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儒林外史》备课参考素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小说欣赏》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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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

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

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

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

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

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几种经典性著作中，《儒林外史》是最受冷落的一种，以至鲁迅要为之抱不平：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

伟大也要有人懂。

”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

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穷极文士情态，争传写之。

（程晋芳《吴敬梓传》）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胡适《吴敬梓传》）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

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清•闲斋老人）

《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卜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之规范。

（英国《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研究》）

吴敬梓是18世纪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家。

杰作《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是以社会群丑为题材的中世纪骑士故事。

故事情节不受拘束，前后穿插贯穿。

这点与蒲松龄不同，而使他对作品的叙述和人物性格的描写都远远超过了前人。

采用方言是他独特的写作方法，从而使小说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英国《大百科全书》）

■关于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

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

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吴昺是康熙三十年（1691）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

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父吴霖起，拔贡，曾为赣榆县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

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

前辈对科举的热中追求，对经史特别是《诗经》的备加推崇，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经习文，准备走科举仕进之路。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受封建教育的束缚，对诗词歌赋以至野史杂书都饶有兴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敬梓在少年时代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13岁“丧母失所恃”，14岁随父到赣榆任所。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规矩方正的吴霖起被罢除了县学教谕，吴敬梓随父回到全椒。

第二年，吴霖起抑郁而死。

父亲一死，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

正如他在《移家赋》中所追述的：

“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他的族兄吴檠也说：

“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

”（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萌生了与仰仗祖业和门第过寄生生活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的念头。

于是，吴敬梓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他由激愤变为任达放诞，“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

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

（金两铭《和（吴檠）作》，同前）他以阮籍、嵇康为榜样，追慕建安文人的风雅，反抗虚伪的礼教，表现出慷慨任气、放诞不羁的人生态度。

由于他挥霍放荡和乐于助人，致使父亲死时留下的财产消耗殆尽，逐步落入贫困交加的境地，因而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非议。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

（吴敬梓《减字木兰花》，《文木山房集》卷四）在家乡亲友的讥笑和世俗舆论压力下，他在33岁时，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

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乃至科技专家以及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

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潮的颜（元）李（）学派的学者。

他们反对理学空谈，倡导务实的学风；

要求以礼乐兵农作为强国富民之道；

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提倡以儒家的“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时代思潮在他思想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六朝故都南京的山水名胜，引发着追慕魏晋文人的情感，他进一步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发展了恣情任性的狂放性格。

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

可是，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

29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考，因为他的狂放行为被禀报到试官那里，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

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

36岁时，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

几经波折，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再不应乡试，也放弃了“诸生籍”，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吴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当度日，甚至断炊挨饿。

由富贵跌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屈服。

乾隆十六年（1751），当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举行征召，许多文人迎銮献诗时，吴敬梓却没有去应试，而是像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

（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

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

不幸言中，乾隆十九年（1754）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溘然而逝。

“涂殡匆匆谁料理？

可怜犹剩典衣钱！

”（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儒林外史》概述

关于结构

现在通行的《儒林外史》共有56回。

对于它的结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总体上看来，整部书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回环式结构。

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可以看做是总纲，点明主题和创作意图；

第56回则借“幽榜”回应“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是书的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一百年间几代士人风格迥异的命运遭际。

这一部分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往往一回或者几回描写一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互为引子，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形式。

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贯索”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二娄以及蘧公孙、鲁编修、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对于“功名富贵”的痴迷和无聊名士攀附权贵、附庸风雅的无耻行径。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主要写作者设想的理想人物。

作者着重写了三个中心：

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

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那帮维持文运的“星君”消散之后，剩下的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

惟有几个市井奇人，勉力维持，也只能算是前贤余音罢了。

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

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

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

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

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

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

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回末总评）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

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

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

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

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

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们又可把《外史》主体部分分为六小段。

第二回至八回为第一段，写二进发迹史。

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

周进枉己求仕，发迹作主考，只能选拔庸人范进。

到范进作主考，后果更不堪设想。

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禀生忘（王）德忘（王）仁；

贡生、监生、俨（严）然致中、致和而夫妻不睦，兄弟不友；

新中举人母丧外出打秋风，新中进士为考选匿丧，新中进士出为府守不惠不忠，儒家封建五伦沦丧。

这是对以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精神、儒学传统的破坏，是平衡状态的负面变化，也是作者要表彰的文人活动的背景，即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从结构上说这是第二代文坛奇人故事的序幕。

九回至十五回为第二段，写豪士，这是故事的开端。

十六回至二十三回为第三段，写诗人，这是故事的发展。

二十四回至三十回为第四段，写才子，这仍是故事的发展。

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为第五段，写贤人，这是故事的高潮。

三十八回至五十二回为第六段，写封建五伦复兴，君子奇人辈出，这是故事的结局。

故事开端为头，故事发展、高潮为身，故事结局为尾，主体部分结构也是一个头、身、尾完整的有机体。

全书有头、身、尾，主体部分也有头、身、尾，彻里彻外，有首有尾，《外史》结构确实完整完美。

（选自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关于主题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

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文人生活风俗画。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反科举”或者揭露儒林群丑，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不全面的，没有深入揭示作品的本质。

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作品描写了一大批汲汲于功名的迂腐儒生，他们的可笑、无聊、迂腐朽拙，都是拜“八股取士”之所赐；

作者也借王冕之口对八股科举作了批判性的预言，认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必将使一代文人受厄。

但是作者笔下一批无聊文士还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

更有一类真儒真名士，以“立身”为旨归，希望“修身以立道”，或者淡泊名利，隐居自处，或者放浪形骸、风流文雅，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士人的典型，表现了作者对文人出路的思考。

这些人物自然都不是“反科举”这一主题所能容纳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儒林群丑”。

对于作品的主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功名富贵说”。

闲斋老人的序认为：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

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现代学者李汉秋也认为：

“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应该说，这种观点在作品中是能直接找到证据的。

第一回篇首，作者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

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

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

”而作者借以“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

后面所描写的几十个读书人，也无非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和淡泊名利这两类。

前者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后者则是作者心目中“维持文运”的人，他们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体现了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追求。

二是“公心讽世”说。

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公心讽世之书”，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他认为，作者写作此书时，读书人“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作者有感于士林种种流弊，所以根据耳闻目见，创作此书，“烛幽索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描述种种世相，穷极文士情态，并对其中伪妄之处多所掊击。

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

作者的讽刺往往是婉转而且善意的，即使作者生平最不屑的“制艺出身者”，也未将其丑化，甚至还写出了他们的君子品行。

可以看出，作者“秉持公心”，不图“骂世”之快，而意在“醒世”。

全书讽刺面不限于举业中人，官吏、乡绅、名士，各种儒林中人，都成为讽刺对象；

也并不只是讽刺八股取士的制度，封建的妇女观、节烈观，以及士林学风、官场腐败、乡村势利习气等也都在讽刺之列。

因此可谓“讽世之书”。

三是“文人命运”说。

鲁迅先生“公心讽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大多数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讽世”上，多少忽略了作者秉持的“公心”。

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认为这种“公心”实质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关注。

作者认识到，在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观念的束缚下，知识分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思想被禁锢，智能被破坏，道德被腐蚀，因此以善意婉转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儒林风俗画，指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面对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状况，作者并不只是感慨痛骂，发泄一番了事，而是认真地查找根源，并为儒林士子开出了几方良药，他借杜少卿等几个理想人物的塑造，表达了通过儒家道德的回复和“礼乐兵农”的实学来改造儒林的美好愿望。

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整个制度本身，因而也并不能真正找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但他毕竟已经开始了尝试。

这里就表现了一位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敢当天下大任的勇气。

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困境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单纯依靠几个真儒贤人，并不能推动社会的根本变革。

因此，当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之后，当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凄惨收场之后，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终以失败而告终。

即使还有几位市井奇人勉力维持，却也好似空谷传音，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

以上诸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作品的本质，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表现出这种内涵的丰富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是难免的现象。

关于人物形象

小说人物众多，没有一个中心人物。

按照作者的创作主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八股文士

这类人物以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和王玉辉等为代表，他们出身贫寒，天性淳良，但大都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富贵，因而显得可悲可笑。

他们有的皓首穷经，空虚麻木；

有的醉心“选政”，颟顸酸腐；

有的拙朴诚笃，以身殉教……

周进是第一个出场的举子，他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向上爬，到了六十岁还是老童生，一无所能，只能靠开馆授徒挣几个谋生钱。

在薛家集新开馆时，年轻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还不是秀才，于是对他百般嘲弄，极尽奚落之能事。

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不敢反唇相讥。

因为在科举时代，功名是一个读书人个体价值的直接体现，拥有了功名，你就拥有了富贵、地位，没有功名，只能遭别人白眼，甚至连话语权都没有。

因此，他只能“捺定性子”，逆来顺受。

秀才的科名就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发过”的举人老爷王惠，在他面前更是可以飞扬跋扈了。

王举人神气十足、拿腔作势、趾高气扬，“鸡、鱼、鸭、肉，堆满春台”；

周进只能恭恭敬敬，“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鲜明的对照，把周进的地位和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塾师的饭碗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

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的辛酸和苦楚一起涌上心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醒来后大哭一场，“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作者抓住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犀利的笔锋深入他精神的最深处，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

不过，他的命运却忽然有了转机，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升了御史，又钦点广东学道。

一朝发达，处境顿时大变，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

这些细节，说明在科举制度下，衡量个体价值的尺度已经完全功利化、物质化了，整个社会陷入了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迷信之中。

如果说周进和范进是八股举业的实践者的话，马二先生就是一个维护八股举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了。

他是一个正派人物，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先是帮蘧公孙销赃弥祸，后又资助匡超人返乡行孝，即使骗过他的洪憨仙，他也仗义疏财，为其装殓送殡。

但是在八股制度毒害下，他的智能被严重败坏了。

他屡试不第，却对八股举业情有独钟，无怨无悔，甚至热情宣传八股制度，他认为“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八股选政，并有自己一套选文、批注的见解，比如“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文章总以理法为主”等等，这套文思定势使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审美情趣枯燥乏味，在游览西湖的时候，面对“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他头脑中除了八股文那些套语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词汇。

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八股愚民的恶果。

与其类似的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是王玉辉，他自言是个“迂拙的人”，做了三十年秀才，清贫自甘，并不贪图功名富贵，但却是个礼教的虔诚信奉者。

他“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立意为封建礼教增砖添瓦。

更有甚者，他把程朱理学“教养里面的辞藻”当了真，竟然赞成女儿为夫殉葬。

礼教之毒，深入骨髓。

与伪君子相比，这是一位迂拙诚笃的“古君子”，作者对他的人品是有所肯定的，他并没有拿女儿的死谋求名利，在“理”与“情”之间，他也始终处在矛盾之中。

如此善良的人，却在死板僵化的理学教条驱使下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不由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2．所谓“名士”

这是一帮科举制度的派生物，他们或者科场败北，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登入仕途，于是就效法古人，结诗社、写斗方、附庸风雅，充当名士。

表面上风流不羁，实际上却是借此邀声盗名，“曲线”获取功名富贵。

这些人物主要有三组，围绕三次诗酒“盛会”展开描绘：

湖州莺脰湖高士集会、杭州西湖斗方诗会、南京莫愁湖“定梨园榜”。

文人雅集，觥筹交错，诗酒流连，本是极风雅之事，历史上的兰亭集会、醉翁亭集会等著名盛会，都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

但是，《儒林外史》中的三次聚会，却是如此滑稽可笑。

富家子弟娄三娄四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在京师呆得无聊，返回故里，无意中碰到与自己见解相同的读书君子，于是引以为知音，起了“求贤访道”的雅兴，于是一伙“名士”（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蘧公孙等人）聚集在他们周围，凑成了一个莺脰湖高士集会。

二娄的心地倒也纯良，也颇有些真名士的习气和风度，待人诚朴、谦虚恭谨，对待杨执中、权勿用，也是真心礼遇，不求酬报，可谓“翩翩浊世之贤公子”，然而，“轻信而滥交，并不夷考其人生平之贤否，猝尔闻名，遂与定交”，所以大都所交非人。

杨执中的儿子偷了权勿用的钱，两人因此而发生龃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高士理论都抛诸脑后了。

后来，当权勿用被人告发，“一条链子索去了”，张铁臂用“猪头”骗取了五百两银子，远走高飞之后，两位公子只能“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闭门整理家务”。

如果说战国时期信陵君、平原君诸人为政治考虑，养士纳贤，当时的士人尚有独立人格精神，渴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士人的独立人格早已经在八股科举的贯索下消失殆尽，他们一意慕求的不过是攀龙附凤、功名富贵罢了。

因此，他们的名士姿态，不过是为了邀声盗名、待价而沽。

作品通过聚会前后的介绍，揭示了所谓“名士们”的滑稽丑态。

“真乃一时盛会”的结语，也在平静之中形成了绝妙的讽刺。

西子湖畔也聚集着一帮斗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