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吏胥制度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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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则是在朝廷役法之下征派或雇募民户服役，是无偿劳役，带有强制色彩，当然，后世之役也有工食银，役的人数更多，在编制上不如对吏的要求严格。

吏主要以脑力劳动为职事，役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正象历史上的官与吏有时难以区分一样，吏与役也常常混为一谈，故而历史文献中往往用吏胥、胥吏、胥役一类词来单指吏或役，或通指吏和役。

（吏与役却越来越靠近，这就造成了在历史文献中，“吏胥”在概念上并不绝对清晰，而要视文献的上下文语境而定，或指吏，或指役，或是吏和役的合称。

由于“吏胥”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历史资料中往往吏、役不分，吏、役之事有着密切联系。

）

官、吏之分出现于先秦时期。

中国最早的政书《周礼》中的“天官家宰”篇云:

“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

二曰法则，以驭其官。

三曰废置，以驭其吏。

”此论可见西周时，吏的身份低于官。

秦朝有“以吏为师”的规定，此处“吏”是指执行法制事宜的各类官吏，其中有官也有吏。

汉代，“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即县丞、县尉称作吏。

颜师古《汉书注》曰:

“吏，理也，主理其县内也。

”一县之主官即为吏。

可知汉代“吏”概念也可包含官，如县尉称长吏，郡守称主郡吏，郡尉称郡吏，九卿称大吏。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役的区别己很明确。

到隋唐，因科举制的确立，官与吏便从体制上区别开来，此后，官吏之间截然两分。

清代官、吏之别更为清晰。

光绪朝《大清会典》对“吏”的界定是:

“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

”表明吏既不同于主政之官，也不同于从事体力劳动的皂隶衙役。

《大清会典》还对吏胥的不同职名一一叙述，将京吏和外吏加以区分，对吏胥的选用、升转、离役等制度都有详细记载。

将官制与吏制明显区分，并将吏制著之官修典制书，标志着长期以来官吏分途的制度以及吏制至清代己经完全成熟。

二、清代吏胥来源及从吏动机

（一）清代吏胥的来源大致有以下三类:

1、普通农民

在中国传统时代，各级衙门的吏胥人数众多，清代仅州县衙门的吏胥就在几十万以上，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普通百姓。

从官方对承充者的要求来看，也是在有身家的民人中挑选，清初纳银充吏，虽然要求有较好的家境，但是，他们仍然不过是普通人家。

这些承充吏胥的民人，“吏胥多读书识字，粗知义理，习典故”，因此，多是读过书的人，由于是在衙门办理公务，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2、名家士绅子弟及有田产之人

吏胥中也不乏名家、士绅子弟。

如清初上海县书吏姚廷遴，其先祖中功名将相，代不乏人，祖父姚永丰是明廷御医，叔祖姚永济任崇祯朝浙江左布政使。

在经商之风颇为盛行的山西，有田产者也乐于习吏，“（榆次）县人操田作者十之六七，服贾者十之三四，其有田业者亦多喜为胥吏，给事公庭以为荣。

”山西学政刘于义说: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稍有恒产之家”，为了免除差徭而寄迹公门，为挂名书役。

可见吏胥中也有少数人是名家子弟，或是有恒产之人。

3、“无赖之徒”

清代不少人认为吏胥多为无赖之徒，如侯方域说，吏胥是由“奸猾者为之，无赖者为之，犯罪之人为之，缙绅豪强之仆、逃叛之奴为之”。

储方庆也说:

“凡人出身为吏胥者，类皆乡里桀黯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然后受役于官而为吏”。

他们认为吏胥大都出自无赖、罪犯、豪绅之仆、逃亡之奴，是一群不安于耕作的奸猾之徒。

在湖北汉口，“无赖之徒以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借以生事，俗呼其人为‘四百二”。

主流舆论所反映的吏胥，均为奸猾无赖之人。

吏胥确实多来自社会下层，其文化水平和教养要低于士人和官员。

但对于“无赖”之说，不能全信。

吏胥多有田产；

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因科举失利，才入衙门习吏，未必都是无赖卑贱之流。

清代吏胥的来源还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

正如绍兴出师爷一样，清代的吏胥也是绍兴人居多。

清代俗谚云“无绍不成衙”，就是指绍兴出师爷和吏胥，无“绍”也就不成其为衙门。

清代绍兴府下辖八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嵘县和新昌，它们都是绍兴籍师爷和吏胥的来源地。

自明代以来，很多绍兴人到京城大小衙门做书吏，清代一仍其旧，在京衙门书吏中也有不少绍兴人，有一首竹枝词写道:

“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绍兴书吏善于为自身谋划，这是职业的需要，也是职业使然。

既然中央各衙门用绍兴人作书吏，各地书吏也就少不得用绍兴人，以便上下沟通，联络感情。

绍兴人从事吏胥之职其来有自，己经成为一种特长和职业承袭，这与宋代以来浙东一带经济繁盛、人文荟萃、读书人众多大有关系，于是需要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吏胥及师爷多出自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清人从吏的动机大致有以下三类（清人为何从吏？

）:

1、求仕不得而又别无出路。

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是入仕的必要门径，而在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的清朝，中举如同登天，科举取士的员额极少，以乡试录取人数占考生人数之比而言，其录取比例仅为1%强，会试的录取比例也只有3%。

读书人口的过剩，读书人出路的狭窄，迫使一部分人在考场失利后，或是做幕友、塾师，或是流向吏胥一途。

做幕友要求有较高的文化，也需要他人力荐，做教书先生则收入微薄，难于养家糊口。

而进入吏胥的门槛低，又是在官府供职，掌握着部分公共资源，可以获取各项“陋规”，索取贿赂，所以，做吏胥尤其是书吏不失为普通读书人的一种选择。

陈宏谋在《在官法戒录》中，就常说:

“今世吏胥，多由读书未就，执事公门”，不少人都是因“科第未就”，而“托业公门”。

入仕之途既狭窄，又难有更好的出路，遂使一部分读书人选择从吏之路。

2、迫于生计，或是为利益所驱动。

有些读书人既不能走上科举之路，又因家境贫寒，便不得不为稻粱谋，从事吏胥之职。

“士之能书而贫难自给者，为人佣书，犹是以笔代耕，砚田糊口之事，如今之贴写、清书，皆是类也”。

如松江府华亭县张公子（很多人），就是因家道衰落，无以谋生，而到县衙门做捕役。

在某些经商风气盛行的地区，人们的观念甚至己经有所改变，只要能迅速致富，人们都乐于为之，因此而习吏者也不少见，如山西榆次县，“其有田业者亦多喜为胥吏，给事公庭以为荣。

”不少山西人反而看重吏胥一职，其子弟中之拔尖人才，多半经商，其次便选择做吏胥，第三条路才是读书应试。

当然，更多的习吏者应属于迫于生计的类型，这是人们习吏的主导性动机。

3、支撑门户。

有些人虽家有田产，但眼见家道日衰，难以为继，为了支持门户，不受乡人欺凌，或是为了当差后可以减免差徭，于是进入官府习吏，甚至出钱在官府挂名。

乾隆朝，“近年以来，稍有恒产之人，不能自承其业，思必托迹公门，而后可以免差徭，则出貲而为挂名之书役；

自食其力之人，不能藉农自养，思欲置身公门，而后可以谋生理”。

因此，挂名书役，“或家有田产，藉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藉以御抵外侮”。

这类人之所以托迹公门，其共同之处是要维持现有的生活，而不致下滑。

人们从吏的动机是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有时是多种因素促成了人们对吏职的选择。

三、清代吏胥的任用和基本情况

（一）吏胥的职别、职掌及员额

1、职别

清代的吏员有京吏和外吏之分，京吏有三种，即供事、儒士和经承。

供事是指内阁、宗人府、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的吏员。

儒士则只见于礼部，礼部在儒士之外又有经承。

经承：

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理藩院等行政系统的吏员称为经承，即经历承行某事之意，依据所办事务的不同，经承中又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等区别。

外吏有四种，即书吏、承差、典吏和攒典。

据《大清会典》，“书吏”和“承差”见于督抚衙门中。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道、府、州、县等衙门之吏通称“典吏”。

府州县首领官、佐杂官衙门之吏称“攒典”。

吏员又称“书办”、“房书”。

或按房科名，称“某书”，如“刑书”。

清代吏员除正式吏职即经制吏之外，又有非经制吏即额外之吏，以解决正式吏职不够用的问题，他们被称为贴写、掌案。

贴写“乃甫经学习，帮写文移之人”，掌案则是“久于衙门，熟谙章程，办理稿案之人”，中央和地方各衙门概莫能外。

嘉庆十六年上谕中即提到，各部院的贴写“俱由书吏雇觅，不过帮誊稿案”，“若概行裁去，则司曹稿件繁多.责令书吏、经承一手誊写，亦恐难行”。

六部、都察院及各城司坊等处书吏缺出，照例都要求在贴写中拣选充补。

在各级官府中，吏员为分房办事。

地方衙门中常见的有承发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等，概称“六房”。

各衙门科房的设置不尽相同，如四川巴县衙门共有十房，即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及承发房之外，又加盐房、仓房、柬房等。

陕西询阳县则有九房，即六房之外，又有掌上下文书的承房、掌卷宗的架房及掌禄米仓贮的仓房。

各房通常按清、慎、勤三字分班，轮流当值，每班每年当值时间为四个月。

也有官署是按季分班，即每三个月轮换一次。

清代之胥役，则以皂、壮、快三班为主。

其中皂班值堂役，壮班做力差，皂、壮二班的差务以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为主。

快班则专司缉捕，又分步快和马快。

所谓“三班衙役”即指此。

除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门子、禁子、斗级、仓夫、伙夫、伞扇轿夫、吹鼓手、件作、更夫、马夫、铺兵等。

这些胥役是各级衙门中最庞大的群体，在编者称“正役”，编外称“白役”。

胥役中，有领役、总役、散役和小差等名目。

领役为众役之首，总役督率散役，散役督率小差。

与吏员相仿，胥役也是轮流当班。

如在陕西石泉，“石邑向规，两班轮流当月，某班值月，则诸事悉差某班”，另一班休息。

在四川巴县，快役按西城、居义、怀石、江北等四里（后改为三里）分区办事，每里分左右两班，按单双月轮值，即三里六班十二轮。

但是据河东总督田文镜的说法，由于州县书役离家近，故不需换班，只有督抚司道府的书役被分为上下两班，轮流办事。

看来是否按月分班，各地情况有所不同。

2、职掌（职责）

“吏所以佐官理民者也”，“刑名钱谷，均为吏胥所事”。

可见，书吏主缮写，掌案犊，所办最重要事务为刑名钱谷；

胥役则备差遣，供驱使。

以巡抚衙门为例，书吏的职任多与文案有关。

第一，拟批、缮写、收发公文。

第二，检查事情是否按时完结。

可见巡抚衙门书吏的一大职责是处理文案之事，它实际上是长官的秘书班子，书吏职权之重要性由此可见。

州县衙门书吏的事务则更具体而繁琐。

从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所留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县级衙门书吏的职掌所在。

据该档案，自嘉庆十八年到清灭亡，县衙门内设有九房，即吏、户、礼、兵、刑、工、盐、仓、承发房等，其间并无增添或裁并。

此外，又有柬房，类似于收发室。

吏房掌管官员的考绩、任免，及相关银两的奏销等。

即“经理一切上行及本官、佐杂各员到任交代，俸廉、役食各款银两奏销，并各捐案暨考绩月报，年终简明表等件。

”

户房掌管户籍、财政等事。

即“经理一切人丁户口，冬防保甲，更换监、保、总、里，孤贫口粮，每年奏销交代，各县监盘，时行国家、地方等税申解，津捐、租股、晴雨、银钱价值月报，银两等件。

礼房掌管典礼、学校等事。

即“经理学务、报章，厅、州、县城乡自治各事并育婴及各善堂，商务牙行当课，春秋祀典，祷晴祷雨，迎官接诏，封开印信，日月食，朝贺忌辰月香，迎春打春，清明、下元、中元厉坛等件。

兵房掌管军事。

即“经理巡警、肉厘，巡防各军，铺司、红船、衙役、蜂站、

牛羊、戏捐等件。

刑房掌管刑狱。

即“经理过道人犯，护送洋人、各教堂、洋行，按季申报有无军流徒犯，月报各商号银两收入、习艺人犯，月报三费报销、禁种戒烟统计、司法各表”。

工房掌管工程及工商事务。

即“经理度量衡，劝工农政，矿物蚕桑，京铜京铅，银币铜币、制钱、硝磺、田制等局，糖业棉花牙课，城垣地理报告表并各差务等件。

以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所办事务，各与中央六部事务相对应。

此外，承发房掌管收发文稿。

即“经理分发上宪、平移文犊号簿和投文发出，日行查卷，调文录批散发各房，公件挂号，传单及审判提检各案卷宗”；

盐房职司盐茶；

仓房管理积贮。

3、员额（数量）

清代吏员有经制内和经制外两种形式。

所谓经制吏员是朝廷额设之职，指中央机构中的供事、儒士和经承等，在地方上则包括书吏、经承和典吏等。

据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30所记，统计乾隆朝额设京吏为1294名。

其中户部人数最多，计有226人，其次为都察院系统，有201人。

另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额定户部吏员为240名，其它五部为73至97名不等，所有京衙书吏总计1184名。

乾隆朝与光绪朝额设京吏人数大体相当，可见朝廷在京吏员额上始终控制严格。

与此前诸朝相比，清代吏胥员额并不为多。

唐代中央机构的经制吏员约为3000一4000人，宋代约为5000人，元代约为3000人，明代约为4500人，而明代若减去两京武职衙门吏员、五军都督府吏员和南京文职吏员，其京吏不过1209人，与清代相当。

清代地方吏员也有定额。

对于吏的人数，例有编制规定。

各地方衙门也有定额：

各总督衙门吏员额数为30名左右，巡抚衙门20余名，知府衙门20余名左右，州县12一14名不等。

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统计:

顺天府及其所属23个州县有吏额420名；

河南省所属府州县众多，吏额也较多，共有2138名。

江苏所属府州县相对较少，计有1512名。

以全国20余省份计，全国有吏员总数数万人。

并规定“凡内外官衙门官有额定数，多添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只杖一百，徒三年。

”对于吏役滥设者，主管官也要受处分，虽然有律例条文的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吏员的数量大大超出规定范围。

清代衙役也有定额。

道光朝规定，“司道府厅衙门吏役不准过五十名……州县衙门吏役不准过八十名，教官杂佐衙门门斗、弓兵不准过二十名”。

可见朝廷对在各级衙门服役的衙役人数均有额定，严禁使用名册之外的白役。

但编外吏胥要大大地多于额设吏胥，白役竟是正役的十多倍。

以总督衙门为例，雍正朝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署中，其经制书吏有上下两班，每班10人，共20人，但实际办事书吏，两班都有百余人，是经制书吏的十多倍。

清初每县吏胥“殆不止千人矣”，仅取三百来计算，“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

”即清初全国有一千余大县，每县以三百名吏胥计，则仅知县衙门的吏胥就有30万人。

清代后期，州县吏胥有增无减，数量更为惊人。

如同治朝:

“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

”且各衙门差役的人数又远胜于书吏。

道光朝，四川巴县县令刘衡到任时，全县竟有衙役七千人，一年后，退散六千七、八百人，只留一百多人备差遣。

刘衡之后，巴县衙役又恢复到数千人。

在山东，“大县（差役）多达一千余名，小县亦多至数百”。

从以上几条资料看，清代州县吏胥从三、四百人到两、三千人不等，而四川为大省，巴县为极繁之缺，故竟有衙役七千人。

可以看出地方衙门吏胥的实际人数大大超出官方定额。

仿照清人（侯方域）的估算方法，以全国1300个州县、每州县有吏胥1000人计，则清代仅州县衙门就实有吏胥13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经制吏胥、非经制吏胥及大量的挂名吏胥。

（二）吏胥的录用、迁转和离役

1、录用

清代吏员的录用途径有两种，一是纳银充吏。

“旧例，书吏承充，按纳银数多寡，分送各衙门办事。

”即按纳银多少，充任不同衙门的书吏。

如布政司通吏需纳银250两，布政司、按察司书吏纳银70两，直省抚按承差纳银120两，布、按二司及直隶各道承差纳银80两。

由于纳银数额不低，故捐纳者并不多。

二是召募。

康熙二年，停止纳银，书吏承充改为召募，并给与执照，上面注明姓名、年龄、着役日期及地方官出具的印结，每季汇册咨送吏部，召募吏员遂成清代定制。

对初级吏胥的录用并无严格考核，与以前诸朝相比，条件更加放宽。

其录用书吏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要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年岁适当。

康熙二十八年规定:

“有愿充各部院衙门书吏者，令其具呈考试，选择文理明通者，掣签著役，渐次补完，再行考取。

”乾隆朝规定:

“内外大小各衙书吏充补时，该管官务须实力查验，年过二十岁以上者，择其老成驯谨之人，方许充补。

其年齿太轻者，概不准充。

”即书吏年龄应在20岁以上。

第二，对承充者的人品有所要求。

乾隆五年规定:

“各省大小衙门经制书吏，即在于现充书识内，择其勤慎办事之人，验看核实，令其取结承充。

”在录用贴写、帮差等人时，也要求选择“忠诚朴实之人”充任。

2、迁转（出路）

清代吏员的迁转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吏职内部迁转。

它包括由低级吏职转为高级吏职，以及由非经制吏转为经制吏，即由贴写转为额设书吏。

乾隆三十九年规定，凡都察院、科道等衙门出现吏缺，“即照各部院之例，于贴写内拣选年久历练者充补”。

嘉庆朝也规定，各部院则例馆所需供事，应从本衙门额设经承中挑选，实在人手不够，允许从年久贴写中选择“字画端楷，文理通顺者”充补，取结著役。

在地方衙门中，经制书吏出缺，同样要求从现任贴写中选取。

二是吏员出职为官。

吏员五年期满无过犯者，其出职约有三种途径，即直接授官、考试授职和捐买官职。

可免于考职、直接授官的情况是，中央事繁衙门如内阁、六部、太常寺等衙门的吏员，五年役满，堂官查其平素勤谨，并无过犯者，可免于考职，以从九品、未入流兼掣选用。

中央事简衙门吏员及地方衙门吏攒，役满后仍需考职。

清代吏员出职授官，其职衔都在八、九品以下，是历代吏员出职品秩最低的一朝。

清代吏员考职之制始于顺治五年。

其时开国不久，官员人数尚缺，因此规定吏员五年即可考职授官。

此后，官员队伍逐渐庞大，无法吸纳太多的吏员，便对吏员考职授官的比例有所限定。

乾隆五十五年规定，京吏考职授官不得超过十分之七，外吏不超过十分之五，不准全录，吏员不得因本年同考人多而混入下年送考。

而且，康熙朝以后，吏员必须在籍候选。

这反映了自康熙朝以后候选者越来越多，吏员授职的压力逐步加大。

正是朝廷出于防范吏胥的考虑，有意使吏员服役期缩短，不断召募新人，才造成了众多的役满出职者。

（三）离役

清代有关吏胥离役的规定，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一是五年役满，必须离役，且不得再次充役。

二是年满七十者必须离役。

乾隆朝规定，“凡衙门胥役，阅历既久，则贪诈愈甚。

况年至七十，刑不加身，流徙杖答，例得收赎。

是彼得倚年老为护符，以遂其贪诈之计。

”“如年至七十，即令其罢役，不许充当各项差事。

如有设法盘踞，改易年岁者，严察分别治罪。

”何以年满七十之人仍在服役?

看来五年役满即离役之规定并未严格执行。

为何不愿离役？

学成书吏原本费时，需要积累办事经验，而服役期并不长，各级衙门需要的又是熟练的吏员。

正是这种制度上的矛盾造成了吏胥久恋衙门，不肯轻易退役，反过来又破坏了吏员管理的条例，其表现如下:

一是有役满未退者。

吏胥经常借口经办之事尚未完结，要求继续留任，长官也往往依赖有经验的吏胥，希望他们留任，所以就有了七十岁的人还在服役的现象。

二是冒籍冒姓，再次充役。

为了能继续供职衙门，吏胥以各种手段，朝革而暮入，此处革而彼处入。

三是子弟相承，世守其业。

书吏离役之后，即使不能复充，也能子孙相承，世守其业。

由上述可见，清代在任用吏员时，对承充者的素质并无严格要求，选用条件更加放宽，又有“缺主”把持吏员金选，以致成为衙门积弊。

更重要的是，清代吏员的出职与离役制度虽然在细节上较为完备，但受制于其慎名器、别流品的理念，以及对限制吏员地位这一原则的固守，致使吏员出职即等同于离役，令吏员入仕之途受阻。

吏胥制度的不合理，在吏员的选用、升转和离役等问题上也显露无遗。

四、清代吏胥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吏胥作为“官民交接之枢纽”，既受治于官，又佐官治民，是官对民实施统治的助手和直接参与者。

从这个层面上讲，吏胥是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或主行文书，或供役驱使，曾在清代政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亦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一）吏胥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州县吏胥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只是奉命处理各项琐碎的细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物构成了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

因为国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终都要细化为各项具体管理措施，并由州县吏胥来加以贯彻实施，没有吏胥的参与和努力，再好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从这个意义上说，吏胥在封建官僚统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具体表现在:

1.沟通上下联系，保证国家政策顺利执行

政府要把政令推行于全国，州县吏胥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现出来。

在百姓看来，推行国家政令的应该是地方官是科举入仕者。

但实际上由于科举入仕的官员人数远远赶不上地方上实际需要量。

所以大量的政令就不得不依靠吏胥来执行。

以清朝前五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与后四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的科举情况比较一下:

后四朝88年中会试39科，占清朝112科的34.8%，取中进士9944人，占清朝26391人的37.6％。

后四朝88年39科是前五朝177年73科的54.78%，而取中进士数却是前五朝人数的64.7%。

清朝112科，平均每科取中进士235.8人，后四朝平均每科取中进士254.9人，高出人数19.1，前五朝每科进士数却低于平均数10.5人。

后88年与前177年恩科数却都是13科，就可以看出后四朝平均每科取中进士的人数，超过了前五朝。

但由于清政府“治官之官多，治事之官少。

”’所以从实际情况看，全国一千余县，清政府的基层官吏较之前代有减少的趋势（并未增多）。

以安徽为例:

安徽共五十一县，各知县外，作为佐贰的县丞、主簿均少设置。

全省县丞仅十五员，主簿仅为四员。

也就是说，多数县只有一名知县和典史在掌管县事。

唐宋以来人员增长最快的不是官员群体，而是吏胥队伍。

美国汉学家施坚雅认为，中唐以后，虽然地方行政事务在扩大，而地方行政机构却并未随之增加。

在王朝初期，地方行政机构往往有所增加，而中期便迅速下降。

如汉初有1580县，至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