之间，这就是我们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像日本一样。
现在我们劳动力供给是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供我们城市使用。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满街都是农民工，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们。
2013年到2015年之间农村减少的和城市增长的是相等的，正负一加就是零，之后就是负增长，我们城市劳动力就不能得到充足的供给。
很自然，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会导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
因为我们讲比较优势的时候，其实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来看，就是说你最丰富的资源是什么，你是一个石油国家，很自然的这个自然资源是你的比较优势。
你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那么劳动力当然是你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就是资本，我们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接下来我们丧失掉了人口红利。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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