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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行》述孤儿“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四川商人的足迹远至滇越、夜郎和长安等地。
中国的丝织品和四川的釦器，不仅运遍全国各地，而且也运到周围各国甚至远至罗马（见本文第三节）。
这种商业是“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
③“今商兢鬻无用之货，淫极侈之弊”。
④这说明汉代繁荣的商业是远距离的奢侈品贩运商业，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没有密切的联系。
它不是建基于社会生产各部门分工及商品生产繁荣之上的。
由于奢侈品是远地的奇异特产，需要奢侈品的人（皇室、大官、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大奴隶主）大多住在城市里，因此，奢侈品贸易的经营形式是由远距离的贩运商业和城市商业组成的。
即由大贩运商人用商车队或商船队，把远方出产的奢侈品运到城市去出卖。
故商车的多少成了商人财产大小的标志，⑤商业的繁盛也是以商车来往频繁来形容的。
⑥大城市的繁荣商业主要是奢侈品贸易。
在本文第四节中可以看出，许多大城市商业是在奢侈品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两汉，商业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奢侈品的贩运贸易和城市商业。
汉代的商品生产和商业，主要是为大奴隶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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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
通有第三》。
②《潜夫论》卷三《浮侈第一二》。
③《淮南子》卷一一《齐俗训》。
④《潜夫论》卷一《务本第二》。
⑤《史记》卷三十《平淮书》：
“而富商大贾……转毂百数”。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周人既*，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⑥《潜夫论》：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
。
关于商车队的记载很多，如《后汉书》卷九○《乌桓传》：
“乌桓……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
《风俗通义》卷九《鲍君神》记载：
有贩鲍鱼的商车“十余乘”。
汉代商业发展的基础．一是依靠对各地自然特产的运销，二是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工农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奴隶制生产的发展。
奴隶制的生产，一方面，它是大生产，奴隶主可以“课役僮隶，各得其宜”，从大量奴隶劳动的压榨上，可以取得大量的剩余生产物，从而有可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
另一方面，因此也使奴隶主们更加富裕，奢侈欲望扩大。
奢侈品市场的扩大，使许多地方的自然特产，本来不是商品生产的产品，甚至不是人工有意种植的东西，被商人的贩卖活动卷入商业流通，成为富人们“养生送死”必需的贵重商品。
所以当时主张发展商业的人，有一个现在看来甚为奇怪的理由：
各地不同的自然特产，如果不通商交易，就会在原地成为无用之物。
桑弘羊说：
“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晞疗，养生送终之具也。
待商而通，待工而成”。
①又说：
“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墝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
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
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厨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②
小农企图一切自给，但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如资力、劳力等等）的限制，使他们虽有万能的本领，也不能生产盐、铁器等物。
他们必须购买自己生产与生活所必需而自己又不能生产的物品。
为了购买就必须出卖。
汉代赋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缴纳货币的很多，如口钱、算赋（人头税）、算赀（资产税）、刍槁税、部分地区的田租（土地税）以及代役钱。
③这些赋税负担迫使他们出卖产品以获得货币。
商业的发展，把他们往往是为了自给而生产的多余产品转入市场，成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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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韩连琪：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繇役》，载《文史哲》1956年第7期。
商人与农民的交易有两种主要形式。
一是在基层的市场上（如农村的会市与城中之市），一是商人以小贩形式深入农家。
《盐铁论》中就有这种记载：
“家人（指铁匠）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
农事急，輓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
城市手工业所需原料，大部分（如《货殖传》中所记的竹、木、麻、丝等物）通过市场取自当地的农村，小部分（如江南的犀角皮革，西域的玉石等物）是由商人从远地运来。
城市居民所需的粟米薪菜，是由城郊农民供给的，②这种交易是城市商业的组成部分。
上文说明，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经济地位与经济活动，需要不同的商品，从而与不同的商业经营形式相联系。
除了上述这些普通的商品以外，汉代还有两种突出的特殊商品一一土地和奴隶。
土地和奴隶成为商品，在两汉社会的发展中成为两个突出的问题，并与商业资本的发展纠在一起，成为汉代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
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人和土地可以买卖，是由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并是汉代商业突出的特征。
这种现象在汉以前和以后，都不如汉代这样普遍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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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第三六》。
②详见本文第四节，如朱买臣卖柴，光武帝早年卖谷等等。
二、商业利润的获得方式与来源
在论述了商品之种类和性质，以及商人以不同的经营形式把不同种类的商品供给不同的交易对象以后，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商人是如何通过各种商业形式，从不同的阶层那里取得商业利润的。
在不同性质社会里，商业利润的获得方式和来源不同。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汉代商业的性质。
商人不仅从贵族和地主奴隶主那里分浥剩余价值，而且直接剥削农民。
剥削农民的一般办法是贵卖贱买，即在买与卖西端进行勒索。
小农经济薄弱，受不起任何风波。
国家的赋税、徭役，私人的债务以及婚丧、疾病、凶荒，都强迫他把自己的产品“半价而卖”，而商人等“贪婪之徒，乘之为虐”。
①当农民迫于饥寒，急需粮食、种子、衣服之时，商人又将这些东西高价售出。
前文所举《四民月令》就是一例。
在买与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物的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够密切，对市场的行情不了解；
由于小农经济分散，商人可以任意控制价格。
故桑弘羊说：
“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
②王莽也说：
盐、铁、酒诸物，“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
豪民富贾即要贫弱”，③商人之能够任意控制买者与卖者，获得垄断利润的经济条件，正是社会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商品生产和商业的不够发达，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人的居间垄断地位。
从而，价值法则的作用或两个商品间价值的对比关系是通过商人的行动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贱买是为了贵卖，是商业的法则。
所以不是等价交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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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三○《平准书》：
农民每当要交纳货币赋税时，不得不“当具有者，半价而卖”。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五年诏及李贤注：
农民因役重，卖釜甑等物以避之，而“豪富之家，乘贱买，故得其饶利”．《蔡中郎集》卷一《鼎铭》：
每当凶荒农匮，“贪婪之徒，乘之为虐”。
禁耕第五》。
③《汉书》卷二四《贪货志》。
④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7页。
在买卖过程中进行欺骗也是获利的重要手段之一。
“商则长诈，工则饰笃”①是汉代商业的特征之一。
张衡描写长安市场的交易情况是：
“鬻眷兼羸，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粮杂苦，蚩眩边鄙。
何必昏于劳作邪，羸优而足恃”。
②城市商人就是如此地欺诈农民（所谓“边鄙”）而得兼羸之利的。
囤集货物往往能使商人获得暴利。
富商大贾等“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
他们“废居居邑”，“积贮倍息”，“所卖必倍”。
③时人指责他们是：
“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
富粟者，欲岁之饥荒也”。
④这生动地刻画了囤集商人的本质。
商人对贵族的榨取也是很厉害的。
商人或使“封君皆氐首仰给”，或“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贵族们“代表着享受的富”。
他们生活目的在于浪费。
因此商人榨取他们的限制，只在于他们钱袋的大小。
故贩运奢侈品的利润是最高的。
《盐铁论》中“文学”说：
“……美玉珊瑚，出于昆山；
珠玑犀象，出于桂林。
此距汉万有余里。
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锺之粟也”。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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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率·
力耕第二》。
②张衡：
《西京赋》。
③《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淮南子·
说林训》。
⑤《盐铁论·
力耕第二》．
商人获利来源不仅是掠取农民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不仅是从贵族、奴隶主及地主那里分取佃农和奴隶的剩余劳动产品。
汉代商业的时代特点，在于商品中旬括奴隶，贩卖奴隶可获得惊人的暴利；
在于商业活动中直接剥削奴隶，因为商业中的劳动力主要是奴隶。
尽人皆知，著名大商人刁间，用“贱虏奴”、“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遂至大富。
“第五伦尝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①也是例证。
在货币制度不统一和多变的时期，商人利用货币制度的变化和不统一，“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
货币集中在商人手中。
商人利用手中的货币，在经营商业的同时，经营商利贷。
商人残酷地掠夺边地民族，有时甚至直接采取谋财害命的手段。
西汉时严安指出：
“……民离本而徼末矣。
末不可徒得，故揞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中知媲，……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
③东汉时，王充说：
“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众。
同车共船，千里为商。
至迂回之地，杀其人而并其材（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这一切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
在商业资本是媒介未发展诸共同体间的生产物交换时，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诈欺，并且大部分是这样发生的。
不说它会诈去不同诸国生产价格间的差额（它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在商品价值的平衡和确定上发生作用）；
那各种生产方式还由此引起了这个结果：
商人资本占有剩余生产物的最大部分，部分地因为它是诸共同体间的媒介人，这诸共同体的生产，本质上，还是以使用价值为目标，就其经济组织说，一般地出现在流通内的生产物部分依照价值的售卖，从而，生产物依照价值的售卖，一般地说，还只有从属的重要性；
部分地因为在以前各种生产方式内，剩余生产物的主要所有者，商人交易的对手，奴隶所有者，封建地主，和国家（例如东方的专制者），代表着享受的富，这种享受的富，却像亚当．斯密在上述引语中关于封建时期所正确感到的那样，是商人多方设法弄
①《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
错币第四》。
③《汉书》卷六四《严安传》。
④王充：
《论衡》卷六《祸庐》篇。
到的。
商业资本，在优势的统治地位中，到处都代表一种劫夺制度，而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与暴力的劫掠，海盗，奴隶劫盗，在殖民地的征服，直接地结合在一起。
迦太基，罗马，和后来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都是这样的。
汉代商业的利润率是20％，即下文所引贡禹所说的“十二之利”。
可见，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商业活动的范围：
商品的种类一一主要星奢侈品；
决定商业的服务对象一一主要是为剥削阶级的享乐生活服务；
决定商业的经营的形式一一主要是远距离的贩运留易和墟市商业；
决定商业利润的来源一一主要是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劳动生产物；
决定商人获得利润方式一一主要是不平等交换和商业诡骗。
总之，决定商业的全部性质和特征。
其中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商业和生产的关系的特点。
奢侈品的贩运商业，与劳动者和工农生产没有密切的联系。
它的繁荣不是社会生产及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超越后者而发展的。
“是商业在这里发展了生产物的商品形态；
不是所生产的商品的运动形成商业”。
②在以下的商业发展史的分析过程中，将进一步看出汉代商业的这种特性。
①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第408～410页。
②同上书，第405页。
三、商业变迁过程
下面对两汉商业发展之史作一般性的考察。
（一）汉初至文景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商业和商业资本开始迅速发展。
秦统一各国。
使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秦汉之际及汉帝国建立之初，商人乘战乱与饥馑之机，“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①文帝景帝之时，实行与民休息的积极政策，社会秩序安定，生产迅速恢复，交通道路大量开辟。
高祖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②文景时，由于外有匈奴的严重威胁，内有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分裂危机；
统治者抑商政策的结果，又使“山东奸滑，南逃吴楚”，加强了地方反叛势力。
③在此情形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解除这两方面的威胁，不得不争取大小地主、奴隶主及大商人的力量，所以不仅对有土地者免除田租达十三年之久，继之又减轻田租到三十税一；
并且又以卖爵的收入来补充政府因减轻田租而少得的收入。
在当时贱商政策下，没有爵位而又急需提高自己社会地位，④同时又有很多钱来买爵位的，主要是那些大商人。
允许商人铸币，“南越宾服，羌焚人献，东瓯人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
⑤班固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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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同上。
③又见《盐铁论·
错币第四》：
“大夫曰：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
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
④商鞅为秦制二十级爵，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
“人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按《札记·
王制》：
“王者之制禄爵”。
注：
秩，次也。
西汉末出现的《周礼·
太宰》：
“爵以驭其贵”．又《说文·
通训》定声注引：
“旧说，古人行爵，有尊卑贵贱，故引申为爵禄”。
在奴隶制度下，一般自由民均属贵族之列，故爵虽有贵贱尊卑，要皆属于奴主之列。
故《白虎通》考“黜爵者，尊号也”．两汉皇帝赐爵级之记录甚多，有爵以后，有罪得赎，贫者可以爵卖与人。
所以爵之为物约等于公民身份证，因之被认为“尊号也”。
作为公民，爵级越高，即在贵族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到一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则跻于高级贵族奴主之列矣。
这是奴隶社会特有的复杂阶级制度，现已无法译释，故用“社会地位”以代之。
⑤《中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语。
民休息。
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①由于商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不断改善，商业突破困商贱商政策等重重障碍而猛烈发展。
到景帝、武帝之间，由于生产的发展，“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
“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②统治阶级不得不感叹地承认：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③商业的猛烈发展，引起两个社会现象特别突出起来：
一是“背本趋末”问题和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轻商理论的兴起；
一是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卖妻鬻子以偿债。
但是，与以后时期比较起来，商业资本的活跃还只是开始，商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
司马迁说：
“文帝时，……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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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景帝纪》赞。
②《史记》卷三０《平准书》。
③《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晁错语。
④《史记》卷二五《律书》。
（二）武帝时期
武帝前期，商业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改善。
一是景帝平定诸侯六国之乱后，武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国家进一步统一。
二是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文景时期商业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势力迅速壮大，商人反抗统治阶级困商抑商政策的斗争不断加强，并逼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节节让步。
武帝时，由于国家对匈奴战争引起严重的财政困难，由于商业资本获得进一步发展，统治者不得不再次让步，由“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即商人可以做官了。
进而在商人的压力下，用齐之大盐商东郭咸阳及南阳大铁冶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
至此，大商人们参加了政权，掌握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的一部分。
三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对于远距离的贩运商业来说，交通的方便与否是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
汉武帝进一步修筑驰道，本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但同时也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文帝至武帝前期交通工具有进步。
牛马数量的增加与车具质量的提高，为陆路运输量的增加与运输速度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造船技术的发达，使航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河流湖泊，而且远至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
由车或船组成的商队“周游天下”。
武帝军事扩张的胜利，促使对四邻各地交通得到迅速发展。
古代的交通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全国的统一。
四是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统一货币制度。
所有这些都是方便或刺激商业发展的巨大力量。
武帝时的司马迁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②伍被说：
“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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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三０《平准书》。
汉帝国对商人的让步，先是放松困商贱商法令，继之是“卖爵”，爵只是表示一种社会地位．所谓“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
后来因财政困难，采用了“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的办法，商人也可以做官了。
继后，“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人羊为郎始于此”。
又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吏道益杂而多端”。
商人并不满足于用钱可以买到社会地位和官位的处境。
他们趁政府外有频繁的战争，内有山东大水灾，政府迁民七十多万，费用浩大，财政困竭之机，利用经济力量逼使政府作更大的让步．司马迁说：
此时“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蹲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最高统治者才不得不吸收商人参加中央政权的财政管理．
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史记》卷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此时（武帝前期），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
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各个方面。
首先，工农业的商品生产最为繁荣。
最重要的是盐铁业尚未官营。
“富商大贾”不仅“周流天下”，而且“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迫使许多奴隶主贵族不得不“氐首仰给”。
商人的资本，商人的社会势力，商人的活动领域之大是以前未曾有过的。
其次，为适应商业的发展，货币制度与度量衡制度逐渐走向统一。
汉高祖初年用“半两钱”；
后又用“荚钱”。
高后时用“八铢钱”（实重十二铢一一半两）；
又用“六铢钱”。
文帝又铸“半两钱”（实重四铢），且让民铸钱。
币制不统一和币制的多次改变，成为商业活动的严重困难。
贾谊说：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
或用重钱，乎称不受。
吏急而壹之乎?
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
纵则弗河乎?
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以逐利”，“以美贸恶，以半易倍”，欺诈农民，扰乱社会秩序。
武帝在元狩五年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8—115年）间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的铸币权。
金银参加流通，贵重商品几乎都是以黄金为价值尺度来计算的。
货币制度的这些变化，是商业发达表现之一，同时又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表现在赋税制度的变化上。
武帝前后赋税制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多的征收货币和商税收入的显著增加。
武帝时约有十多种赋税，除田租没有明确的记载外，其他如算赋、口钱、訾算、海租、市租、息租等都是征收货币的。
而田租至迟是在元帝以前，已有部分地区改为征收货币了，所以贡禹才说：
“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
①商税是国家收入的项目之一，所谓“山泽鱼盐市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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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给私用”。
此外，在政治上，商人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限制，并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在意识形态里，有商人的整套理论和世界观的出现。
②这些也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它们成为脍炙人口的迷人的奇特现象。
商业的发展带来一个有势力的大商人阶层。
他们与统治阶级有密切的勾结，并掌握国家财政经济的部分管理权。
武帝时候出现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即一方面是大商人做官，另一方面是官做商人。
前者著名的如孔仅、东郭咸阳等，所谓“富者以财贾官”，④或“吏益多贾人矣”。
⑤后者著名的如桑弘羊，以“奉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
所谓筹策就是：
“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
⑥在当时，许多大官僚都是大商人。
⑦所谓“不耻为利者满朝市”⑧者是也。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引卫宏《旧汉仪》：
景帝时，“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人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
可见商税收入之多。
②如《盐铁论》中描写的大夫（桑弘羊）。
管子“侈靡”篇的作者认为要通过商业，促进消费（浪费），才能刺激生产，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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