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献赋到试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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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献赋到试赋

从献赋到试赋

所谓“试赋”是指科举时代以赋取士的制度和用于取士的赋体及科场留存的赋作。

唐宋两朝主要以科举取士，试赋之盛前所未有。

许结先生认为“‘献赋'衍为唐宋时代的‘考赋'制度”，将唐宋试赋制度溯源至汉之献赋，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汉之献赋至唐宋试赋并非一蹴而就，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衍变，并逐渐表现出清晰的考试特征。

本文即通过考述其特征的衍变，探索唐前试赋的形成，以就教于方家。

赋是两汉的标志性文体，文人往往以善赋而受到帝王的青睐，至有扬雄《法言》“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之语。

其实，“赋”与官人的联系，在《毛诗?

?

{风?

定之方中》“传”中早有表述：

“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在这里，“升高能赋”被视为君子“九能”之一，是“有德音”的表现，是“可以为大夫”的条件。

虽然此“赋”只是“不歌而诵”的行为，却是与官人关系的最早表述，恐怕也是后世以赋取士的理论基础。

赋在产生之初便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藉赋得官者不乏于正史记载。

两汉时期，司马相如、枚皋、扬雄、李尤四人不仅藉赋得官，而且其经历极具代表性，其中扬马主要是献赋得官，而枚李却出现了新变的因素，较献赋明显表现出了“考”的特征。

据《史记》载，司马相如始事孝景帝，后因景帝不好辞赋而乘梁王来朝之机“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客游梁，并“著《子虚》之赋”。

正是这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声闻于天，引起了汉武帝的关注，从而使他再次出蜀入京，达成入仕的愿望。

关于这一情节，《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云：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得意曰：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上惊，乃召问相如。

相如曰：

“有是。

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

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

”上许，令尚书给笔札。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鸟有先生”者，鸟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

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

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奏之天子，天子大悦。

虽然汉以察举、征辟为选官常法，但据引文不能不说朝廷征召司马相如的直接动因是汉武帝看到了其《子虚赋》，或者说，《子虚赋》让汉武帝知道了司马相如的存在。

继《子虚赋》之后，描写天子游猎的《上林赋》彻底征服了汉武帝，不仅使“天子大悦”，而且“赋奏，天子以为郎”。

所以可以说，是赋成就了司马相如，铺平了他人仕的道路；是赋让汉武帝发现了司马相如的

才能，并把他延揽到了自己的身边。

扬雄几乎是完全摹写着司马相如的赋成长的，据《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记载：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经过其不懈的努力，不仅“文似相如”，而且终因献赋黄门步入仕途。

《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云：

“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

”非常清楚，王音召雄为门下史是因“奇其文雅”，“荐雄待诏”一年多

后始因奏《羽猎赋》得官。

司马相如《上林赋》和扬雄《羽猎赋》是通过奏献呈达皇帝

的，即通常所说的献赋。

与之相比，枚皋和李尤的经历表现出了

“考”的特点。

枚皋是枚乘的儿子。

枚乘始客梁孝王，“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

孝王薨，乘归淮阴。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高，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

《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载枚皋入见汉武帝始末云：

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

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

皋亡至长安。

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

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

诏使赋《平乐馆》，善之。

拜为郎，使匈奴。

东汉时期李尤藉赋入仕的经历与枚皋相仿，其事见于《后汉

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

少以文

章显。

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枚李二人除了因赋拜官的结果与扬马相同外，其过程表现出

了“考”的特点，前者“因赋殿中。

诏使赋《平乐馆》”；后者“召诣东观，受诏作赋”。

这两句话看似平淡，实则标志着从献赋向试赋的发展：

第一，司马相如《上林赋》和扬雄《羽猎赋》的创作都是主动为之的。

特别是前者，司马相如首先向皇帝陈述了创作的动因，《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

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

不管如何，司马相如是征得了“上许”而创作的。

而扬雄的《羽猎赋》完全是因从“其十二月羽猎”的有感而风，是其赋学理论的实践，当然也是其责任感的体现。

枚皋和李尤则完全不同，是皇帝以“诏”的形式“使赋”的，带有强

烈的行政命令性质，他们是要完成皇帝交付的写作任务。

第二，从《史记》、《汉书》来看，不管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还是扬雄的《羽猎赋》，都找不出皇帝命题的痕迹，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属于自拟题目，这样就表现出充分的自由度。

枚皋赋《平乐馆》系“诏使赋”，题目是由皇帝定的；《后汉书》虽未详李尤

赋题，但从“受诏作赋”推测也应有所限定。

如此，则枚李二人属限题作赋，无形中多了一些束缚。

第三，“因赋殿中”、“召诣东观”表明枚皋和李尤作赋的地点也是有限定的，而司马相如

作《上林赋》除“上许，令尚书给笔札”句似乎可以臆测有地点限制外，扬雄的《羽猎赋》干脆没有任何显示限定写作地点的信息。

第四，与扬马相比，枚李作赋既然有题目和地点的限制，自然在写作时间上不会漫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枚皋和李尤是在限定题目、地点和时间的情况下创作的，虽然当时可能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但客观上却表现出向后世科场试赋的过渡。

自李尤奉诏作赋后，类似情形屡见于正史记载。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

王卫二刘傅传》载：

“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

”《梁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五?

刘孺传》载：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于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高祖甚称赏之。

”《陈书》卷十八《列传第十二?

沈众传》载：

“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帝善之。

”《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

虞世基传》载：

“陈主尝于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为《讲武赋》，于坐奏之。

陈主嘉之，赐马一匹。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上?

袁朗传》载：

“朗勤学，好属文。

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

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

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

后主曰：

‘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

'”刘劭、刘子孺、沈众、虞世基、袁朗皆系奉诏限题作赋，史传虽未言五人因赋得官，但仅从限题作赋层面言均有别于司马相如、扬雄的献赋，因此是继枚皋、李尤之后从献赋向后世试赋的继续发展。

奉诏作赋主要是一人奉诏，偶尔也会出现多人奉诏同题竞作的情况，此时自然形成了甄辨优劣第其高下的特点。

《南史》卷二十《列传第十?

谢庄传》载：

“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甚美。

”此事发生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谢庄只是奉诏作赋群臣中的一员，但相形之下其作品却以“甚美”突出。

无独有偶，梁天监四年（505），又有群臣应诏赋舞马事发生，《梁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七-张率传》载：

“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

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

”这次应诏作赋者也非张率一人，“时与到洽、周兴嗣同奉诏为赋”，而且“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足见奉诏作赋者至少三人，其中张率和周兴嗣赋要工于到洽，可见高下已分。

与枚皋、李尤等人相比，谢庄、张率等人虽也是应诏作赋，但属多人应诏同题竞作。

在这种情况下，已非简单的一个“善之”所能概括。

枚皋等人之赋虽受到帝王的嘉赏，但并没有横向的比较，没有同题作品可资参照。

谢庄、张率等人同题竞作则不同，每个人的才学都要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所有的作品都是其中一篇的参照，甚至可以说从构思的那一刻起，高下优劣已经有所区别。

也就是说，与个人奉诏限题赋相比，谢庄等人所参加的创作活动客观上表现出一种“竞赛”的意味，而这种竞赛已经具有了“考试”的性质。

退一步而言，即便这种“竞赛”只是为了增强游戏性，也客观地反映出从献赋到试赋之间规则的进步。

通常意义上的考试皆有时间限制。

上举诸例虽非正式的考试，但也体现出作者对时间的把握。

枚皋、李尤等人奉诏作赋，是要通过完成皇帝交付的写作任务来展现自己的才能，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答卷本身便是才能的体现，所以作者们必不会漫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刘孺“为《李赋》，受诏便成”，虞世基“为《讲武赋》，于坐奏之”，袁朗“为《月赋》”，“染翰立成”等佳话。

与此相比，更确切地限制写作时间出现在南朝陈后主时。

《南史》卷六十一《列传第五十一?

陈暄传》载：

“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

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

尝倒县于梁，临之以刃，命使作赋，仍限以晷刻。

暄援笔即成，不以为病。

”陈暄作赋时的处境虽然表现为后主对他的轻侮，但“限以晷刻”却是明确的时间限制。

从献赋到奉诏限题作赋，再从一人奉诏到多人同题竞作，无疑是献赋向试赋的过渡与发展。

尽管这种过渡与发展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却是唐前试赋的先兆。

关于唐前试赋的时间，史学家和文论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隋代。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云：

“举才选士之法，尚矣!

自汉策贤良，

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律赋》云：

“六朝沈约辈出，有四声八病之拘，而俳遂人于律。

徐庾继起，又复隔句对联，以为四六，而律亦细焉。

隋进士科专用此体，至唐宋盛行，取士命题，限以八韵。

要之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

”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灵帝五”云：

“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

甚贱之也。

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腧于文赋一途。

”以上三家均认为试赋始于隋世。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可以称得上试赋的史料来看，基本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试赋最晚应该出现在隋朝。

据正史记载，第一位试赋的考生是杜铨的儿子杜正玄。

《北史》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

杜铨传》载：

子正玄，字知礼，少传家业，耽志经史。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曾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

“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

可附下考。

”乃以策抵地，不视。

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

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

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

“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

”正玄及时并了。

素读数遍，大惊曰：

“诚好秀才!

”命曹司录奏。

《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杜正玄本传”亦云：

开皇末，举秀才，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

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

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

及至，即令作赋。

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

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

从两段文字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杨素有刁难杜正玄之嫌。

《隋书》中显示以秀才登第者十人，其中七人不载其试项，余者李德林、许善心、刘焯三人皆试策高第。

三人中李德林、许善心虽登前朝秀才第，但也说明了秀才科是试策的。

其实，上引《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