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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出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便四处钻营,结交权贵,终获督练新建陆军的重要职权。
从此,他发狠经营,以求作为日后显达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也确实因此而日趋显赫。
短短几年,他先后晋升直隶按察使,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旋实授山东巡抚。
1901年始,即长期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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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ie0S-`_Q8L_Z_a0亲身经验使袁世凯深信“有军就有权”的法则,一直牢牢抓住、尽量扩充这支军队。
当被荐为山东巡抚时,他借口“鲁省军队,非己部曲,感情未易融洽”,要求率武卫右军前往。
在直督任内,他先以“直省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为理由,继以日俄交恶,“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为借口,几经扩充,终成六镇庞大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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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袁世凯练兵的最大动机,在于极力把北洋军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
这一点,张之洞曾一语道破,谓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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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亦出身于仕宦之家,26岁题名探花,1866年登上仕途。
中法战争期间,他署理两广总督,负责军需供应,饱尝国防军火依赖于外人的辛酸苦涩,始办洋务。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
可见,张之洞练兵与他参与中法战事的苦涩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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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_A_R2w7|4N0另一方面,在外患日急!
内患日重的情势下,疆臣的守土职责使张之洞感到亟须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说:
“弟,,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寻访考求。
”“论武汉形势重要,华洋具瞻,实为天下重镇,必宜有精兵一两万,始足威慑济用。
”很明显,张之洞编练新军的目的,是要抵御外侮,镇压内乱,为清王朝保卫地处要冲的两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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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身为封建官僚,张之洞不可能忽视个人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湖北新军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也暗中含有和袁世凯较量的成分。
但张之洞却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
这与其人生追求有关。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自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
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
是故,湖北新军所以编练也,湖北新政所以筹划也。
至后来入主军机,参与主持清末新政,也不外是对这一抱负的继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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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_[）hI）\7[0不难看出,中法战争的亲身经历!
疆臣的守土职责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使张之洞力图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这是张之洞练兵的最大动机。
而袁世凯一心想把北洋新军私化为攫取权势之政治资本的练兵动机与之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动机引导行动。
袁世凯、张之洞练兵动机不同,治军之道自然相去甚远,进而势必影响到两军官兵的内在素质（非军事技术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
文化水平及理解能力等）
先看选将募兵。
初一看,袁世凯、张之洞的做法似乎相同,除初期吸收了少数旧军将领外,两军将领多选自武备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士兵皆按“募兵格式”严格挑选。
但仔细一考,就显出差别了。
选将方面,袁世凯只限于自己开办的北洋学堂毕业生,即使对于当时极受重视的留学生,袁世凯也只吸收自己派遣的,“非北洋保荐的士官生回国后,就很难插足于北洋军”。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既要以北洋军作为日后的政治资本,就必须练成其“绝对服从命令”。
本门弟子受其多年“洗脑”,北洋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师生之谊又使其行为意识受到无形束缚,更易忠诚于己。
而张之洞为练就一支御侮自强卫国之师,选将当然要惟才是举,不论门派,如他曾向袁世凯“恳借拨训练成之官弁六人来鄂”。
结果,北洋将领均出自本门,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一个严密封闭的军事集团。
即使在袁世凯去职以后,名望如吴禄贞者,身居第六镇统制要职,尚被“小站旧人”大加掣肘,根本“不能由他指挥如意”。
袁世凯在职之日,其系统的严密封闭性可想而知。
生活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箱子”里,将领们难以接触到外来新鲜思想,在观念上必然日趋保守。
相对而言,来源的非派系化使湖北将领阶层容易接触外来新鲜思想,观念相对开明。
第八镇统制官张彪就被外国观察家认为是“中国最开明的将领之一”,第21混成协统黎元洪更以“开明”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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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_V/n_E0募兵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二:
兵源的新旧与文化素质的高低。
这里先谈兵源。
袁世凯的作法是:
一面招募新兵,一面改编旧军。
北洋六镇中,第二、三、六镇以新兵为主:
第二镇是1902年在直隶各地选丁训练成军的,第三镇是日俄战争期间从鲁豫皖等省招募而成的,第六镇以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为主。
第一、四、五镇以改编旧军为主:
第一镇原是京旗常备军,基本在京营八旗兵丁中挑选,第四镇主要由保阳练军暨亲军马队、元字淮军和亲军马步营裁改归并而成,第五镇以武卫右军先锋队为主力。
可见,北洋“新军”六镇实乃半系招募新兵、半系改编旧军而成。
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
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
至1906年,湖北练成一镇一混成协时,除极少数营队外,其余皆由逐年增募新兵而成。
如1903年、1904年就分别添募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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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
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
袁世凯、张之洞皆深明其理,故在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
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
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问题是,袁世凯既深知“勇营习气,尤须悉力扫除”,为何仍要大量改编旧军入新军呢?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尽量扩充军力。
再看“训兵”。
表面上看,袁世凯!
张之洞训兵内容大体都是忠君爱国、自强御侮、忠孝节义、功名利禄之类。
但二人训兵的侧重点大不相同。
袁世凯重点灌输忠孝节义、敬上死长、功名利禄、生死天命等思想。
这在集中反映其练兵思想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他训道:
众将士“受高位”,“食厚饷”,“当思所以图报”,应以“矢忠诚”、“励忠义”为“职分所应尽者”之首事。
不过,袁世凯要求的是对他个人的忠诚、忠义,尽管他有时不得不用朝廷“深仁厚泽”之类的漂亮言辞来掩饰。
他规定将士“职分所应尽者”之第二条为“敬官长”:
“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
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目。
”袁世凯更大肆宣扬功名利禄,说什么“只要忠勇廉洁”、“恭顺勤奋”,便“程途自远”,“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获”。
袁世凯还用宿命论思想愚弄将士,谓“人之生死皆由命数”,“敌何能为”?
故应“枪林弹雨,视若无睹”。
张之洞训兵则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
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
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
“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
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
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
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
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
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
如此铺陈,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
“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
”虽然歌中也有“楚军楚将从古声名好,封侯拜相平地登云霄”的言辞,但全歌仅此一句而已
m_FvP1@$a0教育心理学认为,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袁世凯一味灌输的“忠孝节义”、“敬上死长”、“功名利禄”、“生死天命”之类,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本吻合,将士心中本就有深厚的基础,加之将领身处封闭系统,难以接触外来思想,士兵泰半来自旧军,带有浓厚积习,这使得袁世凯灌输的那一套自然成为军中思想观念的核心。
而湖北新军将领比较开明,士兵质朴少成见,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思想观念的核心必然是“忠君爱国”、“自强御侮”。
两相比较,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进步得多。
在以救亡为主题的近代社会,忠孝节义、敬上死长、功名利禄、生死天命之类无疑是腐朽落后的,自强御侮则是时代要求,爱国更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永远高举的旗帜。
当然,张之洞宣扬的忠君也是腐朽落后的,且逆时代潮流。
不过在张之洞自己看来,他宣扬的这些观念彼此并不矛盾:
忠君即爱国,爱国须忠君;
要忠君爱国,必自强御侮。
实际上,练兵动机决定了张之洞必然要求将士具备这些品质:
只有既忠君爱国,又自强御侮,才能外御列强,内平“乱党”,而后方能保全两湖地区。
而我们也毫不奇怪袁世凯为什么要将士养成那种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其目的就是要将士人人以高官厚禄为人生追求,以“忠诚”于袁世凯自己为“职分所应尽者”之事,英勇作战,奋勇向前,“庶几得为节制之师”,“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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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A_l_b%D/R0在袁世凯看来,要练成北洋军“绝对服从命令”,仅靠“训兵”是不够的,更须以权术治军。
为此,他绞尽脑汁,计出百门。
其一,与诸将结成封建宗法关系。
小站练兵时,各营处将官或是袁世凯的故交（如王英楷）,或拜袁世凯为老师（如段祺瑞）,或认袁世凯作义父（如段芝贵）。
对后来军事学堂和留学归国的学生,袁世凯同样常收作义子或门生。
其二,施诸将以厚恩。
北洋军官在投奔袁世凯以前,“大都地位很低或不甚得志”。
一旦被袁世凯网罗,立即委以重任,其后更屡加保举,“使其或综师干,或领疆圻”。
其三,以金钱收买,巧施小恩小惠。
金钱收买是袁世凯最常用的方法,小恩小惠是袁世凯最善用的手法。
如袁世凯偶患感冒,慈禧太后赏人参四两,银四千,令其调养。
“袁即以后之赐,悉分给武卫军将领及军人。
”其四,实行严刑峻法,树立权威。
袁世凯制定名目繁多的律令,若不遵从,不是降薪、罚饷,就是撤职、棍责,甚至斥革、斩杀。
其五,大造个人迷信。
袁世凯指使私党在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到处散布“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类似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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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其实,袁世凯的治军之“术”何止于此?
实际他“玩弄权术,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境界”,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诡诈多变的权术背后,隐含着袁世凯的练兵“秘诀”。
秘诀一是恩威并济。
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
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北洋将士既以功名利禄为人生追求,又屡受袁世凯高官厚禄之恩赐,自然奉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成为军中普遍心理。
而严酷的刑罚律令又使将士懔然惧怕。
将士的进退荣辱、生死赏罚全操诸袁世凯一人之手,怎敢不“绝对服从命令”?
同时,袁世凯巧妙的小恩小惠更让将士深感其德而达收买人心之“奇效”。
袁世凯以太后所赐分发将士后,“一时欢声雷动,谓督师身居显位,尚眷顾吾辈,咸歌功颂德不置”。
况且,将士们早已以“忠诚”于“袁宫保”为“职分所应尽者”之事,整个军营又长期弥漫在浓重的个人迷信气氛中,潜移默化,将士心中自然只知有袁世凯而不复有清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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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秘诀二是格外重视“驯将”。
一方面,袁世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约束诸将。
在当时,宗法关系依然严格地规定着上下尊卑秩序,而维系这种秩序的规范就是忠孝节义、敬上死长等纲常伦理。
袁世凯与持此等观念的北洋将领结成师友父子等宗法关系,正是要用这层关系来约束他们。
对北洋将领来说,袁世凯不仅是宫保、督办、大帅,更是恩师、严父、好友,不仅应“忠”之、“卫”之,更应以“孝”、“义”待之。
这样,从思想意识到行为,诸将均于无形中被袁世凯牢牢控制。
另一方面,袁世凯给诸将以恩遇。
将领们蒙袁世凯屡加提拔,身受袁世凯“知遇”之“厚恩”,自然产生报恩心理,对袁世凯不只感恩戴德,而且甘效死命段祺瑞就“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一惯对袁世凯“惟命是从”。
袁世凯被罢后,“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
北洋将领对袁世凯的忠诚,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将领系全军之主干、骨干,自上而下构成指挥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领的忠诚就等于全军的忠诚。
因此,北洋将领对袁世凯的忠诚可以说是其练成北洋军队“绝对服从命令”的关键
张之洞则不像袁世凯那样以权术治军,这主要由其与袁世凯截然不同的练兵动机所决定。
当然,张之洞也有刻意经营之事,那便是力开“兵智”,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两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当）。
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
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
1902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
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
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
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
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
1902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
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
后虽因受参奏只招收了1800余名学兵,但这一大批学兵（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10强）集中到学堂接受教育,文化水平肯定会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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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_V_v.|_Q_M,`_{h0相形之下,袁世凯对士兵的文化素质就不够重视。
从募兵看,他对士兵的身体条件规定得详细而严格,对文化程度却无任何要求。
在入营后的教育方面,北洋也远不及湖北。
以第六镇为例,除工程兵因兵种需要而学习“认字”一年外,其余步、马、炮、辎重各营士兵便没有专门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了。
结果,北洋新军不但“兵丁多不识字”,官弁亦有“不通文字”者,其文化素质实难与湖北新军相提并论,以致一次秋操大典后,时人评价曰:
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这当是较为恰当的评价,否则,革命党人怎么可能用书报作为“改换新军脑筋”的一个重要手段?
文化程度不仅是一个人知识占有量的标志,而且直接影响其思想观念和理解接受能力。
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_tK）]（H_v{0那么,张之洞为何孜孜以求,开启“兵智”呢?
“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昧扦格之虞。
”但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军事需要的层面上,而是把开启兵智与御侮自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也就是说,只有新军官兵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够“明理”、“知耻”,深刻理解御侮自强的道理,而后方能唤起他们抵御外侮、捍卫君国的强烈责任感和义务感,进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而且,张之洞所谓的开“智”并非仅指开“兵智”,他要开启包括新军在内的全体民众之“智”,所以,他以“兴学”为鄂省三大要政之一,而这又成为湖北新军能够招收到大批知识青年的重要原因。
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见识如此高远,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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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世凯、张之洞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其练兵治军之道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两军不同的内在素质。
为私化北洋新军,袁世凯只选本门弟子为将以便驾御,大量改编旧军以扩充军力,更以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和诡诈多变的权术相配合,愚弄奴化、笼络恐吓将士,使其于不知不觉间“堕其术中”,最终养成落后保守、自私自利、只知高官厚禄而不顾国家民族、惟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国家的低劣品性。
张之洞为把湖北新军练成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装力量,另募新兵以改旧军积习,为求将才而“一秉至公”,开启“兵智”使之“明理”、“知耻”,对将士进行忠君爱国、御侮自强思想教育,从而造就了一支思想观念较为开放进步、文化程度较高、理解接受能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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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0然而,张之洞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
他以“身心性命之学”练成湖北新军,其中的革命士兵却倒戈一击,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
这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
其实,正是这支军队较高的内在素质,为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准备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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