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理论之父乔治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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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化，并先后在日内瓦、汉堡、柏林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事外交工作。

这期间，他和一个挪威妇女成婚并生了2个女儿。

此后，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威廉·

马歇尔·

布利特的助手兼翻译，在苏联首次任职时，他对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不信任感，对那些在大萧条时期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的美国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嗤之以鼻，然而，他并不担心苏联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他赞成苏联和西方达成有限的妥协。

凯南在莫斯科当了几年领事和秘书后，到国务院苏联办公室工作了一年，然后被派往布拉格和柏林，凯南在柏林时正好碰上美国对德宣战，他被关了几个月后被遣送回美国。

战争期间，他在里斯本和伦敦工作，1944-1946年，他任驻莫斯科代办，战争结束时，他在那里观察苏联政权的举动和后来被称为“冷战”的开始。

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

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7年，乔治·

凯南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该文明确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关注。

文中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思想基础。

从此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乃至整个大战略都被称为“遏制战略”，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

1952年，哈里·

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苏大使，但是，他在同一名柏林记者谈话时，草率的把苏联比作纳粹德国，破坏了他在莫斯科的声誉，使他最终被解除大使职务，当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凯南退出了外交部，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7年，他做了一些演讲，敦促美国为结束战后欧洲的分裂状态和减少核武器而采取行动，他的演讲遭到了冷战鼓吹者的全面批评。

1961年民主党上台后他重新回到外交部，成为约翰·

肯尼迪总统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他支持铁托总统向莫斯科争取独立的做法遭到了国会的反对，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

此后广泛的进行写作和演讲，1975年在华盛顿特区创立凯南苏联高级研究所。

他的观点很鲜明，美国不应完全相信苏联，但美国应在结束核军备竞赛方面起带头作用[2]。

2005年3月18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在头版登出一张黑白照片，报道了一个人去世的消息。

但凡美国的名人，死时能在这两家大报的讣告版登个生平就算不错了，最近几年来享受头版殊荣的只有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

两家报纸的标题为死者的一生作了简单的总结：

"

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

、"

构筑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外人"

。

此人就是乔治·

凯南。

3月17日晚，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

2、美国"

遏制"

政策的鼻祖

了解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的人，没有不知道凯南的。

尽管刚刚去世，但他早就被作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来研究。

他的理论过于炫目、影响过于深刻，以至于人们似乎忽略了追究他的生死。

1946年，凯南在美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通过观察分析，认定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苏联，终将成为美国的威胁。

由于时任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他意见有出入，所以他趁大使回国自己任代办之机，亲自起草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提出对苏联一定要实施"

政策。

在一贯讲求语言简洁的外交圈，这么长的电报通常是被扔进废纸篓的，但因该电报内容与华盛顿决策圈不谋而合，所以受到了不同寻常的重视。

1947年，已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

长期、耐心和坚定"

的遏制政策，成为美国"

政策的鼻祖。

一词也从此成为美国在针对与其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口头禅。

美国不仅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将其奉为对苏政策的圭臬，还将"

的范围扩大到伊朗和中国等国。

甚至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还爆发过一次关于对中国到底是要遏制还是要接触的大争论。

应该说"

是苏联成就了凯南"

凯南是十月革命后赴苏探讨美苏正式建交的外交官，也是美驻苏大使馆首批建馆人员，一度官至驻苏大使。

但他对苏联怀有刻骨的意识形态偏见，公然将苏联与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而被苏方驱逐出境。

凯南"

理论的名声太响，以至于人们忽视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自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国务院后，他的工作一直十分出色。

二战结束后，他是美国推出援助欧洲的"

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

的几个智囊之一。

1947年，凯南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国务院成立了政策规划司，并出任首位司长。

克林顿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哈尔普林曾说，"

第一任司长凯南是每个继任者都想达到的标准"

为了全方位实施他的"

战略，凯南又一手推动建立了中央情报局。

凯南的思想中意识形态色彩强烈，但他的眼光非常现实。

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肯定会分化。

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反对以核战争为威慑手段的美国人。

1994年，凯南在回顾历史时说，正是由于美国坚持要苏联"

无条件投降"

，不懂妥协，才造成了长达40年的冷战和无休止的、危险的军备竞赛。

结束职业外交生涯后的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出版了17本著作，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

3、华盛顿决策圈的"

局外人"

凯南的意识形态极其"

美国"

，"

政策又符合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意图，在局外人想来，他应是美国政界的"

香饽饽"

才对。

但实际上凯南一直自认不容于华盛顿的外交圈，从来都自称是"

同时，他视自己就读过的普林斯顿大学为心灵家园，不如意时就躲进校园钻研学术。

据他的传记作者介绍，凯南自认是一个"

书虫"

，他觉得自己更应该成为一个诗人，或是小说家。

凯南的"

政策是引发他与华盛顿互相不满的根源。

他的遏制是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遏制。

由他的遏制思想而导致美国军力膨胀，进而引发美苏之间长年的军备竞赛，完全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熟悉凯南的人说，他聪明过人，对别人犯错毫无耐心，所以美国政府根据他的思想制定出的外交政策，没几条让他看得上眼。

当年的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因为凯南的名气，人们已经不大记得他了）曾评价说，凯南是个了解苏联却不了解美国的人。

从苏联被赶回后，凯南在普林斯顿呆了一阵就去问领导杜勒斯怎么安排自己，但与他关系紧张的杜勒斯回答说"

我没位子给你"

凯南于是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凯南认定美国没有力量改变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此，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尽量"

谦虚谨慎"

，别四处输出"

民主自由"

，别充当世界警察。

凯南这一思想显然不容于美国的决策层。

但越到晚年，他的这一思想越清晰。

1999年，凯南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四处充当教师爷的作法"

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

，并表示，美国人要避免对别国指手画脚，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4、反思《苏联行为的根源》

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执政，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民主、公平与效率、信念与信仰、社会管理、国际和国内协调发展等问题。

不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执政地位就巩固了，而是各个方面都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只要是与执政相关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可能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因为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思想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价值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发展的“机遇期”往往同矛盾的“凸显期”并存。

物质文明的发展往往与精神文化上新的价值追求并存。

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存在严重错误,苏共从1956年二十大开始,逐渐走上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

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激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逐渐成为主流。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先是打着填补“历史真空”的幌子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苏共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后期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了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由此引起了苏联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苏联在思想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能抵御西方价值观对青少年思想的侵蚀。

苏联在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

加上苏联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将青年一代引向健康、向上的正常道路,反而使之滑向迷茫、颓废的深渊。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强了对苏联青年的思想文化渗透,并使之成为一项“更好的投资”。

西方赋予广播宣传以特殊的意义,从外国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

个无线电台,其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专门针对青年听众。

根据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或逻辑，任何国家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竞争机制，无论实施何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一旦碰到危机，社会的纠错功能必然会出埸。

在民主政治背景下，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局的走向，在非民主国家，通过发生政权更迭来改变政局的走向，凡此种种，概莫能外。

在一党制政治的国家，权力没有来自外部的约束和监督，自身的纠错功能，亦即党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就至关紧要。

“特权阶层”的腐蚀。

苏共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1964年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上台后逐步形成的。

这一阶层几乎全都是党员干部。

勃列日涅夫为了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步推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促进了特权阶层核心力量的形成。

1980年发生的一件大案，说明了当时苏共特权阶层力量之强大。

一位侦缉人员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竟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

经过艰苦的调查，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的一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

负责销售的西方公司用买鲱鱼的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并从巨额赢利中拿出一部分，为苏方参与者存入瑞士的银行。

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10年之久！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特权阶层“追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利益。

这些人开始谋划长期霸占特权并传至后人。

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都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

因此，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原本高唱共产主义赞歌的人，毫不犹豫地撕下了面具，全力推动苏联向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

可以说，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