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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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此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徐光启，研究其生平者对此事着墨亦不多。
③英国学者博克塞（CharlesRalphBoxer）、葡萄牙学者文德泉（ManuelTeixeira）的相关研究，更将两次入华事件混为一谈。
④至于曾随葡兵来华的耶稣会士陆若汉（JooRodrigues，1561?
-1633），虽然美国学者MichaelCooper已为其撰写了一部传记，其中大量引用西方原始文献，但是并未使用中文史料。
⑤方豪曾关注明末西洋火器入华问题，⑥公布了部分关于葡兵入华的资料，而未做专门研究。
欧阳琛于194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完成《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硕士论文，⑦在发掘中文文献方面亦有相当之贡献。
近年，张小青、汤开建、刘小珊等人也努力爬梳文献，⑧但对中外史料的融通仍存在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且以往研究多是在中西关系史脉络下进行的叙述，至于葡兵西炮入华对明清战局产生哪些影响则研究不足。
因此本文尽力爬梳中文和葡文原始史料，就此一在明清军事史、中西关系史和中国天主教史上均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做进一步分析探讨。
本文征引的葡文文献主要包括：
来华通官故未略（徐西满，SimoCoelho）所撰《统领公沙·
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⑨叙述铳师队伍从澳门出发抵达广州的经过；
1630年5月27日陆若汉写于北京的一封信，⑩讲述葡国铳师队伍从南京至北京的经历；
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
niodeGouvea，1592-1677）的《远方亚洲》（1644），涉及崇祯年间葡国铳师队伍两次入华的经历，尤其是公沙·
的西劳（GonaloTeixeiraCorrea,?
-1632）等葡国铳师在孙元化军队中的表现，以及在登州保卫战中牺牲的过程；
（11）公沙、陆若汉、徐光启、卢兆龙等人之奏疏及崇祯皇帝圣旨的葡译本，其中很多中文本已佚；
此外，尚有徐光启致耶稣会日本、中国巡按使班安德（André
Palmeiro，1569-1635）的一封重要书信。
（12）这批文献大都保存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daAjuda）所藏《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í
tasnaá
sia）系列档案中。
（13）再者，澳门议事会档案本该对此事有较多记载，但该档案多有散佚，我们只找到一份相关文献，为议事会讨论向北京派遣援兵的会议记录。
（14）至于中文史料，除使用明清实录、《明清史料》、《徐光启集》等常见文献外，还大量征引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本《守圉全书》，该书卷3之1中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陆若汉《贡铳效忠疏》等内容，为其他版本所未见；
并充分利用相关文集、方志和晚近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等。
本研究尽量遵循中西文献互证原则，以求对此事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崇祯元年所募铳师队伍之构成
葡人入居澳门后，曾多次应召援明，以抵御来自东南海上或东北边疆的威胁。
1564年，广东地方官员为打击海盗而向澳门求援。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企图从葡人手中夺取与中国的贸易权，曾数度攻击澳门，尤其以1622年之战役最激烈，但均告失败。
（15）在荷兰人的威胁下，澳门葡人开始建筑城墙和炮台，设总督管理驻军，并建铸炮厂。
（16）这一系列举动虽使广东地方官员颇为不安，但因知悉荷兰人的威胁，故不仅做了一些让步，还要求其抵御荷兰人，保护在澳华人与商旅。
明军于萨尔浒之役（1619）大败后，面对东北边疆的严峻形势，以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士大夫建议：
“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
”（17）该年李之藻、杨廷筠合议捐赀，遣张焘、孙学诗往澳门募兵购炮，天启元年（1621）五月和十二月，张、孙两人分别将4门西洋大炮取至北京。
三年四月，广东解进英国东印度公司独角兽号（Unicorn）沉船上之大铳26位，张焘并率领所募的独命峨等葡国铳师24人进京，传习炼药、装放之法，但因保守人士的反对，他们最终以“水土不服”的理由被遣还。
这批西洋火器的一部分在六年正月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不久后，参与这次战斗的袁崇焕、满桂、茅元仪、孙元化等均因得罪阉党而遭罢逐。
不过，引进西炮的努力并未中止，七年九月，由原两广总督商周祚（天启五年五月至六年十二月在任）解送的红夷铜铳2门、铁铳8门运抵北京。
在此次置办火炮过程中，皇帝还命两广总督李逢节从澳门征募20名铳师，但因当时澳门正面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威胁，故拒绝了中国官方的这次招募。
崇祯帝即位之初，黜斥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且重新重用袁崇焕、徐光启、孙承宗、满桂、祖大寿、茅元仪等人。
（18）在此一氛围下，明廷自澳门募兵购铳的想法再度兴起。
兵部尚书梁廷栋在《神器无敌疏》中有云：
查广东香山澳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
宁远克敌，实为首功。
京营止留伍门，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节次移文两广督臣，再行购募。
（19）
崇祯元年，皇帝得知澳门从荷兰船上缴获10门火炮，便命李逢节购置这批火炮，并再次命他从澳门招募20名铳师。
葡文文献转述了李逢节向澳门宣示的这份圣旨，称：
“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
”澳门当局经会议后，一致同意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
（20）
澳门葡人之所以积极配合，有其自身动机。
进入17世纪以后，因为贸易纠纷和修筑防御工事，粤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马士加路也任澳门总督后，在修城墙、建炮台等问题上，对中国官方的态度强硬；
而澳门葡商在与广州贸易过程中，屡遭地方官员盘剥，抱怨“除了正常缴纳给广州的赋税（这种正常的税收已经被中国人增加很多了）之外，每次广州的交易会又增加很多新的负担，遭受新的苛政”；
广东官员也常下令中断生活物资的供应，以使澳门葡人屈从。
因此在1620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陷入困境，生活窘迫，治安混乱，甚至考虑放弃澳门。
崇祯帝的圣旨就是在此背景下传至澳门的，澳葡官员视其为摆脱困境的良机，打算派遣一位率队输铳的统领，并让他兼任使节，与中国官方交涉，为澳门争取权益。
（21）
崇祯元年九月，澳门议事会选派代表GasparLopes（此人后来并没有随队入京，其生平待考）、公沙·
的西劳和陆若汉等前往广东，与总督、海道协商西人、西铳入京事宜，双方就报酬问题顺利达成协议。
（22）由于中国官员再三催促，公沙等人返回澳门后，议事会和总督迅速任命赴京人员，由公沙担任入华队伍的统领兼使节。
据澳门议事会理事官（Procurador，中文文献称此官名为“委黎多”）的《报效始末疏》，此队伍其他成员包括铳师伯多禄（PedroPinto）、金荅（PedrodoQuintal）等4名、副铳师结利窝里等2名、通官西满·
故未略（SimoCoelho）、通事屋腊所·
罗列弟（OratioNerenti）、匠师若盎·
的西略等4名、驾铳手门会腊等15名、傔伴几利梭·
黄等3名，共携大铜铳3门、大铁铳7门及鹰嘴铳30支，陆若汉则以传教士的身份，负责“管束训迪前项员役”。
（23）4名铳师中有一人名叫拂朗·
亚兰达（FranciscoAranda），在登州阵亡后被追赠守备。
（24）这10门大铳即先前澳门葡人从荷兰船上缴获者，至于鹰嘴铳则为个人用火器，当时多以鹰嘴铳、鹰铳或斑鸠铳等称呼大号鸟铳，但往往器同名异。
此队伍当中应还有一位副统领鲁未略，后来在登州阵亡并获追赠为参将，（25）其姓名及职衔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和故未略《大事记》中均漏书，但却见于《守圉全书》。
亦即此队伍若不含传教士应为32名，其数与韩霖的说法相合。
（26）耶稣会士巴笃里（DanielloBartoli，1608-1685）尝称，明廷于天启二年遣人招募葡国铳师至京教铳时，澳门曾议派百余人部队援明，并委LaurenzodeLisVeglio统领。
（27）方豪疑此人即鲁未略，因其译音与地位均相似。
（28）唯明朝文献中直指此行乃由独命峨率领，（29）与巴笃里的说法不合，疑因募兵所费不赀，且遭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故当时决定仅聘请少数几名铳师，而LaurenzodeLisVeglio或因此未成行，直至崇祯元年始随公沙来华，并担任副统领。
陆若汉在写于1630年5月的一封信中多次提到此队伍中真正的葡人只有7名（含自己），其余则是黑人、印度人或混血儿。
（30）疑此7人除陆若汉外，应就是位阶较高的统领、副统领以及4名铳师。
公沙·
的西劳出生于葡萄牙，携眷住澳已有二三十年。
（31）此次的统领职位本有多人争取，但因陆若汉指出包括两广总督在内的广东官员均倾向由公沙出任，加上他曾担任澳门的判事官（Juiz）和议事官（Vereador），表现杰出，且有多年与中国人交往的经验，曾在广州交易会上主动地与中国官员协商，为澳门谋取利益，故议事会决定由其负此重责。
（32）另据公沙·
的西劳《西洋大铳来历略说》云：
“只因红夷海寇等类，出没海洋，劫掠货物，公沙等携带大铳，御敌保命。
”（33）则公沙参加过抵御荷人的战斗，拥有实战经验。
援明队伍出发前，澳门议事会授权公沙，要求“所有前往北京交涉的人绝对服从他的管理”；
澳门兵头也给公沙颁发了委任状，授权其“处罚任何有违纪行为的人”。
（34）
担任随军神父的陆若汉，于1577年抵达日本，曾长期在幕府中担任“通辞”（Tuzzu），后因与幕府权贵发生利益冲突，1610年遭放逐至澳门。
（35）陆若汉在《贡铳效忠疏》中称“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辈前后航海至墺，已五十余年”。
（36）然而，他在澳门其实只有20年。
陆若汉此次随铳师来华，虽年已七十，但因他拥有与中国官员交涉的丰富经验，且曾以两年时间深入内地，结识徐光启和李之藻，故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37）由于西洋火器曾在日本诸藩与欧人接触时扮演重要角色，（38）陆若汉深知当权者渴望借重新式武器的心理，于是满怀憧憬地率队北上助战。
当时中国教区署理主教Antó
niodoRosá
rio颁给陆若汉一纸委任状，命他担任此行众人的代牧，拥有与主教一样的权力。
（39）但陆若汉在《贡铳效忠疏》中自书头衔为“西洋住墺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则易让人误认为他是澳门耶稣会的最高领袖，也暴露其在显赫一时之后不甘于平凡的野心。
此次入华的6位火炮手（包括4名铳师和2名副铳师），由于文献阙如，我们仅知道伯多禄·
金荅曾在马尼拉的炮台任职，后应聘至澳门效力。
（40）1622年澳门遭受荷人攻击后，曾向马尼拉发出求救信，很快便有100多名军士在席尔瓦（FernandodaSilva）的率领下抵达澳门，金荅或是随此队伍来到澳门的。
当时葡、西两国共王，故澳门在遭遇荷、英军事威胁时，除向葡属果阿求援外，亦向西属马尼拉求救。
至于拂朗·
亚兰达，有学者将其与葡商FranciscoCarvalhoAranha混为一谈。
（41）后者曾于1620-1650年间在澳门经商，并多次向澳门耶稣会捐赠，而亚兰达于1632年在登州战死，显然并非同一人。
队伍中主要负责翻译工作的是通官西满·
故未略。
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称故未略“先曾报效到京”，知其或尝于天启三年四月随独命峨等铳师抵京。
（42）此前有学者谓故未略就是葡籍耶稣会士瞿西满（SimodaCunha，1589-1660），（43）瞿西满于1624年始到达澳门，（44）此已在独命峨等人抵京之后！
且瞿西满于1624年到达杭州，1629年到福建传教。
（45）故未略在《大事记》中自称此次赴京之前，已曾至京，并曾获得皇帝颁发的“通官证书”，（46）其职衔比一般通事略高。
查《崇祯长编》在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条下，记徐光启奏遣中书姜云龙同掌教陆若汉、通官徐西满等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应用”，（47）由此推测西满·
故未略之汉名应作徐西满。
在天启、崇祯两朝多次雇募澳门铳师来华的过程中，徐西满以通事或通官的身份几乎全程参与，具体协助双方进行沟通，对西炮入华应有一定贡献。
另外，此队伍中的通事屋腊所·
罗列弟，则是在澳门成家的泉州人，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48）
至于队伍中级别较低的其他人员，文献失载，但可以肯定他们大多来自印度和非洲。
由于相貌与肤色的不同，他们进入中国后经常引来众人围观。
在非洲和亚洲的葡萄牙人，所有未婚成年男子均自然地是军人，一部分当地人也会被招为雇佣兵，往还于葡属各领地之间。
（49）而此次入华队伍中的傔伴、匠师、驾铳手等人，应就是公沙等在葡国各属地招募的助手或仆役。
此外，耶稣会巡按使班安德以及两位中国籍修士，亦跟随队伍至内地巡访。
由于耶稣会士对澳门事务多有了解，故澳门议事会希望教会方面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赋予队伍中两位耶稣会士相当大的权力。
（50）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以后，耶稣会巡按使一直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视察教务，班安德则借此次机会在中国内地考察了10个多月。
（51）
三、己巳之变与葡兵入京
1628年11月10日，公沙率队正式从澳门出发，（52）香山县前山寨参将亲率士兵和战舰前来护送，经过香山县时，当地官员盛情款待；
抵达广州时，海道等官员亦亲自迎接，赠以银两与丝绸。
鉴于此行开销庞大，故在皇帝给每人的薪水之外，广州方面又支付了同样多的薪水。
海道还单独接见了陆若汉，称赞其在此次募兵中发挥的作用。
随后公沙等将火炮放在广州，前往肇庆拜见前任、现任两广总督李逢节、王尊德，就澳门的处境与总督交涉。
总督向葡人表示，北京已知道福建商人和地方官员欺压葡人，将处决其中一些人，并提供澳门一切必需的供给，且保证在铳师队伍到达北京之前就办好这些事情。
（53）
崇祯二年二月，队伍从广州沿水路向北京进发，总督王尊德派参将高应登和守备张鹏翼率兵运解并护送。
（54）队伍搭船沿北江而上，至南雄登陆，越过梅岭关后，再度循水路经南昌至南京，在南京因故稽迟了三个多月才又启程。
（55）徐光启和孙元化对此事极为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催促，（56）并派遣奉教官员孙学诗前去处理相关事宜。
（57）孙学诗在天启年间解送西洋火炮与铳师过程中曾扮演关键角色，其历官过程也因此一直在文职与武职间交互迁转，此时则改以都司之衔参预此事。
（58）
九月，队伍行至夏镇，因行粮不足，得知天主教徒韩云正担任徐州知州，陆若汉便派孙学诗和徐西满前去请求赊借。
韩云慷慨接济白银200两，陆氏在谢函中称徐光启随后定会将此款支销，公沙则回赠火绳铳一门答谢。
（59）韩云，字景伯，万历四十年中举，少与其弟霖均受业于徐光启，而“颇闻兵家绪余”。
韩云在万历四十八年之前应已受洗，并尝从传教士习学火器及造城之法。
崇祯元年，屡试不第的韩云放弃从甲榜出身的希望，经考选获授徐州知州。
（60）
西人、西铳的到来，使韩云以往从戎尽忠的热情再次得到激发，不仅出资襄助，而且致函某提刑按察使，历陈退敌之见，并建议其调兵护送铳师队伍。
其信有云：
此器若到京师，入业师手，可保万全。
屈指水程，此时未能抵京，且所必用辅者有三，曰铳架，曰火药，曰铁弹。
三者齐备，并战车三百辆，精兵三千，及鸟铳诸利器以助之，则所向无敌，苟缺其一，不能有裨。
奈今安顿说明之人，尚有未全，是有器与无器同，似应请乞宪台，特赐未雨绸缪之策。
或调拨官兵，防护攒督，兼程而进，倘万一前途有阻，则宜就便设处钱粮，制所未备者为吃紧，庶乎进可以解畿辅之急，中途可以保漕河之运，取守南服疆界，可使狂酋不敢南窥。
赐以不世奇勋资宪台，宪台以不世奇勋报圣天子也。
（61）
韩云在信中不仅对这批火炮的运送和使用提出初步的想法，亦建议引进更多的西洋火炮：
“西洋火器，虽则进京，尚可讲求，若得另备十数门于我要地，即山作台，因水为营，精兵三千以羽翼之，何忧战守哉？
”（62）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发动首次入关征明战争，史称“己巳之变”。
（63）此时援明铳师队伍因大铳体重难行，才抵达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围北直隶的遵化。
兵部于是奉旨差官前来催促。
因运河已结冰，公沙等乃舍舟登陆，昼夜兼程赶路。
（64）
因金军突入关内，京师告急，崇祯帝召廷臣问方略，徐光启即以先前辽阳和宁远之役为例，建议凭城用炮，而不应冒险在北京城外列营防守。
（65）徐光启于是奉旨与李建泰一同负责京营的“指挥训练”。
（66）在徐氏稍后所上的《守城条议》中，除细述城守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云：
以礼房东朝为议事所，掌詹事府尚书钱象坤愿与城守谋议之事，宜令专住本所……西洋大铳并贡目未到，其归化陪臣龙华民、邓玉函虽不与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亦日轮一人，与象坤同住，以便咨议。
（67）
由于徐光启当时还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负责修改历法，他眼见局势危急，而西洋大铳及铳师均尚未抵京，遂建议先起用在历局工作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1565-1655）和邓玉函（JohannTerrenzSchreck，1576—1630）协助守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沙等行至涿州，因闻敌兵逼近都城，众人于是赶制弹药，准备御敌。
二十六日，涿州知州陆燧传达兵部所奉之上谕云：
“西铳选发兵将护运前来，仍侦探的确，相度进止，你部万分加慎，不得疏忽。
”知明朝当局急需此一部队和火器前来救援。
后金当时兵分两路，一股围攻北京，一股朝涿州进发。
由于一名由徐光启和兵部派遣的天主教徒，（68）来告知已安排好运炮入京的城门，（69）公沙等遂在旧辅冯铨的陪同下，整队往北京进发。
冯铨自费招募一支3500人的步骑兵，还随带约百名家丁。
（70）冯氏在天启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因协助魏忠贤打击异己且贪贿太甚被弹劾免官，崇祯元年六月被贬为民。
此次自费招募兵马前来护送西人西铳，或欲趁此机会重振仕途。
十二月初一日，此一护送队伍在抵琉璃河时，闻悉良乡已破（从涿州至北京，须渡越琉璃河，并经过良乡），竟“哄然而散”。
公沙等因前无据守之地，只得退转涿州，旋与陆燧、冯铨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并将8门炮推车登城拒守，陆若汉、公沙亲率伯多禄·
金荅等演放大铳，声似轰雷，“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
（71）葡文文献亦强调是其所携火炮的威力使敌人闻风丧胆，甚至将敌人的退却归功于他们退守涿州时弃于途中的一门半蛇铳（meyacolumbrina），说当后金军队得知这门炮是葡人所携炮中最小者时，便因恐惧而撤退了。
（72）徐光启也强调当时后金之所以“环视涿州而不攻”，乃因“畏铳”。
（73）查涿州并未有重兵防御，而皇太极攻克良乡的主因之一，或是为祭扫在附近的金太祖陵，他本就无意继续南下深入中原，故在休息数天之后，又挥军继续向北京进发。
（74）亦即，葡人和徐光启之记述或有故意突出这批火炮的重要性之嫌。
稍后，崇祯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问计，将袁崇焕下狱，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在良乡保卫战中力战身亡。
幸而皇太极因屡攻北京不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率军北上。
葡国铳师队伍和6门大铳，（75）遂在冯铨的护送下赶往京师。
焦急等待这批队伍到来的徐光启，于是上《控陈迎铳事宜疏》，请求亲自率步兵一营前往迎接，但未获批准。
（76）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公沙一行经过近15个月的跋涉，终于抵达甫解围的北京。
四、招募葡兵与徐光启的军事改革
葡国铳师队伍抵京前的两个月期间，徐光启便通过面奏、上疏等形式，阐述了一套以西洋大炮为核心的攻防战术：
（77）
虏之畏我者二：
丙寅以后始畏大铳，丙寅以前独畏鸟铳。
所独畏于二物者，谓其及远命中故也……今大铳守城，既非行营所宜，则战阵所急，无如鸟铳矣……虏多明光重铠，而鸟铳之短小者未能洞贯，故今之练习，宜画敌为的，专击其手与目。
又宜纠工急造大号鸟铳，至少亦须千门，可以洞透铁甲……城上守望之军，旧用快枪、夹靶，亦令改习鸟铳。
（78）
徐氏认为，天启丙寅（1626）宁远大捷中，西洋大炮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由于萨尔浒等役战败，鸟铳、佛朗机等火器为后金军队所获，仍用这些兵器对抗满人已难有优势；
至于“快枪、夹靶、三眼枪之类”，由于射程不远、命中率低，且费药费弹，亦应弃而不用，（79）故建议应构筑铳台，以西洋大炮守城，并多造西洋二号炮（重千斤以下者）、大鸟铳（长4尺5寸以上者，即所谓的斑鸠铳或鹰嘴铳），且募练精兵，结为车营，则破敌甚易。
（80）而这些计划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要仰赖葡国铳师的到来。
公沙队伍所携带的火器，也正是西洋大炮和鹰嘴铳。
公沙、陆若汉等一行在北京受到盛情款待。
他们被安置于几个大宅子中，王公贵族屡来拜访，皇帝亦遣人慰问，另有专员为其讲授宫廷礼仪。
（81）抵京次日，带来的6门大铳即获皇帝赐号“神威大将军”，总督京营戎政李守锜与公沙等人奉旨将这6门大铳和以前取到留保京师的5门大铳一起安置在都城各要冲，帝并命“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
（82）二十三日，帝以陆若汉等“远道输诚，施设火器，藉扬威武”，赐以丝绸、礼袍和银两等礼物。
（83）公沙等人也趁此机会为澳门权益展开交涉，陆若汉记述道：
“所有人对我们都很友好，都殷切希望皇帝关爱我们，并答应我们为澳门所请求之事。
”（84）
几天后，公沙与陆若汉将事先准备好的两份奏疏经兵部尚书上呈。
一份是澳门议事会转呈皇帝的《报效始末疏》，主要回顾葡人定居澳门贸易以及历次遣兵输铳效力的经过，旨在博得皇帝好感，望能解澳门于困境之中。
另一疏为陆若汉和公沙两人合上之《贡铳效忠疏》，奏报此次贡铳之简要经历及用铳之法，也为天主教会讲了很多好话；
皇帝对此疏颇为重视，批复道：
“澳夷远来效用，具见忠顺。
措置城台、教练铳手等项，及统领大臣，着即与覆行。
该部知道。
”（85）公沙又作《西洋大铳来略说》，欲辨明红夷与西洋之不同，此因当时有许多人直指运来之大铳为红夷铳，称葡人为红夷人。
公沙于是强调这些大铳应称作西洋大铳，因为红夷为海寇，而葡人则系“西极欧逻巴沿海国土人，在小西洋之西，故称曰大西洋”，这些西洋铳是他们用以抵御红夷的。
（86）然而讽刺的是，这次北运的10门铜铳及铁铳，却均出自一艘被澳门人缴获的荷兰船。
为让朝臣知道大铳的威力，葡国铳师公开在城墙上演炮试验。
据陆若汉说，前来观看的官员有徐光启、兵部尚书梁廷栋、“总司令官”（theCaptainGeneral，应即总督京营戎政）李守锜、掌管锦衣卫（Kirig'
sGuard）的太监和一位御林军（courtsoldiers）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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