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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
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
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
梵·
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④，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
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
“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
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
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
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⑦的着名观点。
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
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
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⑧。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
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着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
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着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
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着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
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
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11，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12，“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
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
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
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
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
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
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
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
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
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
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
“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
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
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19。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
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
他指出:
“‘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
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
但是，梵·
第根又接着说:
“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
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请注意，梵·
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
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
也许，梵·
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
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21，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着《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着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
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
艾金伯勒的名着《比较不是理由》，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
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
布吕奈尔等着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也认为:
“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这部学术专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
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
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
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
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
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
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
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
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
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
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
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
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得”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
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
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
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着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着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
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着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
这种认识是有害的。
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着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
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
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
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
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
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
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
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
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
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着?
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
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
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
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
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
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
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
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转引自罗等:
《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②161819曹顺庆等: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43-144、130、125、13l页。
③⑤⑥⑦⑧⑩111213142324262829转引自干永昌等编选: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55、42-43、79、191、164、122-123、125、131、124、190、102—103、108、131、132页。
④20梵·
第根:
《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2、17页。
⑨转引自布鲁克斯:
《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0页。
15罗杰·
法约尔:
《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17弗朗西斯·
约斯特:
《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122转引自《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8页。
25布吕奈尔等:
《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笫229页。
27刘锋杰:
《想像张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30陈思和:
《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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