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的思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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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很快，效益比较稳定，但固定资产的成新率普遍较低。

如我国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２００３年的固定资产成新率仅为６２．５９％，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不理想。

以获得“中国品牌之都”的宁波市为例，在工业企业中抽样调查了１９６个ＡＡＡ级企业。

按照企业资信评估的游戏规则，ＡＡＡ级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成新率一般要求为８５％以上。

从调查可以看出，达到８５％以上的企业仅为被调查企业的２０．９％，固定资产成新率达到８０％的企业，也只占被调查企业的３５．７％，７９．１％的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低于８５％，６４．３％的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低于８０％。

　　二、当前我国民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低的原因

　　１．我国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企业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这一指标反映了在企业的全部资产中由债权人提供的资产所占份额的大小，反映了债权人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风险程度，也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举债经营的能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分析，１９８０年末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１８．７％，１９９３年末达到７１．７％，１９９７年末，我国大型工业企业中，占总额５９．５％的赢利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５９．３％，亏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８０．４％，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１００％的约占２６．８％。

世界发达国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在４５－６０％之间。

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十分关注。

仍以宁波为例：

（１）企业资产负债率整体水平在上扬。

据调查，宁波企业资产负债率（样本企业调查数据，下同）２００１年为６７．２６％，２００３年上升为７５．６３％，增长了８个百分点。

按照企业资信评估手册中规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标准，２００１年有５０％的企业超过了企业资产负债率标准，２００３年则有７０％以上的企业超过了企业资产负债率标准，增加了２０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惊人。

（２）行业和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①２００１年以来，房地产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增长较快，２００１年是６９．１５％，２００３年上升为７８．０２％，增加了约９个百分点，最高的达到９９％，其中超过企业资产负债率规定的企业，２００１年占５５％，２００３年则为８０％，增加了２５个百分点。

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增长较大，２００１年是５９．６７％，到２００３年则上升为７０．２５％，增加了近１１个百分点，其中最高的达到９５％，超过企业资产负债率规定的企业，２００１年占２９％，２００３年则为７９％，增加了５０个百分点。

③宁波是一个港口贸易城市，其外贸企业资产负债率整体较高，增长幅度不大，２００１年是７６．１６％，２００３年是８０．２１％，其中９０％以上的企业都超过了规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

④宾馆服务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近几年基本稳定，２００１年为７１．４５％，２００３年是７２．６７％，增加了１个多百分点，７０％以上的企业超过了规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

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难以加快其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成新率。

　　２．多数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

　　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靠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扩大建设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走的是外延型的路子，属资源推动型的量态扩张的经济增长；

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走内涵提高的路子，属不断开展组织、制度、技术创新和创造、增强竞争优势型的质的提高的经济增长。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质的飞跃和发展的高级形式。

尽管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人们认识和重视这一问题，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尝试，少数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众多因素的制约（诸如企业家理念、技术人员水平、企业职工素质、消费者的观念和消费水平及企业外部环境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我国许多企业的经营者管理水平堪忧，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员，职工文化水平低、流动性大、素质差等，导致近８５％以上的企业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部分企业定位低，生产对设备要求不高的传统的大路货产品多。

突出表现是资本固定化率（即固定资产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较高，仍以宁波市工业企业为例，２００２年资本固定化率平均为１１８．７２％，２００４年为１２８．９２％，增长了１０个百分点；

２００２年资本固定化率高于１００％的企业占总企业数的６４．２９％，２００４年上升为７８．５７％，资金短缺、成本上升、资金周转速度低、企业平均利润率则从２００２年的８．２４％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６．６５％。

从扩大固定资产规模投资来看，２００２年分别是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的２４倍、２．７倍和１．５倍，而２００２年用于更新改造固定资产的投资分别是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的６．５倍、１．９倍和１．１倍。

再从资源产出效率看，也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１／１０，日本的１／２０，德国的１／６。

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２８．６％，欧盟的１６．８％，日本的１０．３％。

同时，我国企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也相当于美国的１／４６，日本的１／４１，法国的１／３４，德国的１／３２。

删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１／３０，日本的１／１８，法国的１／１６，德国的１／１２，韩国的１／７；

２００４年我国９％的ＧＤＰ增长中，则有６个多百分点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

这种量态扩张、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势必影响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和固定资产成新率的提高。

　　３．众多企业创新意识不强，Ｒ＆Ｄ投入偏少与质量欠佳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企业间技术网络程度低、资金短缺、市场竞争威胁不大等原因，导致企业Ｒ＆Ｄ投入偏少与效率偏低是各界人士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而又解决得不够理想的问题。

据２０００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ＩＭＤ）《世界竞争力年鉴》统计，１９９９年我国Ｒ＆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列倒数第１１位；

在人均Ｒ＆Ｄ投入上，则位列倒数第７。

另据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我国Ｒ＆Ｄ投入比率为１．３１％，低于１．６％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达到的２．３２％低１个百分点。

按地域看，我国东部地区２００３年的Ｒ＆Ｄ投入比率为１．３８％，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为０．７４％，西部地区是０．９７％。

宁波市２００３年Ｒ＆Ｄ投入比率也仅为１％。

据有关资料表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用于Ｒ＆Ｄ的费用占全球Ｒ＆Ｄ费用的６５％以上，每个企业Ｒ＆Ｄ投入比率都在１０％－２０％，当然不是Ｒ＆Ｄ投入比率越高越好，但达到５％以上方有竞争力。

而宁波市现有的国家级、省市级２９４个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０４年的Ｒ＆Ｄ投入比率也平均仅为３％，接近于美国和日本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

另外，我国企业从事Ｒ＆Ｄ活动的人员少。

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上万人，仅从高级科技人员最密集的３０２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来看，仍有８４家没有一名博士，全国１９２家中央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人员也只占总数的２．１％，高级技师仅占工人队伍的０．１６％，民营企业则更少。

还有，人员结构不甚合理。

发达国家的企业中从事Ｒ＆Ｄ活动人员的职称结构是１∶３∶６（高级∶中级∶低级），而我国企业中从事Ｒ＆Ｄ活动的人员职称结构实际是１∶６∶１１（其中高级职称中退休人员或年龄较大的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民营企业）。

加之我国不少企业的管理人员理念落后、水平堪忧，必然影响企业生产工艺的创新和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

　此外，由于①国家规定的企业折旧制度不鼓励企业实行快速折旧，仍然采用使用年限法；

②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它与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企业比，对设备的要求程度低，因此，也不利于企业加快设备更新。

当然，现实中也有企业购买的设备比较超前，使用时间长，但在现时毕竟是少数。

　　综上可见，导致我国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较低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粗放经营、资金短缺、创新意识不强、Ｒ＆Ｄ投入偏少等，究其深层原因是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质量低。

　　三、提高我国民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１．制度安排是关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从政府到企业到学界，在论及发展思路时，无不言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而事实上这又是一个老话题。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强调要实行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１０年前制定“九五”计划曾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这些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不大，问题何在？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技术问题，从生产技术方式变化中找出路，往往强调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

这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未抓住根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量。

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成功的制度变革将大大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创造生产力。

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经济增长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而人们的行为又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做的理性选择。

制度安排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约束条件。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和结果。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改变行为规则，即改革制度安排。

比如，我们要求其他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其本身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价格调节等方面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摁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企业技术创新成果高边际效用时间“缩水”；

众多企业对知识员工实行“物美价廉”之政策对外资企业不论其技术设备状况如何，在资源配给和税收等方面总是“高看一眼”等。

这些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改革制度安排势在必行。

　　２．强化自主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强化自主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我国各界目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等，而不是仅指原始创新能力。

我国民营企业绝大部分规模小，在技术方面又有先天不足之“硬伤”，创新意识尤其是自主创新意识不强，缺乏自信能力，把自主创新神秘化。

　　因此，企业必须克服这种自卑心理，树立自主创新意识，认真研究创新规律，切实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科学研究是继承与突破的矛盾运动。

技术创新是启动一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生命周期，是创造新产业与取代旧产业、创造新技术与淘汰旧技术的新陈代谢。

西方经济学家把创新称之为创造性摧毁。

创新正是在技术和管理的深刻革命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前进，这是创新的规律，也是企业的竞争哲学。

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深刻体现了创新运动规律，是提高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路。

基于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成果完成的原始创新，是具有革命性的重大突破，必将引发认识的飞跃和产业的革命，开辟大片产品和服务市场。

通过现有技术、管理和创新资源的系统整合和优化配置的集成创新，是解决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首要选项，是解决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难题，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在借鉴他人先进技术基础上进行后续开发，是加快自主化、国产化步伐，提升持续竞争能力的重要实践。

从我国民营企业实际出发，提高企业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树立自主创新的主体意识，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市场为主导的品牌战略，必须加大企业的工艺创新力度，加快设备更新速度，提高设备的先进性和利用率。

这也是提高我国民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成新率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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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程津培．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Ｊ]．中国科技产业，２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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