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制下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臣民地位与英国认同18671945下知识讲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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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政府1870年对萨斯喀彻温省南部雷德河（RedRiver）流域的普查，在11963名当地人口中，白人仅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英、法裔与印第安人混血的梅蒂人却分别有4083和5757名之多，足见印第安人与英法殖民者关系之密切。
自治领建立后，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持续存在，英国人带来的枪弹、铁制农具、刀斧及棉质衣物普遍影响了印第安人的生活，尤其是印第安人对英国的物质依赖更为强烈。
比如，1872年，仅到萨斯喀彻温省哈德逊公司进行交易的印第安人就有5187人。
同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黑脚人（BlackFoot）、萨尔锡人（Sarcee）等印第安人从英裔殖民者手中买到数百顶帐篷。
1871—1921年，英国与印第安人签订的11个土地条约今日看来颇不平等，但在当时，条约中的交换条件相当程度上是印第安人依赖白人的产物，对印第安人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1871年，奥吉布瓦人（Ojibwa）、克里人同意和加拿大政府签约，向加拿大政府割让了红河以北及大片西南地区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联邦提供的农具、种子、农具、耕牛、年金、服装、车马以及枪械弹药。
1874年签订第四个条约时，克里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自治领帮助其发展新农业。
1887年，鉴于对白人力量的依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尼斯加部落酋长表示：
“我们接受女王的旗帜和法律以表示尊崇，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从没有认为女王在夺走我们的土地。
”1899年5月，印第安事务处处长兼西北区省督戴维德·
莱尔德（DavidLaird）率队到阿尔伯特北部、西北地区和印第安人签约谈判时，印第安人表现了对白人明显的依赖。
他们“有些人希望在签约后由政府养着他们，所有人都要求政府在他们贫困之时向他们提供援助。
他们催促说，那些年迈和贫困的、不能继续打猎的人需要由政府供养。
他们要求药物供应必须充足。
……热切希望能给他们提供医生”。
“你们是大哥。
作为弟弟，如果我们向兄长要些什么，他该像母亲女王那样满足我们的要求。
”“间接地依靠女王，我们现在还活着。
”在西北区的黄刀区，一个叫苏西·
约瑟夫（SusieJoseph）的酋长在土地谈判时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快饿死了。
……听说你要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挨饿等着。
”的确，在签订条约以后，自治领政府也较好地履行了条约义务。
自治领政府不仅执行了印第安人免于纳税的义务，而且坚持向印第安人提供了条约中规定的物质援助。
比如，1930财年，加拿大政府仅向印第安人提供的医药援助就达到105万加元。
在贫困的生活境遇下，土地条约所提供的物资和资金成为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之一。
除了直接的物质援助，加拿大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印第安人发展农业经济。
1901年，加拿大政府为鼓励印第安人从游牧生产转向固定农业，在南萨斯喀彻温锉刀山殖民地将保留地按每份80英亩分给印第安人承种，每位印第安人可以从政府处获得贷款125加元，用以购置住房物资、1对耕牛及挽具、1件耕犁。
当年，有3个印第安人申请了份地，到1915年增加到36个，耕种面积达到3000英亩，农户基本上拥有了“大粮仓、银行账户和汽车”，成为“幸福、满足甚至富裕的人”。
一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印第安人踊跃参战，成为贡献最多捐款的印第安社区，被视为“被监护人”回报被善待的爱国主义。
据加拿大印第安人事务部统计，1916—1930年，在政府的组织下印第安人耕种的土地面积从17.32万英亩增至23.5万英亩。
印第安人的总收入从624万多加元增加到939万多加元，人均收入从59加元增加到86加元。
1930—1931年，加拿大政府为印第安人支付公共基金533.2万加元。
当然，锉刀山这样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生活的根本改善，多数印第安人的生活依然是贫困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向印第安人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即印第安人在经济上受到了政府的扶持和优待，双方关系部分地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局面。
2.普及选举权和禁止印第安文化没有强制推行，寄宿学校则迎合了印第安人的需要
毫无疑问，以放弃印第安人福利待遇和身份为条件给予印第安人选举权，是有违公平的。
但这种交换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以印第安人自愿为前提。
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没有强制印第安人参与选举，去做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继续做被监护者通常由印第安人自决。
对印第安人而言，他们集体劳作、渔猎为生，奉行酋长制度，对现代选举感兴趣者寥寥。
在自愿的前提下，印第安人被允许沿袭传统政治模式。
有的部族表面上接受选举，实际上仍遵循传统方式。
有的部族，比如易洛魁六族，则公开拒绝选举制。
1857—1876年，只有一个叫伊莱亚斯·
黑尔（EliasHill）的印第安人放弃印第安身份成为公民。
1867—1920年，像黑尔这样自愿变为公民以享有选举权的一共才250人，年均仅4人。
正是由于这种自愿原则，印第安人政治传统实际上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留并得以持续下去，因反对选举制度而与殖民政府发生冲突的部族寥寥无几。
以易洛魁人为代表，坚守自身政治制度的印第安人多数积极参加了英国对外战争。
在文化方面，禁止印第安人自身文化活动有失平等，但由于印第安人居住分散，难以监控，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活动实际上仍普遍存在。
以冬节为例，在该节日被禁止4年后的1888年，人类学家弗朗茨·
博厄斯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例，如此描绘了禁止条文的失败：
“这些节日与土著人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附近的基督教部落并未放弃之。
在前一个冬节上获得馈赠，必须在下一个冬节上予以回赠。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时间问题不去回赠，那会被认为赖账。
因此这样的法律不是一个好法律，在冬节引起大多数人反感之前这个法律行不通。
另外，政府也无力执行这些法律，这些居留地数量庞大……没有人真能阻止印第安人随心所欲地行事。
”由此，除了个别被殖民政府严力控制的地区，相关的禁止条文实际上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甚至，因为冬节普遍地被认为“不是犯罪”，连印第安事务处处长邓肯·
坎贝尔·
斯科特也认为无力对违反者予以处罚。
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得以“继续宴饮、跳舞，冬节在这一时期得到持续，树立图腾柱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在进行”。
由此，禁止印第安人保持自我文化活动基本上没有被实施，相应地也没有引起印第安人对英国的仇恨。
到1951年，禁止冬节的法律干脆被取消了。
在所有的文化同化措施中，寄宿学校最带有从根本上灭绝原住民文化的企图，但在当时寄宿学校不但没有引起印第安人的反感，反而为他们所热衷。
因为与印第安人落后的生产力相比，英国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英国人的生产技艺、枪炮子弹为印第安人所艳羡。
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白人那样学会一些先进的技能。
由此，1871—1921年印第安人与殖民政府签订11个土地条约之际，印第安人无一例外地要政府在保留地上建立完全免费的学校。
应印第安人之需，除了知识性的课程之外，寄宿学校还提供家政、农技、养殖以及劳动工具使用等课程，食宿等完全免费，受到印第安人的欢迎。
1915—1930年，寄宿学校的人学率从63.13%增至73.55%。
不可否认，寄宿学校的孩子病亡率高在今日饱受垢病，但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
2014年1月11日，《加拿大邮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寄宿学校是不是没有这么坏”的文章。
该文配发了一幅印第安孩子们在寄宿学校课堂上面带笑容的照片，认为抹杀寄宿学校对教育印第安儿童的贡献是不公平的，是“以怨报德”（bitethehandthathadfedthem）。
该文引用多位研究者的观点指出，寄宿学校存在期间15万学生中有4000人丧生，在当时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对天花、肺结核、百日咳及白喉等印第安人多发病还没有免疫药。
1918—1919年，单天花、麻疹、肺结核等疾病就导致6000名普通印第安人死亡。
“把孩子从家带走很糟糕，但早期的时候原住民都很贫穷，且90%的第一民族（FirstNations，即印第安人）饱受肺结核之苦。
很难说学生是在寄宿学校得的肺结核，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病还是加拿大人致死的主因。
”与寄宿学校相比，保留地的生活水平更糟。
直到1963年，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34.71岁。
不可否认，寄宿学校确实存在诸如体罚之类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和教会的刻意隐瞒，长期不为印第安人所知。
在学校里，神父和修女是学校的绝对权威的管理者，向学生灌输白人是最好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
学生如果将在学校的遭遇告诉任何人，就会被取消同探视父母见面或收取父母邮件的机会，会挨饿和被鞭打，会被警告死了不能上天堂。
“如果我们将被打的事告诉别人，我们会再被打一顿。
我们的修女姐姐告诉我们不能把被打的事告诉父母。
”直到20世纪20年代，寄宿学校也只有健康不足等问题被人了解。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印第安民族主义的普遍觉醒，寄宿学校阴暗的一面才开始被揭批，1996年才关闭。
3.反美背景下英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结成了某种程度的准军事同盟关系
由于地理差异，美国并没有形成加拿大那样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残暴对待印第安人是美国境内殖民史区别于加拿大的主要特点之一。
早在1675—1677年，新英格兰就发生过菲利普王战争，瓦姆帕诺格族（Wampanoag）的菲利普王被白人暗杀，首级在普斯茅斯港悬挂了长达20年之久，手被送去波士顿展览。
1703年，新英格兰每个带发印第安人头皮可从政府换取40英镑奖金，1720年增加到100英镑。
1723年，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也出台了类似政策。
独立战争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国并争取印第安人的支持，大陆会议于1775年7月13日发表宣讲词，将与印第安人谈判、维持与印第安人的友谊视为重要政策。
独立后，1787年美国出台《西北法令》（NorthwestOrdinance），宣称印第安人土地、财产等不得随意被剥夺，但西进运动及南部种植园的扩张很快使以上表态流于形式，以屠杀和欺骗的方式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成为其印第安政策的核心。
1790—1794年美军三次进攻印第安人，迫使印第安人割让了纽约到密西西比河间的土地。
1817—1858年，美国为抢占佛罗里达塞米诺尔人（Seminole）土地发动了三次战争。
在政府的强迫西迁下，1820—1845年，密西西北河以东的印第安人从12.5万减少到3个。
内战时期，印第安人大多站在南部一边，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内战结束后到19世纪晚期，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暴虐丝毫没有减轻，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仍然十分频繁。
1887年，《道斯土地分配法（DawesGeneralAllotmentAct）宣布，联邦托管印第安人土地25年，解散部落组织并将部落土地分给印第安个人，移民和投机者趁机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
到1925年，印第安人土地还不到18世纪的2%。
这样的情形使得印第安人与美国政府之间长期关系紧张，为英国拉拢印第安人反美提供了可能。
早在英法北美殖民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就是两者竞相拉拢的对象。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白人殖民者继续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移民，继续侵占印第安人土地，双方冲突不断。
大陆会议对此姑息纵容，而英国则较严格限制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
这一差别使得多数印第安人对英国抱以好感，站在了英国一边，有数千名美国印第安人与英军协同作战。
独立战争结束后，有约两千名美国印第安人因为效忠英王而迁移到加拿大。
对于北迁的美国印第安人，英国为他们重新划分了土地，予以安抚。
比如，1784年，乔治三世答应在加拿大给予原居纽约州的六族（SixNations）印第安人安居之地，丧失家园的莫霍克族被安置到了安大略湖昆茵特湾（BayofQuinte）和大河谷地区。
印第安人在美国被取缔的权益在加拿大得到补偿。
这些措施拉近了印第安人和英王的距离，促使印第安人在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中站在了英国一边，多数加拿大印第安人也把1812年战争看作联英抗美、捍卫自身独立地位的光荣之战。
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张北上兼并英属殖民地的呼声很高。
国务卿威廉姆·
西沃德叫嚣北美整个大陆“迟早都会纳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神奇疆域之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摩那公开主张占领英属北美，这引起了英国的担忧，加拿大自治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担心美国北上而成立的。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是如此，担心被美国吞并重蹈美国印第安人覆辙。
与之相反，对印第安人相对怀柔的加拿大成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庇护之地。
在1876—1877年苏族印第安人抵抗美军的战争中，到1877年5月苏族有4000人逃亡到加拿大。
1877年6—11月间，因为拒绝放弃三万余平方千米的土地迁移到保留地，内兹珀斯人（NezPerce）遭到了美军镇压，他们在战败后相当一部分北迁加拿大，主动寻求英帝国的保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二战前，尽管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呼声日渐没落，但对加拿大的经济、文化等威胁并未消失，美国对本国印第安人政策也没有根本改观。
这种态势使英国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充任印第安人的“庇护者”角色，使得双方某种程度的准同盟关系依然存在，这部分地促进了印第安人对英国的认同。
4.尚武传统、贫困以及自身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也是印第安人跟随英国奔赴沙场的原因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教授詹姆士·
邓普西指出，尚武伦理是印第安等原住民加人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传统的印第安社会，一个男性必须具有成为武士的抱负才能获得自己的地位。
一位阿希尼伯恩（Assiniboine）族酋长曾于20世纪50年代在《里贾纳先驱者邮报》（ReginaLeaderPost）刊文说，对印第安人来说“死于战场比病死和老死强”，跟英国上战场符合这种精神。
此外，还有不少印第安士兵入伍是因贫困所迫。
据加拿大国防部网站显示，二战时加拿大女性军人每天的津贴为0.65加元，男兵约为1.5加元。
这一收入对于不少极度贫困的印第安人来说具有较大吸引力。
1941年4月，在萨斯喀彻温省戈登保留地（Gordon’sReserve）务农的印第安人西德尼·
戈登（SidneyGordon）在谈到入伍原因时说我算了算，每天1.5元比我现在做的好多了，我可以得到食物、衣服。
”1941~1945年加拿大每条面包的价格为0.08~0.09加元，每加仑牛奶（4.5升）的价格为0.34~0.62加元，每加仑石油为0.19~0.21加元。
按以上价格计算，每个男性印第安士兵每天的军饷可以购买约20个面包、2.4~4.4加仑牛奶，拿这些钱退伍后温饱有余不成问题。
在民族意识方面，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峰起之前，“印第安人”只是对散居在北美大陆成千上万土著部落的泛称。
加拿大幅员辽阔，自然屏障阻碍了各部落的来往。
印第安人也没有统一的语系，仅方言就有五十种以上，通常无法直接用母语交流，再加上部落间冲突和战争的存在，未能融合成统一的民族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比如18世纪末，易洛魁人只是位于美加边境，相互隔绝、彼此分散的部落群，而不是联合在一起的强大联盟。
虽然欧洲人到美洲后，“Nation”一词有时也被习惯性地用来称呼印第安人，比如安大略易洛魁人的五部族联盟被称为“FiveNations”，但其实这里所谓的“Nation”也只是松散的部落联合。
1876年，《印第安法》使用了“村落社”的形式管理印第安人。
村落社以松散的亚部落（Sub-tribal）、家庭群体（FamilialGroups）等形式存在，进一步将印第安人族群结构碎化，族群意识被局限于一般只有数十人或数百人组成的本部落或本村落社。
民族意识较为薄弱，这在客观上为印第安人一定程度的英国认同提供了条件。
在以上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印第安人与英国殖民者及下属加拿大政府保持了相对缓和的关系，对英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当然，这种认同是相对的，不能因此否定殖民制度深深的罪恶。
在本质上，英国对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政策是建立在浓厚的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
二战之后，受民族独立潮流的影响，印第安人开始普遍意识到自身受压迫和剥削的不公平，其民族意识迅速觉醒。
20世纪60年代后，印第安人开始自称“第一民族”（FirstNations），具有主权要求性质的民族运动高涨，对加拿大国家稳定及统一形成较大压力。
为安抚印第安人，加拿大政府在二战后给予了印第安人平等的公民权，逐步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印第安人免税、保留地等条约权利，并成立自治区保证其自治权。
但直至今日，印第安人与加拿大政府在印第安人自治权与主权、民族权利与公民权利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与摩擦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印第安人自身民族认同与加拿大国家认同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和冲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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