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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原因：
首先来看收入。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也经常发生经济周期性波动，但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
经济的稳定决定了收入的稳定性。
当收入稳定时，人们就敢于消费，甚至敢于借贷消费了。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就每个人而言有下岗的危险，收入并不稳定。
这样，人们就不得不节制消费，以预防可能出现的下岗及其他风险。
其次来看制度。
人们敢不敢花钱，还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性。
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低于贫困线有帮助，上大学又可以得到贷款。
这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美国人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但中国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了，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受财政实力的限制也难以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要为未来生病、养老、孩子上学等必需的支出进行储蓄，消费自然少了。
最后边际消费倾向还与收入分配状况相关。
在总收入为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这是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
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比美国严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
解决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就要从这几方面入手。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升策略研究
中国贵阳政府门户网站 |更新时间：
2009-01-13 | 来源：
中经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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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处于下降趋势。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趋冷的背景下，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阐述，并就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提升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经评论·
北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迄今，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推动型的过渡。
而且，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以及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从2000年到2007年，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8%。
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质量。
进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较为明显。
在本轮的经济周期性增长中，经济开始逐渐摆脱投资、消费双疲软的制约，价格杠杆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出新的活力。
2008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1.5%和52.6%，消费增幅率大于投资增幅率1.1个百分点。
但是进入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形成，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当前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经济开始由“偏热”变“突冷”，这就需要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而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有助于探讨总消费需求与收人分配的关系，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涵
在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中，边际消费倾向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对消费函数的形成至关重要，也因为它是分析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就是指，居民家庭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商品消费量。
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就是指所增加的商品消费量在质和量的提高，或规模的扩展。
居民消费具有不同的地域性，其收入与消费以及价格具有差异性。
以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现状
许多研究试图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理论分析或实证检验来探讨收入分配将如何影响总消费。
这些研究中隐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希望证实或证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特征，以支持或批判更为均等的收入分配将提高总消费这一观点。
Btinder（1975）试图证明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提高总消费需求，但是，他的研究赋予了较强的假设条件，得出的结论相应有很大的局限性。
国内很多研究也试图找到“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总消费需求”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李军等，2003）。
从这些已有的研究看，研究边际消费倾向的基本理论仍以凯恩斯消费函数为主流，基本模型为：
c=a+br，其中c为即期消费，a为自主性消费（即消费者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mpc），r为当期可支配收入。
为了便于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比较，我们引入两个基本假设：
第一，自主性消费对所有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均为同一常数；
第二，所有的消费者同质，即除了即期可支配收入外，消费者所有其他性质均相同，在这个假设条件下，相同收入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同。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每个收入阶层的代表性消费者进行分析，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分析范式。
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特征
（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价格差异性
从居民自主性消费来看，其边际消费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
影响不同地区同种商品或服务价格差异的因素主要有：
当地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替代商品以及互补商品的价格水平、要素或商品的供求状况、商品和服务在地区间的可贸易性等。
由此可知，土地面积大、自然条件差别大、收入水平差别大、地区间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比重高的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会比较显著。
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是影响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
工农业产品易于流动，不同城市之间的价差较小，因此，衣着和食品是城市之间价格差别最小的两个类别。
而房地产和服务消费在地区间基本不能流动，城市之间价格差异明显，成为构成各个城市价格差距的主要因素。
从大类来看，房地产和教育是差别最大的两个类别，从小类来看，教育类中的小学（免费教育）和市重点高中收费差别最大。
而医疗方面的住院费、手术费，通讯方面的上网拨号费等，也都属于差别很大的价格类别。
（二）价格指数与购买力的相关性
不同地区价格指数对各地居民的购买能力有明显影响。
以北京的价格指数为100，比较各城市的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最低时。
西宁、兰州和银川三个城市，价格指数分别为74、60和74。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深圳、广州和上海，价格指数分别为143、110和145。
其含义是，购买同样一组产品和服务，如果在北京要花100元，在西宁、兰州和银川，分别只花费74元、60元和74元；
在深圳、广州和上海，分别要花费143元、110元和145元。
也就是说，在西宁、兰州和银川三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北京市的74%、60%和74%时，它们与北京市民具有相同的消费能力。
而对深圳、广州和上海三个城市来说，只有当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达到北京市的143%、110%和145%时，他们才与北京市居民具有相同的消费能力。
（三）收入水平与价格水平的相关性
各城市的价格水平和名义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通过名义收入水平和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为0.84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这表明，名义收入高的地区，也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价格水平。
名义收入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稳定。
由于人均实际收入反映各个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比较准确地反映各个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距。
在上海、深圳等物价水平高的城市，尽管人们的名义收入较高，但他们实际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并不是等量增加的。
同样，低收入地区人们实际消费能力与高收入地区的差距也不如名义收入显示的那样大。
（四）收入水平的差距不等于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特性
收入水平差距和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各个地区的价格水平不同及其产生的价格效应不同，特别是一些在地区间不可流动和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如房地产、教育、医疗、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有些可达到数倍以上。
价格差距愈大，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就愈大。
因此，决定一个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两项，一是收入水平，二是价格水平。
用价格因素消除货币收入的偏差，能够计算出各个地区实际生活水平的真实差距。
（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商品化率偏低的特性
我国农村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商品化率偏低，表现为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生活消费品大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商品化率表现为耐用消费品、电视机、洗衣机等。
这主要表现在农村的低收入群体。
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偏低的原因是多方匾的。
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去购买价格较为昂贵的耐用品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
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在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低收入都有更大的影响，从而他们有更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中等收入者一般收入较为稳定，对制度变迁的承受力更强，从而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
三、对策及建议
（一）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消费增长区间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消费增长区间的测算和把握，是正确分析经济波动态势的重要基础。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
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消费水平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
如果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边际消费增长难以为继；
反之，若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消费率过低则失业问题不好解决，有可能带来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难以得到发展。
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以及消费水平可在一定的、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可称为适度经济增长区和适度消费增长区。
（二）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居民边际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商品化率才能得到有效的支撑。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的富裕程度提高了。
与此同时，要相应地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城市除了定期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外，还要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在农村要通过逐渐提高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民的潜在收入和现期收入。
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为其创造新的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三）严格控制教育和医疗收费
从收入阶层看，低收入者的教育与医疗状况几乎没有改善，高额费用使其不敢问津；
中等收入者则将大量新增收入用于教育与医疗投资。
1995年，不同收入阶层两种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距都比较小，教育与医疗支出对各阶层的影响基本相同，而且影响非常小。
2002年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消费支出中是否包含教育与医疗支出对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明显影响。
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还不是以便他们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资，他们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反思我国教育与医疗体制改革对低收人人群的影响。
因此，要严格教育与医疗收费管理，降低费用，增加财政投入，使低收入者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
（四）降低和取消与居民消费相关各项收费项目及标准
我国已经采取了对与居民的消费品相关的收费政策。
如开通农产品流通的绿色通道，免收农产品运输车辆过桥过路费，要将这项政策长期稳定，以减少农产品运输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产品收入水平。
例如，取消个体工商管理费的政策要得落实。
取消与消费品生产和流通中的相关费用。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五）优化居民消费的社会环境和金融体制
消费者会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因此金融资产的利率会通过影响未来预期收入而对当期消费发生影响。
同时，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之间，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之间，社会和金融条件的不同也会改变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和自主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预期，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和消费行为。
因此，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
金融体系的发展也是影响消费的因素。
例如，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尤其信用卡可能具有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
城乡之间消费环境的差别，受国家政策影响的社会条件，如收入差距的改变等，也可能在收入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消费的显著变化。
这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在高、低收入阶层之间会有较大差异。
（价格理论与实践，湖南省株洲市物价局，江立明）
浅谈现阶段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
【摘要】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已达成共识。
然而拉动内需的各项举措都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针对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现状，要促进经济稳定地增长，就必须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因此，重新审视与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拉动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需求经济增长社会保障
一、概念
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propensityofconsume,MPC）：
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也就是增加的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
MPC=ΔC/ΔY。
例如，收入增加到3万亿元（增加了1万亿元），消费增加到2万亿元（增加了0.5万亿元），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5（0.5/1）。
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曲线的斜率，它的数值通常是大于0而小于1的正数，这表明，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的，但消费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
二、我国的现状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GDP逐年快速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
由此可见，个人的消费支出并非一定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还会出现减少的情况——这正是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现状。
三、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部分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在改革开放中具有诸多因素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我国传统的节俭观念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这是历史上的有识之士从家族兴衰、社稷兴亡、朝代更替的无数经验教训中得到的一条深刻警示。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节约这种美德为世代中国人所崇尚。
然而正是这种传统的观念导致人们在传统上会将极大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仅留下部分用于交易、需求以及预防意外支出。
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原因。
而边际消费倾向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支出的比率，在经济萧条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储蓄的增加只能造成国民收入的降低，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偏低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会降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2009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数据出自农业部长之口，但来自国家统计局。
应该看到，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可能还会更大。
孙政才部长说，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亿人。
这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事实上都计算为农村居民收入而不是城市居民收入了。
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应该把农民打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
我们来做一个不完全准确的简单加权法，把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供养人群计为城市人口，再来算算实际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
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我国有城市人口亿，农村人口亿。
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
从收入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
依此数据，假设亿农民工2007年平均月收入1000元，每人每年就是12000元，平均到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
和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作比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农民，从总体上看，其90%的收入已经来自非农收入！
如果有关部门在城市化率的计算中包含了亿农民工，在计划农村居民收入时又把他们算作农民，那么，其收入平均到亿＋亿农民身上，人均每年亦达到2843元，占4140元总收入的69%！
这便是今日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
扣除城镇经商和务工收入，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间；
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拥有而农村居民所没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二者之别，距离更大。
它意味着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已经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中获得。
正如美国学者R.H.托尼所言，单个的小农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彻底淹没。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新建和改革阶段，还不能发挥它在国民经济需求管理中应有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
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最大隐患，而且目前随着人民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
比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中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
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赖自己给自己看病；
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时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得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
我国至少有9亿的农民，不能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对拉动经济是很大的阻碍，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城市居民中。
窗体底端
关注边际消费倾向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是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三次产业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扩大内需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根本目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科技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党中央的扩内需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消费对经济拉动的能力依然偏低。
1978-1990年，我国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上下。
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了2005年的37.7％，2008年城乡居民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35%，当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3.8%，仅占三分之一。
2009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率为41.5%，居民消费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42%。
而同期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大多在60%以上，欧美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80%，消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持其宏观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没有跟上生产力发展水平，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不足的问题，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够，宏观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投资，运行质量不高。
扩大内需，关键是提升消费率，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首先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让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因为收入是决定居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力量。
但仅有收入是不够的，还要有居民消费愿意，积极主动消费，大胆地把增加的收入拿出来消费，使城乡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转化成实际消费行动，而不是存到银行或者拿到证券市场上投资。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只有居民消费了企业的产品，边际消费倾向实现了持续稳步的提高，才能使企业的生产价值得以实现，才能拉动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扩内需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本文通过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保增长、扩内需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定义
边际消费倾向是凯恩斯理论的三大定律之一，具体定义为：
例如，当年收入从人均2万元增加到3万元，居民消费从人均1.5万元增加到2万元，则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5（）。
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曲线的斜率，它的数值通常是大于0而小于1的正数，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一般认为在0.6以上）说明自然消费需求量越多，居民敢于消费，将增加的收入尽可能多地用于消费，甚至贷款消费。
反之，边际消费倾向低（一般认为在0.4以下）说明居民消费意愿不够强烈，不敢大胆消费，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在现实生活中，居民消费增加的幅度通常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
特别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意愿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这就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2、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作为面板数据，提取其中的主要年份GDP作为收入指标，居民消费支出作为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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