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民主还是幼稚园民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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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
因此，在民主主义尚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民主主义者的利益。
”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指出了使普选权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两个政治条件：
1，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只是绝对政治的软弱无力的辅助工具，而是要具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充分权限；
2，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要得到保障。
“没有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
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
在马克思、恩格斯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虽然法国大革命已经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但是普选权、工人结社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尚未成为现实。
詹姆斯·
布赖斯（JamesBryce）在其名著《近代民主政治》（ModernDemocracies，1921）一书中写道：
“一个世纪以前，在旧世界能够研究民主政治的只限于一个很小的地区（按：
指瑞士）……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未能实行自治（按：
指人民的自我统治，也即民主制）。
”在谈到英国这样议会历史悠久的国家时，他说：
“英国和欧陆相比，虽然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它的政治，不论地方或是中央都是寡头政治。
”1832年选举法修改后，英国的国民中有选举权者与无选举权者之比是1：
26；
欧陆国家的情况则更糟--比利时1840年在86人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法国1839年的相应比例是1：
170。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时，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张以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制度--具体说即普选权和民主共和制--作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任务。
在1871年巴黎公社昙花一现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观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式民主”的成分。
《法兰西内战》指出：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
”--但在这里普选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这里所强调的是代表的随时可撤换性及其工人身份。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概括一下，新式民主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1.工人阶级掌握政权；
2.代表、警察、官吏、法官等随时可撤换；
3.公职人员与工人同薪同酬；
4.取消常备军；
5.“议行合一”。
在巴黎公社委员以及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期推选的国会议员及内阁部长中，确实有不少人是工人出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代表逐渐被“代表工人”的知识分子、律师、政客所取代。
到20世纪50年代，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党国际抛弃了“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
紧接着，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步其后尘，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新口号。
到21世纪初，曾经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共也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思维。
“工人政权”这种“新式民主”，已经时过境迁，成为历史的陈迹。
马克思过于强调了“随时可以撤换”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非如此不足以体现选任官员的“公仆”身份。
其实，如果因为“公仆”贪赃枉法，“旧式民主”也可以随时罢免、弹劾他们。
如果因为不赞同“公仆”的方针、政策而随时撤换他们，“新式民主”并无任何优越性可言。
“随时撤换”事实上很少付诸实行，因为一项政策的好坏，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辨别出来的，定期选举并撤换“公仆”就够用了；
而且，选民的政策取向是分歧的，很难在一次选举过后立刻就凝聚起全新的民意。
在“旧式民主”中，本来就有偏向于“随时可以撤换”的议会制和偏向于“定期撤换”的总统制的区分。
历史证明，三天两头地“倒阁”换总理和部长，并不被选民认为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政治不稳定的一种表现。
像法国等一些国家，在长期实行议会制后，转向了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以减少“随时可以撤换”所带来的弊端。
在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的年代，英国文官制度刚刚出台，美国文官制度尚未诞生，韦伯所谓行政“官僚化”的趋势还没有显现出来。
马克思关于警察、官吏、法官“随时可以撤换”的设想与后来文官（公务员）常任制和考任制的历史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最近的法治实践中，人们已经体会到法官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可以撤换”的坏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阐释马克思的观点时说：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
国家政权'
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
工人工资'
，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
长官制'
的痕迹铲除干净。
”马克思和列宁都低估了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国家高级官吏”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在现代市场社会中，如果把“国家高级官吏”的薪水定在“普通的'
”水平，就延揽不到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事实上，“国家高级官吏”比普通工人多拿几倍到十几倍的工资，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现在人们最反感的是“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譬如每年多达几千亿元人民币的公务车费用以及同样巨额的公款吃喝费用。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准备实践马克思所说的“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但是第二年就重新组建了新的常备军--红军。
而且，苏联红军曾经在长时期中都是世界上人数占第一位的庞大军队。
“议行合一”是“新式民主”中唯一坚持到今天的一项制度。
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所谓“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而不是“议会式的”机关。
苏维埃代表实行无薪给和非常任制，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专职的代议士；
进而也就取消了议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取消了国家机关内部的分权制衡。
苏维埃制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吸纳于行政，第二步是把行政吸纳于执政党的党务。
因此，罗莎·
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以后的批评者又把它称为“党官僚制”。
“党官僚制”与韦伯所说的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官僚化”不是一个概念。
在民主国家，行政机关中的文官是考试录用的，是听命于选举产生的政务官的；
而党国制中的官僚是“等级授职”的，是不受选民和议会监督制约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有一种强烈的“超越民主”情结。
恩格斯在1875年3月给奥·
倍倍尔的信中说：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
公团'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
公社'
。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
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
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国家不是'
被废除'
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消亡了，民主自然也就随之消亡或者说被超越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是片面的。
从国家诞生以来，它就同时具有统治的一面和治理的一面。
民主不仅是一种统治（government），而且是一种治理（governance）。
即使作为前者的民主消亡了，作为后者的民主依然会存在下去。
尽管福山把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大话，但人们确实还没有看出来有哪种政治制度可以在未来取代民主。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完全民主”已经在发达国家成为现实，“新式民主”的试验在苏联东欧国家已经以失败告终，“超越民主”则始终没能超出乌托邦的境界。
“民主百万倍”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新式民主”理论付诸实施，而列宁则获得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他是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开创者。
列宁说：
“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新式民主”的特征外，列宁还强调了苏维埃制度的另外一些特征：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组织，……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
最好的建筑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
民主'
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
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
”概括地说，这些特征就是就是“民主百万倍”的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按生产单位而不是地域进行选举。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允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
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
在苏维埃体制下，群众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组织起来了，但却与“结社自由”毫无关系。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被纳入所谓的“党群口”，与“行政口”一样靠国库开支。
用笔者的话来说，党群组织网是“第二行政网”，它比“第一行政网”更细密，是单位社会的神经系统。
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社自由只会遇到经济方面的“实际障碍”；
在苏维埃体制下，由于“第一行政网”“第二行政网”“第三行政网”（“契卡”“克格勃”等特务组织）无处不在，自由结社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两大拦路虎：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和登记管理机关的批准，即“双重批准制”。
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由“登记管理机关……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备的决定”。
而真正的结社自由，首先，应当是无主管单位的；
其次，与登记管理机关的关系应当是备案制而非批准制。
“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
……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确实存在着资本家对报刊的控制，但资本家是复数的，每一个资本家的控制范围和控制程度都不一样，想要表达意见的人总有空子可以钻，再不济还可以搞一个同人报刊，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大众传媒，但总有一个说话的地方。
在苏维埃体制下，政府就是唯一的资本家，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都在计划经济的掌控下，代替“货币权力”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即暴力，等待自由表达的劳动者的不是“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而是“古拉格群岛”甚至是张志新式的割喉、枪毙。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
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
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
”“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集会自由'
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
……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然而，在“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被“没收”之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向劳动者的“集会自由”开放。
事实上，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公共建筑物里面开会的尽是大小官僚和他们的傀儡，而不是享有集会自由的普通公民。
在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时候，确实不可能有空闲去开会，在当今发达国家每周工作时间普遍低于40小时的情况下，劳动者的集会自由已经在时间上有了保障。
但是，在苏维埃体制下，即使是失业工人，也不可能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因为军官、士兵和警察之类的“政权机构”不是用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的，而是用来取缔和镇压这些公众活动的。
在这种体制下，“集会游行示威法”已经蜕变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
“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划分。
”据说其优越性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
但是，二者的“接近”从理论上说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便利劳动群众参与政治和监督管理者，一是便利管理机构控制劳动群众。
历史证明，苏维埃体制下所形成的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单位社会”，使后者而不是前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美国，选举的投票率通常只及半数，在苏维埃体制下，参选率以及对无竞争对手的候选人名单的赞同率通常会达到90%甚至99%以上。
在“不投票就扣工资”的威胁下，“劳动群众”不要说投反对票了，连放弃投赞同票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所谓“民主百万倍”的苏维埃体制的弊端，到斯大林晚年就暴露得很充分了。
毛泽东、邓小平都曾说过，就民主而言，斯大林模式还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大民主”
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要有两点：
一是“新民主主义”，二是“大民主”。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
“'
自由民主的中国'
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
按照这个说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旧式民主”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显然不是憧憬“高级民主”的毛泽东的真实想法。
在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际，通过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确定了“一面倒”和“全盘苏化”的方针，“新民主主义”很快就被“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开始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体制。
1957年和1966年，是毛泽东积极倡导“大民主”的两个年头。
1957年，毛泽东提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了“鸣放运动”，矛头主要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阶层。
苏共对此感到迷惑和担心，专门派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了解运动的真相。
很快，苏共领导人和中共党内中上层就放下心来，毛泽东在1957年5月来了一个急刹车，把“鸣放运动”转变为“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措施也变成了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撕破脸后，再次回到对“大民主”的探索上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次，在“四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大串连”、大办“小报”等。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发动群众性“文化大革命”时，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但是到1967年初，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后，毛泽东又改变了说法。
他开始贬低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
否定普选原则：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
反对建立公社：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
党放在哪里呢？
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于是，那些珍视巴黎公社原则的“造反派”再次成为“新生的反革命”，夺权和军管代替了“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文革”期间的“大串连”不仅是指一千多万“红卫兵”免费到北京朝拜“红太阳”以及到全国各地传播“革命种子”，更是指成立“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群众组织。
大办“小报”是指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所创办的机关报。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他和一些朋友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上。
为什么说大办“串连”、大办“小报”，而不说“自由结社”、“自由办报”呢？
因为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大办”是毛泽东的一种领导风格和领导方法，与“大跃进”时期的“大办钢铁”等一脉相承。
它是最高领导人的一种“战略部署”，各级领导和群众必须“紧跟”、“照办”；
它又具有一种最高领导人心血来潮、朝三暮四的特征，说“放”就“放”，说“收”就“收”，转得不及时，就会中“阳谋”。
其次，在《公安六条》这一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由”。
一旦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认为“保守组织”或“极左组织”，就立即遭到取缔，“坏头头”马上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结社自由当然不是一回事。
“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就是反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哪里还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可言？
！
“大民主”徒有民主之名而没有民主之实，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把“大民主”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称：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指当时担任新华社国际部正副主任的王飞和李慎之--引者按），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他们要搞的'
大民主'
，说是要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
议会民主'
'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那一套。
”毛泽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借用了他们发明的“大民主”的说法。
他说：
“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
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
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
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
把学生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
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1967年6月1日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则是这样说“大民主”的：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同正确认识和使用大民主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用大民主这个手段干什么呢？
对付谁呢？
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们的大民主，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
我们就是要用大民主这个手段，唤起群众，达到揭露和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的。
离开了这个目的，就迷失了方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如果把民主当作目的，就会走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
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还包括了有别于“克格勃专政”的种种“群众专政”手段：
大批斗、大抄家、大游街、大办“牛棚”等等，也就是肆意侮辱人格、非法关押、动用私刑乃至殴打致死，甚至是群众性的大屠杀。
毛泽东去世后，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者将“大民主”等同于“法西斯专政”；
或者将其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样板。
总之，没有人再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高级民主”的第三个里程碑。
苏维埃民主“大民主”之类的“高级民主”“在国人中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取而代之正在走俏的则是所谓“另类民主”、“特色民主”。
二、”幼稚园民主“的寓意
胡适关于”幼稚园民主“的观点，是在与他的朋友--同为英美派知识分子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的一场论战中发表出来的
引发这场论战的是蒋廷黻。
1933年12月10日，他在《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未能像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那样，经历过”16世纪的顿头朝（TudorDynasty，今通译作都铎王朝-编者注）的专制“、”二百年布彭朝（BourbonDynasty，今通译作波旁王朝-编者注）的专制“和”罗马罗夫朝（RomanovDynasty，今通译作罗曼诺夫王朝-编者注）三百年的专制“，因此，惟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
蒋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强烈反应，他先后在《独立评论》第八十一、第八十二号上发表两篇反驳文章。
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中说：
“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
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制度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
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
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它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
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
我们看惯了英国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
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
时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的钱端升，也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壹号上发表《民主政治乎？
极权国家乎？
》，与蒋廷黻相呼应。
“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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