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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学派向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

这个学派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要想了解当今世界的垄断资本、南北关系以及全球化,都不能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作深入的研究。

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它在50—60年代以后有较大发展,70年代又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不仅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学说,而且形成了拥有人力资本论、公共造反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主权经济学等)、供应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曾称为理性预期学派)等在内的庞大阵营。

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人力资本论的西奥多·舒尔茨、公共造反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产权经济学的罗纳德·科斯、理性预期学派的罗伯特·卢卡斯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自由主义产生后一度遭到冷遇,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卷土重来,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为过去所鲜见。

按年代顺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影响较大的分别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新制度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并不很大,但却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哈耶克的基本理论观点:

哈耶克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

该学派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由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构成,正是这样的个人对商品和劳务的主观评价导致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达到最大化。

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深信不疑,对任何与经济自由不相符合的学说,予以坚决抨击。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是追求文明社会的崇高目标和私人生活安全的保证。

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应尽量运用自发力,而尽量少用强制力量处理事物。

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个人的“积极性”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和管理,用国家干预代替市场作用,其结果不仅是效率的损失、个人“积极性”的受挫、资源配置的失调,而且最后会走向“极权主义统治”,走向对个人的“奴役”。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归结为极权主义。

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如果抛弃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传统,背离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自由选择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走着同一条道路”,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如果国家不进行干预,银行自动调节信用,生产过剩现象就会逐渐消失,经济就会复苏,反之,不但萧条会持续下去,而且“自由”和“平等”也会统统丧失,因此国家的反危机措施有弊无益。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就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影响资源配置理论。

哈耶克认为,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借助于价格和工资的自由运动,每个人按自己的收入进行选择,社会资源就能被安排到消费者最需要的部门中去,各个部门可以自行建立协调的供求关系,从而实现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

所以,他认为竞争性的私有制社会提供了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

关于“公平”或“平等”问题,哈耶克认为,如果采用行政的、组织的手段强求“平等”,实行收入均等化,就是对市场秩序本身的破坏,不仅不会公平,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只有个人的行动才可能是公正的。

哈耶克的代表作是《通往奴役之路》。

他坦言:

“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

书中表露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视。

[!

--empirenews.page--]其实,哈耶克的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

以构成哈耶克“理想社会”框架的“自由”、“法治”、“财产私有”三条原则为例,他对自由放任的理解,没有超过亚当·斯密;对“法治”的论述,没有突破德国的康德、斯泰因“法治主义”的理论框架;至于“财产私有”的原则就更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一直尊奉的信条。

哈耶克只不过是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需要,而把这些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最基本的和核心的内容揉合在一起。

哈耶克采取简单而机械的类比方法,无理地硬把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在一起,提出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其理由是三者都以经济计划为特征,而一切计划又必然以集权主义为基础。

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充分说明他的理论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客观”。

像哈耶克这样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全面否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使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是“保守的”和“极右翼”的。

因而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和大学讲坛上并没有成为主流。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经济学派。

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弗里德曼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主张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的凯恩斯学说迅速风靡西方经济学界,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销声匿迹。

弗里德曼举起货币主义的旗帜,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笃信最为理想的经济制度应遵循自由市场的古老法则,因而成为经济学中自由放任思想不遗余力的鼓吹者和捍卫者。

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1)货币供应量对名义收入变动起决定作用。

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活动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变动的不稳定性,因而,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关键。

货币供应量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若干变量中的最合乎理想的一个变量,只要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保持物价稳定和“自然失业率”,经济就趋于均衡。

(2)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通过价格机制而发生作用的。

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自发地起作用,最终总能使经济恢复均衡,因此,政府采取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只会造成不稳定。

(3)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

也就是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经济波动的能力。

当私人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时,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应当是基本平衡的。

只有当政府反复无常地变动货币增长率,不断打破货币供求的平衡时,才会破坏经济的稳定而导致经济动荡。

因此,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

(4)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

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对一个政府来说,如果支出是用印制纸币和扩张信用(扩大银行信贷)的办法实施,就必然使货币增长率超过社会产品产量增长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因此,制止通货膨胀的惟一有效方法是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率。

弗里德曼不像哈耶克那样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但他只把国家干预重点放在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上。

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应转变方向,政府只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干涉人们自由的过多的国家政策。

他强调,由于政府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惟一地通过政府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

--empirenews.page--]由上可知,弗里德曼建立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动机,是出于对“凯恩斯革命”由来已久的不满,出于对任何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的反对。

他对古老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从不改变,他认为资本主义不[1][2][3][4][5]下一页仅能给人类带来无限积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自由提供了前提,保证人们充分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

他的经济理论和主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而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政府干预为宗旨的。

由于货币主义理论是以坚信私人经济内在稳定性为前提的,因而它鼓吹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自然首先是维护私人垄断集团的利益的。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那些全面、彻底推行货币主义政策的,往往是右翼政府或被抨击者所说的“富人的政府”。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又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学派发展起来,并引起了一场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它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彻底摧毁凯恩斯主义,结束凯恩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进行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理性预期”概念假定经济当事人是有理性的,他们以充分的信息为根据,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理性预期。

尽管各经济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但是,经济当事人不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在同样的信息背景下预期未来,所以得出的预期结果是趋向一致的,而且与理论上的分析几乎没有差别。

经济当事人对任何错误会及时发现和调整,使预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在这方面国家并不会比经济当事人做得更好。

经济生活中是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理性预期决策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

偶然的、一时的因素尽管会发生影响,但非常有限,如果夸大这种作用而借此进行国家干预,就是无视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无视经济当事人可以利用充分的信息来控制自身的经济行为。

这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得出了古典式的结论:

国家不会比个人或企业做得更好,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或伸缩性,可以不断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这样,通过价格和工资的不断调整,把过剩的产品、劳动处理掉,保持市场出清。

这一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不存在超额供给,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失业都是自愿的,所以,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能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达到产量和就业的最优状态。

就是说,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一个由具有灵活性的价格机制调节的自然率,不论现实经济中实际增长率如何偏离,自然率总会把经济拉回到它附近。

既然自由市场制度可以通过具有灵活性的价格机制自动地把经济调节到它的自然率水平,那么,国家干预又有什么必要呢?

同时,由于具有共同的信息环境,政府知道的经济当事人也知道,而且经济当事人对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比政府知道得更多,相比之下,政府在预期方面并不比经济当事人具有什么优势。

既然如此,国家干预经济又有什么依据呢?

[!

--empirenews.page--]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当事人是理性预期人,如果政府政策是有规则的、稳定的,便自然会在经济当事人的预期之中;如果政府政策是无规则的、随机的,那就会给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带来错觉,给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混乱。

但即使如此,无规则的、随机的政府政策也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平均说来理性人头脑中的模型是正确的,只要政府不是疯子,其行为总要有些依据,经济当事人就会摸清它的行为规律。

这一假设暗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只有具有欺骗性才会有效,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不会长期上当受骗,所以,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不论政府采取什么样干预经济的政策,经济当事人总能预期到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使之归于无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张“不变的规则”,认为不能预测的相机抉择是一种“干扰”因素,会使人产生错误的决策,引起浪费,因此必须坚决消除,实行一种使经济当事人能预期的稳定不变的政策。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只要厂商和工人对现行的价格总水平具有完全的信息,经济周期便可以消除。

经济周期的原因必须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中去找。

价格波动有两种情况:

一般物价波动和相对价格波动。

一般物价波动为通货膨胀所致,从根本上说,是货币发行过多的国家货币政策所致。

相对价格波动即原有的一些产品价格比例关系,因生产及消费等方面的复杂原因而引起的变化。

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的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相对价格水平上涨,所以对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

而只有相对价格水平的上涨,才会给厂商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刺激投资和就业的增加。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经济当事人可能错把一般物价波动当作相对价格波动,导致决策错误。

所以,如果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就有可能使厂商误以为有些是相对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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