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人饮食保健习俗奇葩经 组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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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日三餐是常态。
东方西方，饮食习惯皆一日三餐，不知是何时从菇毛饮血逐渐进化到养生这一文明习俗。
不过，中国的三餐习惯，从庄子的“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语句中，可以证实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中国人已有一日三餐的习惯，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有诗曰：
“疾行逾白步，健饭每三餐。
”也可以说明，千百年来，一日三餐的习惯，非常普通，至于疾行逾白步之说，则相当于今日的体育锻炼。
恰如民谚所云：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饱食之后散散步，助肠胃消化，对身体有好处，看来自古皆以为然。
2、佛家一日一餐。
不过，佛教中有一派的戒律，每日只吃一餐，过午即不食，因佛说日午食，后乞他食，吃了也不是自己分内的，所以，《五灯会元》把此条奉为佛律，即过了中午就不吃晚饭。
宋大诗人黄庭坚（山谷）信佛，早晨吃粥，中午吃饭，过午即不食。
唐白居易《长庆集体》十九《龙华寺主家小尼》诗：
“夜静双林怕，春深一食饥。
”却是对佛门弟子衷心悲悯的诗句。
只是，古人认为过午不食也是长寿和保身养体的秘诀，并以为夜食过饱容易致病，宋人长年诀有这样几句顺口溜：
“夜卧不蒙首，晚饭少数口。
”意思就是晚上睡觉，最好不要蒙头大睡，蒙上了被子睡觉，空气不流通，对人健康不利。
而吃饭呢，即使不遵守佛律——过年不食，但只要在吃饭时，不贪饱，少吃几口饭，也是好的。
3、饮食与酒。
宋民间避瘅口诀又说：
“稍饮卯前酒。
莫吃申后饭。
”这卯时系指清晨五至七点之间，申时则指下午五至七点之间。
早晨五至七点，一般人都是刚刚起床。
一起床就喝酒，乍然听来，似乎不是中国人的习惯。
但读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长庆集》，发现白居易恰恰就是一个最爱喝卯时酒的人，他有一首诗叫《卯饮》，歌颂在清晨喝一盅酒，快活似神仙，诗句云：
“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看来他是在早晨五至七点种喝一杯酒再睡一觉的。
其另一首《卯时酒》的诗，也盛赞“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醉吟》一诗更有这样的诗句：
“耳底斋钟初过后，心头卯酒未消时。
”白居易生活在唐朝，唐人起床据史载特别早，朝廷上朝大约都在早晨六点，他却在早晨吃杯酒睡觉，到了中午寺庙都打钟了，心头那卯时喝的酒仍然酒意未消，由此看来，大约要拖到下午才上班了（白居易当时任杭州太守）。
河北宣化县下八里辽代张世卿墓壁画中的《备宴图》
4、古人宴会。
唐人起床特别早的事，有笔记书札记载，当时的人请客人吃饭，客人都是在早晨天还不亮时，即动身上路赴宴，走在路上，斜月尚明。
这虽然可以解释作当时交通不便，赴宴要在路上走许多时间，但也可说明唐朝人的宴会。
大都在午前，请客人吃的是午餐。
宋苏坡却不是个起早床的，从他的诗《答黄庭坚见寄二首》之一“定应笑我劳生在，卯睡闻呼衣为颠：
两句诗来看，早上五至七点人家叫他起床，他把衣服都穿反了。
另外，书生秀才也大都睡懒觉，宋王炎的“双溪诗”中有一首就对诸先辈的“书生卯饭动及午，姜掺菜丝烦自煮”，大作同情语。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答东野诗中也说：
“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
”形容了诗人东野的贫困和懒。
而如果秀才诗人通宵达旦地吟诗读书，到了早晨的五至七点卯时才睡觉，民间避瘅诀的“稍饮卯前酒。
莫吃申后饭”，，又一点也不足为怪，卯前酒肯定也并非一起床就喝的酒了。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进食图》
5、一日两餐饮食亦养生
。
饮食养生向来是养生学的重点内容。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当时不但食物来源稳定，种类也很丰富，已经摆脱了果腹的单纯生理需求，而转向更有益于身心的多样选择。
传统饮食养生所遵循的粮食作物为主食、各种肉类及蔬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即所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副，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框架已经具备雏形。
从食制而言，当时普遍遵行的是一日两餐的习惯。
第一餐为朝食（《陈风•株林》：
“乘我乘惧，朝食于株”），一般在早上7点至9点之间；
飧为第二顿饭，又称晡时，一般在下午3点至5点之间（《魏风•伐檀》：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定时而有规律的饮食，对于人体的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直到今天，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方仍保留有一日二餐的习惯。
现代医学证明：
早餐所食系一日消耗精力所需，而晚餐过饱，食必不消化，故新的保养口诀是为：
“早餐吃得好（指营养），午餐要吃饱，晚餐吃可少。
”这是精确计算了卡里路与能量的关系作出的结论，与中国古人的饮食习惯，不无巧合地大致相同。
可惜海外华人虽明知如此，一般的饮食习惯却恰恰是“朝餐动及午”，晚餐是下班回家后，大煮大烧，吃得非常好又非常饱，这就既不符佛律，又并非养生之道了。
“一日三餐”是现代流行的吃饭习俗。
这种习惯始于何时？
古人一天到底吃几顿饭？
从史料上来看，秦汉及以前民间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流行“两餐制”；
隋唐时期，“午食”的概念才逐渐形成，一天吃三顿饭成为寻常人家的基本用餐习俗……
1两餐制。
秦汉时期民间一天吃两顿饭“朝食”为主餐。
朱熹《集注》记载：
“朝曰饔，夕曰飧”。
从史料所记和考古发现来看，在原始时期并无“一日三餐”概念，而是“饥则求食，饱则弃余”。
“定时吃饭”是人们饮食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最晚在上古商代时已形成了“定时吃饭”的习俗。
先秦时期，寻常人家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即所谓“两餐制”。
这两顿饭可以看成是“早饭”和“晚饭”，但古人不这么叫，而是把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叫“朝食”，称为“饔”；
把一天中的第二顿饭亦即最后一顿饭叫“餔食”，称为“飧”。
这就是朱熹《集注》中所说的“朝曰饔，夕曰飧。
”
这两顿饭一般在什么时间吃？
如同作息制度一样，古人就餐时间也是根据太阳的出没而定的。
古人将一天的时辰划为12个时段，太阳刚出来时，叫“日出”，但古人一般是在接下来一个时段才开始吃早饭。
其时已日上三竿，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吃第一顿饭，古人干脆称此时段为“食时”。
在十二地支概念引入时间后，其中的“辰”字对应食时，所以古人有“食时辰”的说法。
辰时相当于现代早上7时-9时。
第二顿饭安排太阳运行到西南方的“晡时”，此时为申时，相当于现代15时-17时，故东汉许慎《说文·
食部》称：
“飧，餔也，申时食也。
一天中的这“两餐”哪一顿算主餐？
古人称主餐为“大食”，此外就是“小食”，这在上古商代时已分得很清楚，从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相关的记载。
在“两餐制”中，朝食是最重要的主餐。
现代人说早上要吃好，古人则认为早餐不仅要吃好，更要吃饱。
朝食质量也是最好的，饭都是现做的熟食，古人之所以称朝食为“饔”就是这个原因。
而第二顿饭“餔食”则大多比较简单，往往吃朝食剩下的食物，故称“飧”。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人的第二餐时间在有的地方或不同季节并不固定，如有的地方便将第二顿饭安排在“日入”时分，即现代17时-19时。
此时享用的这顿饭，古人称为“暮食”，真的是晚饭了。
2、三餐制。
战国时期贵族大多实行一日“三餐制”。
《战国策》记载：
“士三食不得餍”。
那么，一日“三餐制”出现于何时？
其实，在流行“两餐制”的先秦时期，已有人一天吃三顿饭。
《庄子·
内篇》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的说法，意思是去郊外游玩，带足三顿饭，来回肚子都是饱的。
如果当时没有一天吃三顿饭的现象，庄子是不可能这么写的。
但当时的“三餐制”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有相当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优越的贵族、富人才会一天吃三顿饭。
《战国策·
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条称：
“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鹅鹜有余食。
”意思是读书人一天三顿饭都吃不饱，而你的鹅、鸭却吃不了。
这说明当时已存在一天吃三顿饭的现象，同时也印证了普通人家并无“三餐制”。
实际上，此时的一日三餐只是一日两餐的补充，其中的第三顿饭有点“夜餐”的味道。
当时在贵族中吃夜餐并不新鲜，在《晏子春秋·
内篇杂上》中，就有齐景公深夜将宴席搬到晏子家的记载。
从根本上说，“三餐制”是特权阶层的饮食制度，最早是周王的专利。
周王的日常饮食除了朝食外，就是“燕食”，燕食分别在日中（中午12时）或日夕（下午3时-5时）。
如果在中午吃饭，从时间概念上说，与现代的午饭并无区别，但如果从食物的内容和时人重视程度上讲，则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东汉学者郑玄注称，燕食是“奉朝之余膳”，即午饭和晚饭都是早上吃剩下的饭菜，重新热热又算一顿饭。
秦汉时期，普通人或是级别较低官员多为“两餐制”，但在贵族中已普遍实行“三餐制”。
当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汉文帝刘恒便特批他仍可享受诸侯王的生活待遇，允许一天吃三顿饭，此即《汉书·
淮南厉王刘长传》里所说的“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此外每天还供应刘长5斤肉、两斗酒。
隋唐时期“午饭”成为“一日三餐”中的主餐，白居易《咏闲》诗云：
“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
“一日三餐”的饮食风俗始于魏晋以后，但真正普及则在隋唐时期。
其时民间基本一天都吃三顿饭，与现代概念上的“三餐制”几无区别。
其标志是，“中餐”、“午饭”这类词汇开始流行，并大量出现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
中餐即中间那顿饭，贾岛《送贞空二上人》诗中便有“中餐”：
“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
白居易的《咏闲》诗中则有“午饭”：
中餐、午饭都是“中饭”的意思，因处于早、晚两顿饭中间，又在日中时分吃，故名。
中餐为“中食”、“昼食”，与先秦时期中午时分享用的“燕食”在用餐时间上是相同的，但重要性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唐时的中餐已成为三餐中的主餐，秦汉及以前人们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朝食”已退居次位。
“吃中饭”，其时已成唐人很自然的饮食习惯，而不是过去的可有可无。
唐代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
玉格》中有这样一句话：
“忽见一寺，门宇炳焕，遂求中食。
”如果当时没有吃午饭的食俗，人们是不可能“求中食”的。
需要说明的是，“三餐制”在唐时已很普及，但早期的“两餐制”并没因此消失，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饭，有的地方一天吃两顿饭，到清末，乃至今天都这样。
清徐珂《清稗类钞·
饮食类》记载了清朝各地的饮食风俗，书中的“日食之次数”条是这样说的：
“我国人日食之次数，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
如当时的兰州人便“日皆二食”，而浙江宁波、绍兴一带则是“日皆三饭”。
4、四餐制。
古代帝王实行“旦食昼食夕食暮食”一日“四餐制”，《白虎通》记载：
“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
一天吃几顿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条件和社会行为的制约。
除了“两餐制”和“三餐制”，古时还有“一餐制”和“四餐制”、“五餐制”。
很显然，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当是穷人无奈的选择，而一天吃四顿饭的就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了。
“四餐制”在古代属于“帝王餐”，汉朝时被制度化。
中国古代饮食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和礼仪特征，贵为天子的皇帝饮食安排自然要与众不同，以“别尊卑”。
帝王为什么一天要吃四顿饭？
汉班固《白虎通·
礼乐》“右论降神之乐”条是这样解释的：
“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
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
”原来，帝王每天吃四顿饭是借“四方”、“四时”之数字概念，有迷信色彩。
“四餐制”怎么个吃法？
分别在天刚亮的“平旦”时吃一顿，叫“旦食”；
中午“日中”时吃第二顿，叫“昼食”；
下午晡时再吃一顿，称为“夕食”；
最后一顿在太阳落山以后的“日暮”时进行，称为“暮食”。
古人认为，这四个时间点分别是“少阳”、“太阳”、“少阴”、“太阴”的起始点，此时就餐最为吉祥、适宜。
此即《白虎通·
礼乐》中所谓“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
平旦食，少阳之始也；
昼食，太阳之始也；
晡食，少阴之始也；
暮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四餐制”是在先秦周王就餐制度上改进而来的，周王在三餐之外还曾增加“夜餐”。
夜餐也叫“夜食”，《黄帝内经·
素问》中提到的“晏食”，便是夜餐。
“四餐制”在汉代被严格执行，即使帝王死后，祭祀时也要“日上四食”。
但“四餐制”也非一成不变，在特殊时候要“减餐”。
比如国家遭遇严重的天灾人祸时，皇帝就得减少饮食量和次数，以此自我惩罚，响应上苍给人间的警示。
《白虎通·
礼乐》中所说的“四方不平，四时不顺，有徹膳之法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清朝“帝王餐”不是“四餐”而是“两餐”制，即“早膳”、“晚膳”两顿饭。
一天吃两顿饭是满族的传统饮食风俗，入主中原后满族人将这一食俗也带进了皇宫。
清朝皇家的“两餐制”与秦汉时的“两餐制”在时间安排上有较大差别，早膳一般在卯正以后（早晨6、7时后），晚膳多在午、未两个时辰（中午12时至午后14时）。
其实，清朝“帝王餐”是“明二暗四”：
在早膳和晚膳这两顿正餐（大餐）之外，还有“早点”和“晚点”两道副餐。
《春夜宴桃李园图》仇英（明）
我国古代士人饮食的讲究
“士人”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
“士人”也称“儒生”“文人”。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士人的饮食生活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具有自身特征，这就是：
“追求饮食艺术，雅致清逸的格调，不重奢华重美食。
”从经济文化层面上看，士人有文化修养，大多衣食不愁，因此他们有精力和时间研究生活艺术，有条件讲究吃喝。
古代士人的饮食方式多受其饮食观念的支配—
自先秦以来，人们就非常注意饮食与卫生、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形成了进步的饮食观。
孔子对饮食就很有讲究。
他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要求，并主张十多个不食。
其文曰：
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恶臭，不食。
失饪，不食。
不时，不食。
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唯酒无量，不及乱。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姜食，不多食……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从孔子所说的“不食”看，大部分符合卫生标准，依然是今日应循的饮食原则。
如，“”“”是指饭受热而变质、变臭，鱼腐烂变质为“馁”，肉腐变质为“败”，腐败变质的食品，对人体危害极大。
“失饪不食”，指不吃烹调不当的食品。
“沽酒市脯不食”，是说街上买的散装食品和饮料，有的不洁净，不能随便吃。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是说饮食要以五谷为主，肉类不宜过多。
“不多食”，是说饮食要适量而止，不可暴饮暴食。
总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这么多不符合卫生标准而不食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饮食观中，非常注意合理的饮食结构。
汉唐时期，人们便主张采用谷、果、菜、畜等混合食物，以保证食物营养成分合理搭配。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
道林养性》中指出，每食“常须少食肉，多食饭”。
这种以谷物为主肉类为辅的食物搭配原则，符合营养保健的要求。
古代士人还普遍认为应节制饮食，反对大量食用美味佳肴，这样做会增加胃的负担，影响消化。
《吕氏春秋·
本生》说：
“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
”孙思邈也认为，吃得过多会使人短命。
他在《千金要方·
养性》中说：
“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
明末清初著名剧作家李渔，多才多艺，对饮食也很有讲究。
在其《闲情偶寄》一书“颐养部·
调饮啜”中对饮食之道作了专门评述。
李渔的饮食观与传统的饮食养生理论不尽相同，比如他认为，“食色性也，欲藉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
即饮食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来安排。
“性”，意为性情、习惯。
由于“性”因人而异，故《食物本草》一类书上规定的饮食忌讳未必适合每个人。
根据以“性”来安排饮食的原则，李渔提出了六条具体的饮食方法：
一是爱食者多食；
李渔认为：
“生平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
”二是怕食者少食；
生性不喜吃之食物，如果勉强吃下去，不仅不利于健康，反而会招致疾病。
三是太饥勿饱；
即要控制饮食，不要因饥饿而暴饮暴食。
四是太饱勿饥；
李渔说：
“饥饮之度，不得过于七分是已。
”五是怒时哀时勿食；
因为“怒时食物易下而难消，哀时食物难消亦难下”。
六是倦时闷时勿食；
因为倦时进食，“则食停于中，而不得下”，烦闷时进食，“非特不下，而呕逆随之”。
清代著名学者袁枚对饮食也很有讲究。
《随园食单》便是他晚年撰写的一部烹饪专著，是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
袁枚认为，烹调如同做学问，应“先知而后行”。
在“戒单”中，袁枚就提出饮食应破除不良陋习。
如他提出要“戒耳餐”。
何谓“耳餐”？
“耳餐者，务名之谓也”。
他指责饮食一味炫耀，片面追求肴馔华贵者：
“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
”袁枚还主张“戒目餐”，“目餐者，贪多之谓也”。
袁枚说：
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非口食也。
不知名手写字，多则必有败笔，名人作诗，烦则必有累句。
极名厨之心力，一百之中，所做好菜，不过四五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
袁枚对饮食时的“强让”也颇为反感。
他说：
一肴既上，理宜凭客举箸，精肥整碎，各有所好，听从客变，方是道理，何必强让之？
尝见主人以箸夹取，堆置客前，污盘没碗，令人生厌。
吃饭强让之礼，不论从饮食卫生还是从个人饮食习惯看都是不科学甚至没有礼貌的。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活了80多岁，是一位高龄老人，到晚年依然耳聪目明，还能上山捡柴，这与他善于调节身体、饮食起居得当有直接关系。
他有诗云：
“吾身本无患，卫养在得宜。
一毫不加谨，百病所由滋。
”他晚年总结自己的养生之道，第一条便是饮食有度：
“朝晡食饮，丰约惟其力，少饱则止，不必尽器。
”其次，饭后散步，“食罢，行五七十步，然后解襟褫带，低枕少卧，此养生最急事也”。
在日常饮食上，陆游喜素，好喝粥吃米，野菜亦是其所好。
中国古代士人深知饮食的重要性，不少人精通饮食之道，他们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有许多合理之处，仍值得今人借鉴。
我国古代饮食的黄金搭配
为了摄取均衡的营养，现代饮食越来越讲究科学合理的搭配。
其实，我们的古代先贤早就发现了其间奥妙，并用言简意赅的诗句生动地勾画出了食物搭配的黄金原则，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传统饮食结构，才能保持健康。
“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说明五谷杂粮富含营养，但缺乏赖氨酸——即“限制性氨基酸”，需要搭配富含赖氨酸的豆类食用。
这也是平时家家都熬豆粥、吃豆包的原因。
“五畜适为益，过则害非浅”，是说动物性食物不能吃得太多，过量就会危害健康。
英国营养学界也认为，每人每天食用的肉类最好不要超过85克，也就是一两半左右。
“五菜常为充，新鲜绿黄红”，说明蔬菜是充饥用的，一天要吃一斤左右。
要吃各种颜色的菜，绿色蔬菜富含叶绿素和叶酸，叶绿素消炎作用很强，叶酸除了孕妇需要外，造血系统也需要；
黄色的类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前体；
红色的番茄红素是抗氧化剂。
“五果当为助，力求少而数”，说明吃水果有益健康，但水果不能代替蔬菜，因为水果是享受性食物，蔬菜是生存性食物。
水果每次要少吃一点，适当多吃两次。
中国传统膳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五谷杂粮以豆类为主食，食物中70％的热量与67％的蛋白质来自谷物，副食是新鲜的天然食品，蔬菜丰富；
搭配水果、菌类、藻类，外加少量肉食；
烹调大多使用植物油，坚持低温烹饪；
调味料有大豆酱、酱油、豆豉、醋等生态发酵食品；
食用糖较少，且多为天然的红糖；
绿茶等为大众化的天然饮料。
正是这种传统膳食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健康繁衍。
古人的饮食嗜好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中国是饮食大国。
一经形成文化，饮食就不仅仅果腹充饥了。
所谓“五味令人口爽”（老子语），强烈满足私欲，贪图文化享受，于是，暴殄天物的饕餮辈出。
毋容忽视，有的为着追求口爽，饮食嗜好千奇百怪，也就不失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
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姬昌尽管贵为商末周族的首领，却偏好菖蒲腌成的酸菜。
菖蒲，一种长在水边的草，有香气，根入药，属芳香健胃剂。
说不准由于这种酸菜的药用功效，姬昌被囚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时，成功推演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春秋时期，冒出好几位名人。
鲁国人曾点（《史记》作“曾蒧”），孔子的弟子曾参之父。
酷爱吃羊枣，即羊角枣，个头大，长三寸。
也许是羊枣吃多了，血脉贲张，精神亢奋，结果，他被人视为狂士。
另一位吴王僚，嗜食太湖佳肴“叉烧鱼”。
公子光（即阖闾）欲夺吴王僚的王位，听从伍子胥的计谋，找刺客专诸去太湖，花上三个月时间，学做“叉烧鱼”。
终于，在宴饮时，借上叉烧鱼，伺机谋杀了吴王僚。
这宗命案全属叉烧鱼惹的祸，可怜吴王僚为着心头所好，赔上了自家性命。
还有一位楚国人屈列，楚康王时官居莫敖，楚国最高的执政官，却嗜芰（即菱）如命。
一次他患重病，以防不测，连忙召集宗亲长老，安排后事。
其中，再三叮嘱：
身后祭祀供品必须上芰。
也就是说，做鬼也要吃芰。
《淮南子·
说山训》：
“齐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
蹠，即足踵。
鸡蹠，即鸡脚掌。
看来，当今食肆的菜式“掌中宝”，可远溯二千多年的历史。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
大抵人逢非富即贵时，口味也就独到，要知道他极力追捧的是鸭屁股，誉为人世间顶级美食。
此外，唐代权长孺嗜好食瓜，瓜果一类并不为怪。
然而，宋人《负暄杂录》却说，唐代权长孺嗜好食爪。
“瓜”与“爪”二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本来吮嚼一番鸡爪（美名“凤爪”）之类，尚属有滋有味，可怕的是，据称食的是人爪，不禁令人心惊肉跳。
不过，嗜瓜还是嗜爪？
或许是以讹传讹，或许是千古之谜。
骇人听闻的，当数“嗜痂成癖”。
史书记载，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的心腹谋臣刘穆之，其孙刘邕嗜食疮痂，以味似鳆鱼。
他曾拜访孟灵休，当时孟灵休身上长疮，在家卧床不起。
刘邕见有疮痂散落床上，竟上前捡起往嘴里送。
灵休大惊。
悉刘邕嗜食此物，干脆将身上未剥落的疮痂全都揭下来。
刘邕也毫不客气，逐一吞进肚里。
只是刘邕离去后，孟灵休已经遍体流血。
而且，这位“官三代”荫袭其祖“南康郡（后改为南康国）主”时，南康国吏二百余人，不问罪否，相互鞭笞，直至见血。
伤痕结痂后，以供刘邕食用。
这种非正常的饮食嗜好，让人感到恶心、残忍。
当属另类中的另类了。
至于嗜酒好茶者，则不胜枚举。
嗜酒，如商纣、陶潜、刘伶、李白……好茶，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晋代张载、杜育，唐代陆羽、卢仝，宋代赵佶、蔡襄……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提出：
一种本性特别喜欢的东西，可以当药。
说是“癖之所在，性命之通，剧病得此，皆称良药”。
其著作《闲情偶寄》记述：
庚午之岁（公元1630年）瘟疫盛行，李渔患病犹重。
适逢五月，杨梅当造，正是李渔最爱吃的东西。
医生却认为此物性极热，与他的病症相反，即使食一两枚也会丧命。
李渔直斥其是庸医，不管三七二十一，买来杨梅大嚼，一吃就是一斗，结果病全好了。
不管怎样，这些也属饮食文化。
古人饮食重养生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饮食养生，提出了许多注意事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注意以神领食《吕氏春秋·
尽数》指出：
“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
百节虞欢，咸进受气。
”神是生命活动的统帅，古人认为，进食之时，以神领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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