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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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人们传承这种独特的文化？

又是什么力量让人们把一种文化凝聚到天然矿石身上呢？

出土玉器最早的地方，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古老村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十多件用玉器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它们距今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

学者这样解释原始玉器的产生过程：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随着磨制石器工艺的改善，人们逐渐萌生出了最原始的审美意识，他们选择一些美丽的石头，或者是贝壳、兽牙，制作成简单的装饰品，这是人类最初的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天然的玉石有着美丽的色彩和坚硬的质地，逐渐受到了古人的宠爱。

毫无疑问，玉石美丽的外表，可以让它在众多的石头中脱颖而出，但最为关键的因素却是它坚硬的质地，玉石的硬度不仅远远高于一般的石头，它甚至比普通的金属工具更为坚硬。

当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硬度仍是远远低于天然玉石的。

后人不难想象，当人类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时候，坚硬的玉石无疑成了制作原始工具最优质的原料，而这也正是新石器时期出土了大量玉质工具的原因。

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先人们不间断地制作原始工具，来维持他们在各自领地里的生活，生产能力的低下，使得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选择一些美丽而坚硬的石头做工具或装饰品。

学者把这一时期的玉器称为“彩石玉器”，它们材料庞杂，玉石不分，是古代玉文化的一个萌芽时期。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还近似原始蒙昧的萌芽时期，古人已经为后世玉文化的滥觞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源头。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玉文化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江南一带，几乎同时萌生出了当年最发达的制玉文明。

这一段被后人称之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分别继承了古代制玉文明的衣钵，而把史前玉文化带到了一个辉煌的年代。

但让后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玉器已经不再是一种实用的器具，它们的造型奇特而抽象，工艺却极为复杂而精美。

有一件东北“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学者称之为“玉箍形器”，因为外形颇似马蹄，又称“马蹄形器”，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圆筒状玉器，其实却有着难以想象的制作难度。

这种高难度的制作工艺还体现在其他的器物上，像同时期的玉龙、勾云形佩、玉琮，都需要一个极度困难的制作过程。

那么，古人究竟在一种什么信仰力量的趋使下，投身于这种旷日持久的工艺中呢？

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玉器几乎无一例外，都出土在当年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这些墓葬的主人，有的是当年的大巫师，有的是部落的首领。

所以，专家推测，在遥远的史前社会，人们还远不能用一种科学的思维来解释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他们把主宰世间的力量视为冥冥中上天的旨意，而这些稀有而珍贵的天然玉石，无疑是上天的恩赐，在它的身上蕴藏着神秘的通灵神性。

在原始的宗教献祭活动中，人们簇拥在象征上天意志的玉器面前，祈求神灵把福祉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当他们在巫师的召唤下，一次次走向神圣的祭坛，史前玉器便无可阻拦的成就了玉文化初期最辉煌的一个文明。

就这样，在史前玉文化的影响下，古老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由玉器承载的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历史旅程。

很少有人知道，从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在它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有了雏形——丝绸之路的前身是一条运送新疆玉石的玉石之路。

在当年，开采玉料和运送玉石都是极度困难的事情。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取玉艰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

古人认为，昆仑山是神对大地的恩赐，而玉则是昆仑山对人类的恩赐。

出于对玉器的崇尚，古人开始四处寻找玉石的出产地，除了新疆的和田地区，在今天辽宁的岫岩，江苏的小梅岭等地，都留下了古人开采玉料的足迹。

对于玉矿石的成因，地质学家是这样解释的：

大约在几亿年前，地壳运动把一种中酸性的岩浆侵入到大理岩中，大理岩和岩浆中的不同成分在外力的作用下开始溶合，这些矿物元素最终凝结成了珍贵的玉矿石，而在后来的造山运动中，有的玉矿石裸露出地表，有的则被抬升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山上。

在这些稀有的玉矿产中，产于新疆和田地区的玉料最为珍贵。

在雪域高山上，这些裸露出来的玉矿石由于风化剥蚀，崩落到山涧里，在雪水的冲刷下进入和田地区的河流，经过数万年的冲刷磨砺，玉石保留下了最为精华的部分，它们是玉石家族中最珍贵和稀有的品种，后人称之为羊脂玉，意思是拥有像羊的脂肪一样细腻光滑的质地。

北京大学的教授王时麒介绍说：

这就是一种感觉，手摸的感觉像小孩皮肤似的，很温润，眼睛看着温润细腻，光泽像油脂而不是像水。

对于玉石种类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

有的按地域划分，比如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南阳玉，西安的蓝田玉，新疆的和田玉等。

如果从颜色来划分，玉石还可以分为白玉、碧玉、墨玉等品种，但这些颜色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玉石最本质的矿物学成分，它们的成因主要是由于玉石中包含了不同的微量元素。

含石墨的呈现出黑色，含锰的带有褐红色，而含铁元素的多少，则会呈现出浅绿、深绿或者浅黄色，由于所含微量元素的不均匀，在一块玉石上还会出现不同颜色掺杂的现象。

今天的玉器研究专家，凭借先进的检测设备，可以轻易地辨别出不同玉矿石的成份。

在那个王权统治的年代里，新疆玉料的充足供应使古代玉器文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兴。

史前玉器神秘的光芒开始消隐了，取而代之的是王权的彰显，玉器不再是原始祭祀中的神器，而变成王室贵族的专属品。

玉器与王室贵族之间的关系，从3000年前的商代开始，一直到封建王朝的末期，就再也不曾被割裂过。

可以说，当中国进入王权社会后，古代玉器与帝王以及贵族之间便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者是王权的象征，或者是帝王奢侈的珍藏。

到了周代，人们进一步赋予了玉器等级森严的礼仪观念。

当年，玉器的颜色、大小、造型都象征着不同的等级，品阶不同的官员手持不同的玉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他们身上佩戴的玉器也有相同的意义，当他们佩戴玉器的时候，他们的姿势会更为恭谨，连走路的步幅都会有所限制。

《论语》就记载了孔子手执玉圭的姿势，也正是这位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周代末期的时候，为中国古代玉文化开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玉文化学说。

孔子说，品质高洁的君子，应该像玉石一样，具备上天赋予他的11种品德，比如玉石的洁净、温润、坚硬，一位有修养的君子要时刻比照学习玉器的这些品性。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玉器不仅是王权的象征，还成了君子人格化的代表。

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说：

五德是指人呢，还是指的这块玉啊，已经分不清了，这个民族一个特质的东西就是人玉不分。

正是在这种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君子佩玉之风大为盛行。

上层贵族和士大夫纷纷佩戴各种形状的玉佩，他们在美玉的映衬下，享受着身为君子的荣耀。

当后人反思古代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时，他们会发现，在古代玉器众多的内涵中，关于君子佩玉的思想无疑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从周代开始，直至明清时期，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在身上佩挂玉器的风尚一直兴盛不衰。

追溯它的原委，其实正是儒家学说对君子佩玉的推崇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员卢兆荫认为，如果没有儒家赋予玉的许多美德，在中国可能玉也会像其他民族一样作为装饰品，到后来慢慢有别的更好的装饰品后就不用玉了，就是因为儒家赋予玉许多美德，所以它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装饰品以外，它还能够延续下来。

在佩玉之风盛行的汉代，古人出人意料地赋予了玉器另一种特殊的功能。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汉代的人们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天然的玉石凝结了天地的精华，人死后，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以保佑尸身不朽，灵魂升天。

在这样的信仰下，汉代玉衣应运而生。

人们用人体做模型，把上千块玉片连缀起来，做成玉制的衣服套在死者的身上。

，在玉器如此贵重的年代，制作这样的玉衣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它要耗费大量的玉料和大量的人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死者的口中放置精致的“玉含”，在手中放上精致的“玉握”，人的五官也用专门的玉器堵住，甚至连人的生殖器都要用特制的玉罩盒加以保护。

在这样周详而严密的防护下，他们坚信，即使是在令人畏惧的地下世界，依然可以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

而这种玉能使人不朽的理念，逐渐地便赋予玉器驱灾避邪的内涵，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古代玉器文明以连绵不绝的姿态在中国发祥了近万年的时间，而在西方的任何一个民族中，竟然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照的对象。

研究员卢兆荫认为，这不同于其他的古代文明的国家，像埃及、巴比伦、印度是没有的。

对于玉料矿藏而言，中国只是众多出产国中的一个，在中美洲和新西兰，它们也同样有着悠远的制玉传统。

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延续时间将近4000年，在它的鼎盛期，玉器文明一度非常发达，玛雅文明中的玉面具，相比较于中国同时期的古代玉器，无论是造型能力还是制作工艺都毫不逊色。

遗憾的是，随着玛雅文明的消亡，中美洲的制玉传统也随之中断了。

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同样有着久远的制玉历史，但奇怪的是，它的玉器制品似乎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面上，对于玉器文明而言，它的内涵显得太过单薄了。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第二集 

神奇的技艺

5000年前的人类还处在一个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年代，古代先人以磨制石器的方式制作生产工具，但就在这样一个原始石器时期的年代里，复杂而精美的玉器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在现在的专家看来，即使用现代工艺来制作这样的玉器，也是相当困难的。

人们自然顿生困惑：

那些近乎鬼斧神工般的古代玉器，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玉石是一种硬度极高的天然矿物，用今天的铁质刀具也很难在上面留下划痕，而现在发现的古人玉琮的外壁，却刻满了神秘的兽面纹饰……

古人的玉琮造型复杂，上面的纹路细如发丝，不仅如此，玉琮的中心还被掏出了一个圆润而匀称的圆孔，外面则是对称的方形结构。

难道，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远古的先人就已经掌握了一种并不为后人所知的复杂工艺吗？

在今天的制玉工艺上，已经很难看到传统工艺的影子了。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古代制玉工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手工工艺完全被一种全新的现代工艺所取代，今天的制玉工具用电能作动力，磨制的钻头采用特别定制的金刚钻，金刚钻的硬度远远超过了天然玉石，在电动工具的带动下，可以轻易的把玉石切割出各种形状。

一块已经基本琢制完成的古代玉璧，出土时上面残留了大量的沙石，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石的出现，揭示了古代制玉工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当年，考古人员细心的把这些砂石保留在了玉璧的表面，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出土照片。

从最直接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的制玉工艺，有一个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找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物质，只有这样，玉器的制作才有可能。

经过检测，这些砂石的矿物学成分是花岗岩，而其中石英石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石英石是一种高硬度的矿物，它的硬度可以达到7度，而通常，玉石的硬度不会超过6.5度，它使玉器的磨制有了可能。

那么，这种高硬度的沙粒，古人是如何找到的呢？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告诉我们说，沙子都是这种玛瑙啊等等粉碎了，或者是燧石粉碎，所以中国任何地方的沙子，硬度基本都在7度左右，因为很多石头长时间就变成土了，它变不成沙子了，沙子永远是沙子，不论经过几千万年也是沙子，这种沙子由于硬度都比较够，所以人只要到河边把沙子拿来后，把比较轻的淘掉，选纯度、硬度、颗粒大小一样的沙子，就可以做解玉沙了。

原来，这些看似普通的沙粒，竟然是大自然的杰作，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风化淘洗作用下，最坚硬的沙粒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天然岩石中最坚硬的部分，而古人则凭借他们的智慧，找到了最有效的一种天然媒介。

毫无疑问，用这些高硬度的砂石可以轻易的在玉器表面留下划痕。

但令人费解的是，像玉琮这样工艺高度复杂的器物，仅仅依靠简单的手工刻划，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的。

与“良渚文化”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有着各种各样的造型，有的采用立体的圆雕手法，有的是镂空的透雕。

可以想见，这些玉器的制作需要历经不同的加工工序，从最初的玉料切割，到器型的简单加工，直至刻划纹饰，钻孔打磨，工艺严格而复杂，可是，这些融合了各种高难度工艺的玉器，又是在什么工具的配合下才能完成的呢？

这些玉器的年代同样横跨了将近5000多年的历史，它们就出土在和玉琮相同文化区域的墓葬群中，看上去这些玉器造型奇特，似乎并不是古代玉器中常见的器型，有的被切出两道深深的沟槽，有的只是一个光滑的圆柱体。

考古学家经过仔细鉴定，发现这些玉器其实是古人琢制玉料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半成品，而有的则是废弃的边角料。

正是在这些造型不太规则的玉料上，令人惊喜地保留下了当年制玉工艺的不同环节。

古代玉器的研究人员根据这些带有制作痕迹的古代玉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古代制玉工艺的大致面貌。

一件大致成型的玉钺，距今年代大约5000年，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

距今5000年的这个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古代玉器达到辉煌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古代玉器，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到南方的“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珍品。

在这件玉钺的表面，残留着一些奇特的弧形切痕，专家推测，这些弧形切痕保留了当年一种线切割工艺的痕迹，线切割是制玉工艺的第一道工序，专家称之为“解玉”，所谓解玉就是把玉料按照玉器成品的需要，切割成不同的形状。

在今天，由于有了各种型号的机械装置，即便是大型玉料的切割也变得非常简单，但是在古代，这种切割工艺是如何完成呢？

专家于明认为，是线切割，这个线切割是什么线，我估计呢是兽皮，因为打了兽以后，他把兽皮拿下来割成小细条，然后卷成绳子状，因为它本身有坚硬程度，然后他加上解玉沙，在一块石头上反复这么拉。

经过有的考古学家实验，一块10公分左右的玉料经过兽皮加解玉沙这么拉，在几十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拉开一面。

据推测，新石器时期，古人也有可能用木片、竹片等片状物代替皮条来解玉。

于明认为，是用木片、石片或者是竹片，而没有其它的工具，我们说，他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做出一种很硬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不存在这种东西。

像一件出土于山东的玉料，上面遗留了两道直线切痕，或许就是用硬质的片状物加解玉砂切割的。

在当年出土的玉器上，大多有一个圆孔。

这些圆孔有的是出于器物造型的需要，有的则是为了系挂佩戴。

这些穿孔有的细如针眼，有的宽达四五厘米，这些圆润的孔洞，古人又是如何穿凿的呢？

一些用黑石英制成的钻头出土在江苏省的丹徒县，黑石英的硬度是7度，专家经过实验，将钻头装在木柄上，通过人力便可以在玉料上打钻出孔洞。

像新石器时期玉器上的穿孔，或许就是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

专家于明介绍说：

这个打孔呢，现在的研究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桯子，一个杆，然后头上有解玉沙，通过某种转动，有可能是拉杆的这种转动，也有可能手搓着转动，可能还有其他的转动方式，然后把桯子转动先把孔打出来。

但是，在同一时期出土的玉器中，有些钻孔的直径宽达5厘米，这么大的钻孔显然不可能用同样的钻头钻制，古人会有什么独特的工艺呢？

一块出土于山东的玉料解答了后人的困惑。

这是一件古人经过打钻的玉料半成品，中间是孔芯，边上有着明显的钻痕。

于明认为，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都是通过空心钻打出来的，所以它打的非常规范。

据推测，当年的管钻或许就是用天然的竹子做成的，考古发现中还出土了当年用管钻钻孔留下的孔芯，古人用管钻钻孔时，由于当年的工具简陋而难以准确定位，在不少的玉器上还留下了错位的痕迹。

钻孔技术和线切割工艺的综合运用，使古代玉器的透雕工艺有了可能。

在新时期时期的玉器上，最让后人不解的是那些工艺极为繁复的神秘纹饰，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这些精美而细密的线条，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艺。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的研究人员试图破解这个疑问，但是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纹饰虽然精美而且复杂，但是除了手工制作之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合理的猜想。

在江苏的一个古遗址上，出土了200多件尖状石器，这些石器的硬度大多超过玉石，而且有着锋利的尖头和弧形的薄刃，专家认为，这些石器可能就是用来雕刻玉器纹饰的工具。

还有的专家有着更大胆的猜想，他们认为是用鲨鱼的牙齿雕刻的。

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张尉介绍说：

在良渚的一些墓葬里，发现了古代的一些鲨鱼的牙齿，由于鲨鱼牙齿非常坚硬，有些人就认为说，可能一些微雕的图案是用鲨鱼牙齿来刻划的。

持这些观点的专家们认为，不论是用尖状石器还是鲨鱼牙齿，它们虽然简陋，但在有着丰富经验的玉工手中，雕刻那些复杂的纹饰似乎也是可能的。

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神秘的纹饰用纯手工方法雕刻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制作玉器最关键的工具——原始的砣机。

专家所说的砣机，是中国古代制玉工艺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它的出现，带来了古代制玉工艺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一直到解放初期，古老的砣机仍在使用。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永魁介绍说：

砣实际上就是工具，就是各种圆形的工具，砣有金属的，有不是金属的，你像石头也可以做砣，这个木头也可以做砣，皮子也可以做砣。

在传统制玉工艺中，砣机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

由于砣具是圆形的片状物，旋转起来之后，可以提供均匀而有规则的摩擦力，通过砣机的连续转动，熟练的玉工再调整玉料的不同位置，便可以随心所欲的雕刻出各种形制的玉器，如果没有砣机的出现，仅仅凭借手工的雕刻，制作那些鬼斧神工的珍品是难以想象的。

专家赵永魁介绍说：

因为你用手拿着工具搓，只能搓直线搓大曲线，你搓不了细纹样，我们看到有一些古代的纹饰，有的曲线非常漂亮，非常规矩，那只有拿砣这个工具做得出来。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1987年，在浙江“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玉杆纺轮。

这件原始纺轮的玉器模型记录了当年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但是，玉器专家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含义——这件玉纺轮造型酷似后世的砣机，专家认为，如果让这样的玉纺轮转动起来，用它磨制玉器是完全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它还证明了既然在当年有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说明制作转动的工具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专家们对史前玉器是否应用了原始砣机还存在分歧，但当他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商代玉器上时，他们的结论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专家们相信，制作如此众多的精美玉器，没有砣机的参与，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

专家们断定，这些玉器已经远远超过了纯手工雕刻的极限。

这一时期，一定出现了工艺上非常完备的砣机，而商代发达的青铜工艺无疑给砣机等相关工具的制作提供了可能。

专家赵永魁认为，像商代的一个玉簋，这个东西是一个划时代的问题，10公分大小做起来很难，要把它做规矩了、做圆了，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说，在商代的玉簋是一个分水岭。

专家推测，像殷墟出土的小玉人和动物形玉器，应该都是用砣机制作完成的。

从这一时期开始，砣机显示了它作为工具的巨大能量，除了大型玉料的切割和钻孔之外，几乎所有的琢制工艺都可以用砣机来完成。

但遗憾的是，在所有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件制作玉器的砣具，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志达认为，因为当时青铜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它坏了以后就被熔化，熔化做新的去，所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很少发现破的青铜器，很少发现青铜工具，它就重新回炉了。

虽然后世的研究人员没有找到商代制玉工艺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但是到周代，一本名为《考工记》的古文献记录了周王室的制玉工艺。

《考工记》的记载中说，周代王室里分成了6种不同的手工艺，而其中的玉工则是周王室最重要的一种手工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