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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色文化育人促进和谐发展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红色文化进入校园作为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有利于学校形成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承。

一、红色文化的内容与红色文化育人的意义

红色文化的主要内容是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先辈在老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革命传统内容。

它既包括各类与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英烈人物有关的史实及遗物;还包括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纪念地、标志物、标语、文件文献等;也包括革命历史照片和图片、革命文学、革命歌曲、革命精神等等。

校园红色文化育人主要意义就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认

识,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勇于创新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并以这样的革命精神来影响和熏陶学生,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增强学生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弘扬红色文化是时代的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人们特别是部分未成年人的心灵深处却出现了“荒漠”。

父母在抱怨,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干什么?

要什

么?

孩子审美观点在变“味”。

说的是一些低俗的语言,唱的是媚俗的歌曲;沉迷的是网吧,玩的是搞笑刺激游戏;生活讲排场、摆阔气,刁蛮、任性,怕苦怕累,成了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

这样的孩子实在难以沟通与管教。

当这些孩子进入到校园后,同样状况又呈现在校园中,老师对学生存在的心理、道德等层面的问题多是束手无策。

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将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如何教育引导培养好孩子成了学校管理的一大难题。

从满足未成年人的精神需求出发,用红色文化来满足学生的内心渴望和心灵需求是一条可行之路。

通过红色文化的洗礼,以先辈为榜样,将革命先辈的风范、情操、气节“种”在孩子们的心田。

培养青少年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品质。

从遵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出发,融红色文化于诚信教育、传统美德教育、文明习惯养成教育、荣誉观教育等于一体,用丰富的德育内涵推动校园多样性文化活动的开展。

通过形式多样性红色文化活动,吸引了各层次学生的广泛参与,在活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逐步养成爱党爱军、诚实守信、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优良品格。

通过红色文化熏陶不断增强学生报效祖国的成才意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为学生如何全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找到努力的方向。

由此可见,红色文化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改变学生管理现状的呼唤。

三、开展校园红色文化的主要形式

(一)用先烈的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文化。

用先烈的英雄事迹来打造红色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红色情结,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制定发展计划,发展红色文化。

在优质教育需求日益高涨,学校质量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打造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每一所学校必须思考的课题。

我校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传承革命传统为主线,以激发爱国情怀为核心,以激励进取精神为宗旨,高起点策划,制定文化育人中长期计划和校园红色文化育人亮点方案。

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发展计划,发展红色文化,使红色文化焕发长久的生命力。

(三)建设凸显校园红色文化的硬件设施。

文化育人,离不开特定的校园环境。

在良好的环境中,通过目濡耳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

这样的影响往往比教师的苦口婆心更具有教育效力。

在教室、走廊、宣传栏等处张贴、书写具有红色革命色彩的格言警句等。

(四)经常组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体活动。

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源泉在于各种活动。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封闭式军训等一系列活动,强化学生的集体意识、爱国意识、国防意识。

使孩子们初步形成军人般的意志品质。

与此同时开展读“红书”、唱“红歌”、讲“红色故事”、清明祭奠革命烈士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将红色文化精髓内

化为自身的思想情感、道德修养,使其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自觉传承和践行红色革命传统。

利用学校图书馆、校史展览室等功能场室,开展革命史书画展览,让学生见证无数革命者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探索和斗争,并为之流血牺牲的不屈不挠精神。

用鲜活的历史告诉青少年,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是建立在他们对祖国深厚的爱之上。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学生了解和熟知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几十年来,散中虽经风雨,上坡下坡。

但散中人始终秉承学校的红色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国家建设输送了成千上万的红色人才,彰显了红色革命学校的特色和个性。

有红色文化育人的良好机制,有“忠于人民、艰苦奋斗、勤教苦学、报效祖国”的散中红色精神的激励,红色学校的品牌将会打造成功,散中红色文化育人之花将会越开越红。

篇二:

郭述申谈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

郭述申谈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红二十五军战史在第二稿基础上再作修改,将公开出版。

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为了使这部战史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成为一部信史,他们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对红二十七车部分也作了进一步查阅核实,并从有关资料中提出了关于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安臵随军群众和过长江的计划等问题,请我谈一下。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

作为当时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关于红二十七军的情况,我过去曾谈过几次。

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也有记述,《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回忆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一文,这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二十七军从成立到撤销的经过,因此,我在这里就不细谈了。

我只就办公室同志提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谈一谈。

首先我想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问题。

对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如何看,在有关资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红二十七军可以向外线转战,但道委机关不应到外线去。

我不知道这些同志的看法依据是什么,我只想谈谈当时的实际情况。

红二十七军的成立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

动方针也是经工委讨论决定的。

之所以决定向外线转战,我记得有三点考虑:

一是为箱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北到皖西北来时,敌人重兵也尾随压了过来,方面军转而又向西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

因此我们决定打出红二十七军旗臶,向东转向外线,吸引部分敌人,以减轻对主力红军的压力。

当时对转战方向我们也作了具体分析,敌人从北面压来,方面军西去,向南活动范围狭小,只有向东。

实践证明,红二十七军向东线转战的行动是对的,起到了箝制敌人,配合方面军行动的作用。

二是皖西北根据地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在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没有思想准备,严峻的客观斗争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转移。

当时时间相当紧迫,形势十分危急,根本来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动中伦促进行的。

分局和省委从鄂东北慌慌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对我们的转移作任何指示,我们对整个形势又缺乏了解,只能解决眼前急迫问题,就连张国焘给我的信也是在路上走时写的,很简单。

三是这样可以避开敌人锋芒,挫其锐气,在外线转战中寻机歼敌,待形势和缓后再转回根据地。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外线转战的行动,才得以保存红军力量,为后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事后看皖西北道委的撤离,似乎应留下部分机关干部,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是对的,是好的,但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已

不可能。

皖西北与鄂东北的情况不同,鄂东北苏区建立较早,地方工作有较好的基础。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虽然分局和省委领导由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对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缺乏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但还是在鄂东北同敌人打了几仗,作了一些对敌斗争的准备,结果因敌人兵力多,攻势猛而未能扭转战局,这才急急忙忙的向皖西撤离。

而皖西北则不同,皖西北大部分地区是刚扩建不久的根据地,时间短,群众基础不如鄂东北,在严重的敌情下,党政干部自觉集中转移了,留下的也只是少数的,回顾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我觉得方针是对头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果是好的。

其次谈一谈随军“跑反”群众的问题。

红二十七军从成立时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据地,始终有大批群众随部行动,主要是“跑反”群众,也叫“避难团”。

这些群众有一部分是省委机关人员从新集撤退过来的,有一部分是跟红四方面军“跑反”到燕子河时被敌人截堵下来,其中有些部队伤员,还有一部分是皖西北的道委机关干部家属和基本群众,共二万人左右。

这些群众数量大,临时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没有组织领导,行动起来像一盘散沙。

部队行动,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着走,部队住下,他们也漫山遍野地住下,有时还燃起火来,使部队目标大,行动困难。

遇到敌人时,他们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给插乱了,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作

战。

当时,鄂皖工委和军领导曾几次研究,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试图把群众组织起来,但由于敌情紧急,情况复杂,几次都没组织起来。

我们也设想分出部分部队,把“跑反”群众带回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实现。

因此,只好边作战边掩护群众,处境十分艰难。

(可见当地党政基础不好,地方武装也不强)

在行动过程中,部队和群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有时群众行动慢了,对群众耍过态度。

在作战紧张,敌情严重时,有的群众被敌人冲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敌人炮火击中,也有的主动离去的。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军领导从来没有抛开群众的想法,更没有作过什么决定。

相反,我们强调要掩护群众,负责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带回了皖西北根据地。

群众在随军行动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是有影响的,但也有帮助。

记得在磨子潭突围时,为了压制敌人火力,全军几挺水压机关枪缺水,就是群众用脸盆、饭盒从山下端水送往山上的,保证了机枪火力的发挥。

同时,随队的伤病员和部分群众还多次补充部队,参加战斗。

红二十七军在当时那种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掩护群众转移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行动计划问题。

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

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

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

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

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

红二十七军在一个多月的行动中,能箝制敌人大量兵力,取得数十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歼敌四千余人,转战十多个县,行程三千余里,保存了有生力量,是与鄂皖工委和军领导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在我的记忆中,红二十七军研究行动计划时从没有考虑过要过长江的问题,更没有要过长江的计划。

在当时要过长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红二十七军行动过程中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不仅听不到长江的浪涛声,而且连看都看不到,更不会象有些资料中写的那样,什么准备渡江船只呀,军领导对过江的意见不一致呀,等等。

我作为鄂皖工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没有讨论过过长江的计划,也没有听过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军部提出要求过长江的意见,至于讲到准备船只过江的说法量毫无根据的。

记得我们转到宿松县境时,站在高山顶向南远眺,曾看到一片湖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

当时,我与徐海东、篇三:

浅谈红线意识

浅谈红线意识

红线意识不得不从意识谈起,那么什么是意识呢?

“意识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运动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普遍性规定和本质,是每个具体事物普遍具有的自主、自新、自律的主体性质和能力”。

由此可见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解决了这个认识问题,理解红线意识就不难了。

那就是安全生产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联想到近些年来全国多个地区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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