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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江的《校园记忆》：

“整个校园哼哼唧唧／只有教授们还在教导我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了报答师恩／我把用完的避孕套／埋在土里”玩世不恭地对学校教育、师长进行恶意反讽。

巫昂的《在深夜，我梦见了欲望》：

“春天的第一个夜晚／我继续烧／也等不及桃花盛开／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也已经被水淹没”直接写对欲望的追求。

尹丽川的《爱情故事》：

“我整夜失眠。

它在我体内／它不是我的。

我多了一个东西／我想到我多了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我在清晨／叹了口气。

你抽出你的东西／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完全没有美好爱情的影子，只有肉体和性欲。

沈浩波还赤裸裸地说：

“我们亮出了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

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

……如果有人用‘畜生级的’来这么评价我们的诗歌，那将是最高的褒奖。

”还有《拉》、《屎的奉献》、《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做爱与失语症》、《一把好乳》、《挂牌女郎》、《让我堕落》、《做爱的失语症》、《遗传》、《爱与做爱》等诗歌，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无聊和色情，内容低贱、语言下流，展示的是写作者精神上的空虚焦虑，文本中充满了人心的堕落、无聊的自恋、有毒的物欲。

因这些流派高声贝在网络上争吵，作品一度在一些网刊和民刊上泛滥，严重破坏了诗人在公众面前的整体形象，大众开始鄙视整个诗人群体，诗人形象被妖魔化。

在大众对诗人的误会下，诗人们连承认自己是诗人也需要勇气。

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精神屈辱，陷入了作为诗人的身份焦虑。

过多的低俗诗歌被炒作，使得大众对诗歌的接受产生障碍。

诗坛的恶叙事、性叙事、脏叙事文本的传播，成为时代转型期文化病象的一种，让阅读者丧失了对诗歌的欣赏热情。

这些低俗叙事诗歌损害了诗歌的基本精神，歪曲了诗歌的本质，正一步步偏离严肃诗人在运用叙事时的初衷，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批判力和及物性。

这些诗歌一度占据诗坛，严重危及了诗歌的良性发展，使诗歌的价值观陷入混乱。

诗歌的叙事性走向，一时似乎进入了不可把握、难以控制、让人担心的局面。

（二）出现了大量用口语简单叙事的诗歌

部分诗人在叙事性口号下，滥用口语，强制使用口语，在诗歌中玩弄堆积语言、拼接语言、语言竞技、语言狂欢的游戏，对生活现象、主观感受则直接进行简单罗列。

诗歌的叙事性由叙事狂欢走向叙事泛滥，大量口语式的重复着日常生活的诗，将叙事性写作推进到了人尽可诗的地步。

且看2005年8月诗人雷平阳发于《天涯》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

“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向南流1公里，东纳通甸河／又南流6公里，西纳德庆河……又南流8公里，西纳拉竹河又南流4公里，东纳大竹菁河／又南流3公里，西纳老王河／……又南流2公里，东纳松柏河／……又南流4公里……”。

全诗三十七行一共十七个“又南流……”。

一些读者和诗人严厉质问：

“这样的诗还是诗吗？

”

2006年9月，诗人赵丽华的几首诗引发网友关注。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一只蚂蚁》：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等诗歌被网络读者戏称为梨花体，遭遇网友大量仿写的“恶搞”，甚至有网友据此发明出了一种自动写作梨花体诗歌的软件，使诗歌的批量简单复制成为事实。

这一事情被称为“梨花诗”事件。

在2010年10月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揭晓后，网友们对获奖诗人车延高的《徐帆》（“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等诗的直白无意义提出质疑，车延高诗被戏称为羊羔体。

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复制该诗的戏作，网友还因此怀疑鲁迅文学奖的公信力。

这三个事件波及面广，卷起了“全民式”诗歌讨论风暴，许多诗人、网友、媒体、社会人士都参与了“诗歌写作应该如何走”的相关讨论。

这三次讨论有网络暴力、社会群体心理和文化体制的原因，有网络诗歌读者对诗人们作品未能全面了解的原因，有部分诗歌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期待依然停留在朦胧诗时代的原因。

但就对诗歌艺术的走向来说，因三位诗人引发讨论的诗都有简单化、类型化的叙事特点，因此三次讨论的核心都涉及到诗歌的叙事性如何处理的问题。

（三）少数诗人在诗歌中进行虚假叙事

官方和民间诗歌刊物除了常常以诗人出生的年代编辑专号和专栏外，还会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地震诗歌”、“抗旱诗歌”、“地理诗歌”、“新红颜写作”等写作内容，作为诗歌专号或专栏的内容。

一些诗歌写作者为了争取诗歌发表，主动迎合官方和民间诗歌刊物编辑的口味。

于是，出现“口语写作火的时期，我们去表演极端的“口水”，去把每一句家常话都写成分行文字；

“身体写作”火了，我们去表演公开的性爱，去将文字与赤裸裸的手淫捆绑销售；

需要“灵魂写作”了，我们去表演沉痛和道义，表演“历史的倒车”不能再开；

“底层文学”火了，我们都一窝蜂似的去表演难兄难弟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生存挣扎，哭着喊着要去替民工和“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们”代言；

地震受灾了，我们都去表演苦难，表演悲伤，表演受难者进入天堂的解脱；

……。

”诗坛一度出现许多没有去过打工现场的打工诗人，自己的生活基本和底层隔绝的底层诗人，没有爱情生活的爱情诗人，没有去抗震的抗震诗人，长得很难看的美女诗人，在诗歌中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病呻吟。

因诗歌被选题化、被风格化、被专题化、被专号化情况严重，一些诗人的作品就投其所好，陷入了虚假叙事。

有的诗人的作品里技巧、语言、场景等都有，就是没有真情实感，苍白无血色，徒留高明的诗歌特技表演。

一些诗人违背了叙事性诗歌写作的在场性和客观性前提，写起了自己并没有经历的事情，写起了从未去过的现场的所谓在场诗。

诗人李小雨介绍说：

“我参加的几次关于某一个特定地区的诗歌大赛，获奖者都是从来没有到过此地的诗人作家。

”虚假叙事的危害，对于诗坛、对于社会和诗人本人，不亚于八十年代一些诗人的虚假抒情，比过去的“为文而造情”危害更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的社会急剧转型，使叙事性成为对诗歌观念、诗写内容、诗写方法进行更新的平台。

当代诗歌叙事性写作经历了二十年，和八十年代诗歌中的抒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样，诗歌中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了一把更为锋利的双刃剑。

对叙事的过度滥用和偏颇运用，不仅仅产生了大量的差诗、坏诗，而且使得大量以诗的名义发布的诗歌文本，本质上是非诗、反诗的，歪曲了诗歌的本质。

如果叙事性出现的以上问题，不加以控制，有害性还更大。

当前诗歌的叙事性写作需要拨正，需要在确立方向和限度中发展，要节制它的使用，要引导它的走向。

从以下几方面当代诗歌的叙事性进行辩证运用，已成为当代诗人面临的紧迫问题。

（一）以时代理性精神引领叙事方向

在当代叙事性诗歌发展中出现的低俗叙事问题，是因为一些诗人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出了问题，而诗人写作中的立场态度由诗人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决定。

因此，叙事性发展到今天，许多叙事性诗歌表现出诗人的心灵能量相对匮乏，表现出诗人责任感缺失，表现出诗人的人格力量收缩。

一些低俗叙事作品还反映出诗人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艺术观念混乱，甚至于少数叙事性诗歌偏离了人类的底线价值观，违背了诗歌追求真、善、美的基点，叙事走向了反诗和非诗。

在当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呈现多样性，但是任何时代都应有基本的人类底线价值观。

人们道德观念中的善良、正义、诚信，人们审美观中的美，人性中的真，都有属于人类的基本底线，即使在个人化和包容性很强的时代，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是完全失范的。

虽然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价值观，但多元价值观不是没有价值，多元价值观和人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并不矛盾。

诗歌的现代性只是强调不同文化的交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宽容，并不是要抛弃人类基本的精神底线，并不是要挑战人类一般性的价值观。

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和理性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弘扬。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的好诗都是有明确的并符合人的发展的价值观和内心信仰的，叙事性诗歌应该在不违背人类底线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写作，人类基本的精神价值依然是叙事性诗歌的立足点。

建立在人类理性精神上的叙事，是叙事性诗歌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和关键。

诗人王家新说“从具体的生活事件中出发，写出来的却是灵魂的遭遇。

”如何确立诗歌的叙事立场？

如何精选叙事内容？

这与诗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境界有关。

正确树立叙事立场有赖于诗人健康强大的人格构建，诗歌永远和人的心灵有关，诗歌中的叙事只有表现出人们广阔丰富的心灵空间，才会有感人的力量。

当代诗歌的叙事应该表现诗人的心灵世界。

今后叙事性诗歌的发展，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

“诗歌在今天遭到时代的冷落，试图用投合公众趣味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已经无济于事，诗歌的出路在于退守，在于继续回到内心，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隐秘的感受。

诗歌不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多。

”。

叙事性诗歌必须倡导诗人叙述人格中的力量、人性中大美和人心中的博爱，呼唤诗人表现人类广阔的精神世界，书写人的尊严、灵魂、思想、精神。

诗人在写诗时，必须以人类的理性精神来选择叙事内容，避免写作内容拉拉扎扎，浮在生活琐碎事象的表面。

在当代诗歌的叙事性走向中，诗歌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人文关怀，需要重新唤醒。

叙事性诗歌应该建立在给人带来生存力量的基础上，诗歌叙事要关注人类命运，诗歌叙事内容和方向上的这种理性力量，和具体的叙事技巧相比，更需要从诗歌的现代性上来强调。

我们提倡要将诗人心灵质量的叙事加入到诗歌中，要倡导诗人将充盈着善良之心、独立之思、人本之爱的叙事，加入到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中来。

叙事性诗歌还应介入到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批判中，要鼓励诗人对人类共同经验的大事件进行叙述，以彰显时代理性精神。

主张诗歌叙事性写作的当代诗人在叙事性诗歌功能观上还有一种认识，他们认为叙事性诗人可以通过“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为历史作见证。

诗人可以通过忠实于时代生活的叙事性“还原”书写，从中发现时代生活真相，介入历史，完成记录历史的责任，认为诗歌叙事可以成为一项诗人以良知进行广泛史实取证的工作，“为了记忆的建档，文学扩大为文学行动，它默默地收集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件，不表态，不争辩，不容置疑”。

见证历史应该成为诗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新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诗歌对现实的干预功用依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得到强化，从历史反省角度，从人性高度，文学对现实进行干预，恢复文学的揭示甚至批判功能，是世纪初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

文学适当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是叙事性诗歌进入现实的有效途径，也应该是诗人们不应该放弃的一个领地。

近年来，一些诗人对生态与环境的叙事，对人类生存中面临的危机的叙事，王明韵等诗人深入到汶川地震现场中一边救灾一边以叙事性诗歌进行记录，诗人梁平的《三十年河东》、《重庆书》，洪烛的《西域》等新史诗的探索值得关注学习。

对历史现场的不言说、不担当，也是当代叙事性诗歌的一个问题。

诗歌界这些年对史诗创作讳莫如深，认为一切带有政治含义和影响的诗歌都是假的。

其实把带有政治性社会性内容的叙事完全排除在诗歌之外，把叙事性限定在小叙事私叙事的范围，而对时代的大画面、大题材加以回避。

这就从另外一方面把叙事性诗歌写作的空间封闭起来，导致叙事性诗歌写作的传播效应和社会影响有限。

长期在诗歌中面对私事小事琐事，回避对大事要事国事的写作和思考，会限制诗人的视线、降低作品的高度，局限诗人对社会思考的宽度。

当代诗歌在通过叙事性瓦解了宏大叙事后，如何重新切入社会重大题材？

史诗如何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写作观念上重建？

也是需要诗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二）让叙事服务于诗意本质

叙事在诗歌中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

叙事只是诗的形式，而不是诗的本体。

在叙事性诗歌发展中，一些诗歌流派和诗人片面夸大叙事在诗歌中的意义和功能，把诗歌中的叙事当成诗的本体，甚至认为诗歌的本质就是叙事，一味贬低和排除抒情，甚至把感情的书写也排除在写作之外，切断了诗歌写作方法的历史联系。

新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看来，不管叙事的对象是什么，只要“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做修辞。

”叙事是一种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属于手段、方法、技巧和形式的范畴。

当代叙事性诗歌的目标不是逃避情感，而是要辨明情感的真实情况，过滤去虚假情感，在张扬真实情感中构建诗意，让人在体味现实、体味人生、体味存在中找到诗意。

叙事性诗歌的本质还是要表现人的生活和情感，依然是诗意，叙事性诗歌的存在永远不是消解诗意、消泯诗意，他要消解的只能是伪诗意。

八十年代反对的不是不写情，而是不写虚假的感情，要写真情。

诗人孙文波主张通过叙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要在拒绝‘诗意’的词语中找到并给予他们‘诗意’。

”他的前一个‘诗意’是第三代诗人“反抒情”里反对的直白抒情、简单抒情、高调抒情、过度隐喻的抒情中表达的‘诗意’，而后一个‘诗意’是在叙事性下的智性抒情、理性抒情、冷抒情中表达出来的更为真实的贴近生活的‘诗意’。

叙事性诗歌依然和人的诗意情感联系，而且，许多诗人有在叙事性诗歌中将诗意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中的抱负，而传达诗意的方式主要是写情抒情。

“叙事性诗歌以抒情为目的，表面上却表现出抒情弱化的倾向。

”叙事性不是抒情的反面，而只是反对陈旧的抒情、矫情的抒情、拔高的抒情，当代叙事性诗歌是使用了叙事手段来表达情感的“亚叙事”，“它的实质仍是抒情的”。

从一开始，许多诗人就意识到，叙事性诗歌中的叙事不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为了否定叙事。

许多优秀的叙事性诗歌其本质上是抒情的，优秀的叙事性诗歌文本的感染力，正好是叙事和抒情的深度结合。

试看北野的《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

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你追我赶，好像有什么喜事刁在嘴上/迫不及待地哄抢/我羡慕其中领头的那一个/它的嗉子最鼓，翅膀最硬/脑袋里的坏点子肯定也最多/我更爱飞在末尾的那一只/瞧它多么依恋这个群体啊/拼着命也要赶上自己的族类/而我更爱，麻雀飞过的那片天空/她看着自己的灰孩子被人类仰望/辽阔的爱心里闪着悲悯的光。

诗人北野在描述麻雀飞过高速公路时，把自己内心的喜悦、悲悯和爱投放给了小麻雀。

他赞美、歌咏自然界中自由飞翔的麻雀，在仰望小麻雀的飞翔时，进入了对麻雀生命状态的体验：

羡慕上了“领头的那一只”，最爱“末尾的那一只”。

诗歌的精神境界来源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念，启示人们从根本上反思自己对自然的不当行为，唤起人们去呵护和热爱小麻雀和人共有的天空和家园。

这首叙事性诗歌讲述了诗人眼中看到的小麻雀的生活片段，但却表达了诗人据此得到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像这样的以抒情口吻进行的叙事，依托对现象、事件、细节和场景的描述，来巧妙表达诗人主观感悟到的诗意。

这样的有控制的、有理性的、有技巧的接近真实人生体验的抒情，和叙事相辅相成，共同催生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诗人们还要认识到诗歌中的叙事不同于小说散文中的叙事，不能简单挪用小说散文叙事方法，在诗歌中不能太多的采用直白叙事方式，要更多地采用充满想象、情感密集、意义真实、情境具体的诗意叙事，更多地使用压缩叙事、打破时空的叙事、碎片叙事、复调叙事等方式，加上自讽、反讽、荒谬、谐趣、幽默、嘲讽成份的渗透介入，加入丰富真实的情节、细节，才能增强诗歌作品的张力，突出诗歌叙事的优势。

叙事性诗歌并不回避在叙事的同时抒情，用纯真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抛弃了抒情的单纯叙事是枯燥的，很可能让诗歌走向“口水化”。

彻底放弃了抒情的诗歌，将走向非诗化。

诗人不能把叙事看成诗歌的本体，让叙事高于一切，而要具体地运用叙事技巧，表达内在情感，营造浓浓诗意，一句话，在心灵的震动与调动下展开叙事。

（三）综合辩证运用叙事

叙事本来是作为诗歌的一种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而提出来的，它的作用应有时效性，必须和其他写作方法辩证综合使用。

从一开始提倡叙事性起，许多诗人就意识到，这种叙事不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为了否定叙事，在诗歌叙事性写作中做出过许多探索的西川就说：

“叙事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叙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叙事，以及由此携带而来的对于客观、色情等特色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赋予诗歌以生活和历史的强度。

叙事有可能枯燥乏味，客观有可能感觉冷漠，色情有可能矫揉造作。

所以与其说我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

叙事性诗歌只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样式、方法和走向。

叙事方法和其他的诗歌写作方法相比较，并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新旧之别，方法的运用只在于是不是恰当。

叙事不是万能的，过度夸大叙事，排斥其它的写作手法，和当初过分强调抒情一样有害。

只要不是表达虚假感情虚假文学信息，任何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

必须承认方法的中性、变化性、复杂性和交叉性。

诗歌是一个开放系统，不仅要发展新方法，也要运用传统方法。

通过叙事性写作，我们拓展了诗歌写作的范围，但也必须承认过去已经是诗的还是诗。

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依然是诗人们必须继承的文化财富，前人已经耕耘出的文学花园，依然是诗人不能放弃的领地。

“这个方法不能用”、“那个题材不能写”，这只能使叙事性诗歌写作走向狭隘的胡同，而我们需要的是相反，是要以开放的眼光和心胸，让叙事性诗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诗人不可排斥叙事，也不可让叙事高于一切。

诗歌的各种写作方法之间，不是白和黑、正和负的矛盾关系，诗歌写作方法之间较多的是差别，较少对立，较多互相补充，较少互相反对，需要在协调使用中互相支持。

诗歌写作者在选取写作方法时，要对方法在作品中的运用，可能产生的效果有预见，在具体的写作中加以选择和平衡。

我们来看诗人郑小琼的《钉》：

有多少爱，有多少疼，多少枚铁钉

把我钉在机台，图纸，订单，

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

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

和莫名的忧伤钉起，把打工者的日子

钉在楼群，摊开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

有多少暗淡灯火中闪动的疲倦的影子

多少羸弱、瘦小的打工妹在麻木中的笑意

她们的爱与回忆像绿荫下苔藓，安静而脆弱

多少沉默的钉子穿越她们从容的肉体

她们年龄里流淌的善良与纯净，隔着利润，欠薪

劳动法，乡愁与一场不明所以的爱情

淡蓝色的流水线上悬垂着的卡座

一枚枚疼痛的钉子，停留的片刻

窗外，秋天正过，有人正靠着它活着

诗人以简洁、凝练的笔调，以打工女工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钉子”为叙事对象，同时也是抒情意象。

“钉子”是具体的坚硬的物，同时在这里也是一种象征，诗人以“钉子”来综合了叙事和抒情，以哀婉的语调组织了打工者现实生活的常用的词汇——“机台、图纸、订单、卡座、加班、职业病、利润、欠薪”，构成了相关画面，表现羸弱、瘦小、善良、纯净、安静而脆弱的打工女工的挣扎、无奈和卑微，在“莫名的忧伤”中“摊开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

我们很难找到诗歌中事、境、情和语言的界限，做到了在叙事、抒情、哲理的纵深度和宽广度上同时扩展。

体现出“‘叙事性’还是一种具体包容矛盾复杂的现代意识、感觉、趣味的诗歌美学实践，一种从手段上自觉限制大而无当主题和空泛感情，让诗获得开放与‘统一’的平衡，获得情境（意境）的稳定感的艺术努力。

一种创作方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永远主导文学写作是不可能也不合理的。

方法的运用也遵循螺旋式否定之否定发展道路，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被作为对抗消极虚假宏大叙事内容和争取诗歌写作有效性的修辞策略，那么，这个消解任务完成后，这一作为策略的修辞工具的继续运用，就需要重新考虑度的问题和方向的问题，需要考虑和其他写作手段的协作和综合的问题了。

叙事曾经是对意向、隐喻、象征等其他写作方法的摈弃，但是这样的反拨不能长期矫枉过正。

必须承认叙事不是写作的唯一方法，当一种写作方法成为批量模式后，它的优越性削弱速度是很快的。

如过去过于强调抒情带来写作的封闭一样，叙事写作也有其局限性，对它的滥用，会给文本带来与读者的隔膜。

世界是丰富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复杂的，单纯运用一种写作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丰富多姿的世界，也不能反映人心中五味杂陈的情感。

对一种具体写作方法的过度运用，会让诗歌写作陷入技巧层面的小聪明，而置诗歌诗意层面的大关怀、大悲悯、大智慧于不顾。

“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诗歌的叙事性、意向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呢？

”当代诗歌不是要消灭意象，而是要扩展意象，突破陈旧的意象，在审美的同时审丑。

诗歌的音乐性也是诗歌发展中的一笔重要财富，我们在写作中不能为音乐性所限，并不是说我们要消除诗歌的音乐性。

当代诗歌对音乐性依然还有要求，现代诗歌不严格要求韵脚韵律，拥有形式上的外在自由，但更要求诗歌有一种内在的韵律。

叙事性诗歌的哲理性也是诗意的高度和深度的表现。

叙事性引入诗歌，诗歌的戏剧性审美效果得以增强。

诗歌中叙事要求诗人综合多种写作方法，以对平面化的写实语言进行升华。

要求诗人熟练掌握这些写作技巧，并根据需要综合利用它们。

任何一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手段都不是万能的，都受到写作内容、写作环境和写作者个人经验的限制，都应处在不断的改进中，诗歌叙事写作也应遵循辩证法，得到适度利用。

换言之，诗人要对具体写作方法的作用和效果有一个辩证把握。

过去普遍大量使用的其他诗歌写作方法绝不可能彻底完全过时。

任何一种写作方法，都有表达能力的相对性，这就需要诗人很好地把握方法运用的尺度。

对一种具体方法的运用是有限的，而对方法的寻找是无限的。

就诗歌叙事性而言，当代诗人应当充分挖掘叙事性超越经验、深度反思、反讽等效果，让诗歌中的叙事产生更为强大持久的穿透力。

要辩证综合地创造出优秀的诗歌，诗人的综合能力要全面提高。

从微观来说，必须先全面熟练地掌握各种诗歌技巧，同时培养细致观察生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