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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为“东玉西传”，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
中原地区玉礼器的生产伴随着王权的崛起而揭开序幕，这个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
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
”此后，经过儒家“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华夏文明发生的巨大动力和核心价值。
二里头文化是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钥匙，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陶礼器也几乎遍及这个文化分布圈。
在陶礼器之外，起源于山东海岱地区的玉璋等玉礼器又以二里头都邑为扩散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
玉牙璋属玉礼器，又称刀形瑞刃器。
石峁文化遗址出土玉璋多达28件。
国内出土牙璋情况：
四川广汉中兴乡三件；
二里岗一件；
二里头两件；
山西省侯马牛村一件；
福建漳浦眉力一件，甘肃省三件，香港大湾一件。
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需从远处输进玉料，但其来源悬而未决。
同样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
尤其是60公分以上玉礼器制作需要大体积优质玉料，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可能性最大。
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公分；
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公分。
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
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
长期以来，因缺乏文献资料，学界对夏朝认识很模糊。
随着近年大量史前考古实物——尤其是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夏朝姿影逐渐清晰起来。
甘肃彩陶文化最兴盛时期为马家窑，发展到齐家已经式微，代之而起的是玉石文化，它与夏朝初期文化形态高度重合。
齐家文化崇玉风气就是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最好注解与呼应。
相比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朴实无华，厚重大气，材质大体包括石、半石半玉、玉，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等，受当时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只能就地或就近取材。
考古发掘和矿石开采活动表明，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
马衔山处于齐家文化中心区，玉材坚硬、致密、油脂性强，接近和田玉，有青白玉、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糖玉、杂色玉等，颜色丰富，为齐家文化玉器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2年5月以来，叶舒宪、古方、王仁湘、易华等著名学者先后对马衔山玉矿进行考察，并对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藏品进行调查分析，认为马衔山玉矿是齐家文化玉器原料来源之一，在古代可能被大量开采。
类似马衔山玉料的齐家文化玉器在甘肃东部地区也有发现，说明玉石之路上输送的不仅是和田玉，也有甘肃玉料。
2015年6月，叶舒宪教授率领玉帛之路（第五次）考察团考察马鬃山玉矿后，针对甘肃境内马衔山、马鬃山玉文化资源状况，提出“玉出二马岗”说，厘清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
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为“有玉石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且末，最东部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2000公里，北边是马鬃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1000公里。
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齐家文化正好分布在西部玉矿资源区东部。
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因此，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不能像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生产出规模性的玉礼器。
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才首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并在二里头文化承上启下的作用下，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输玉料。
叶舒宪、易华等学者根据从甘肃、青海等地区齐家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器等资料，推测距今约4000年前就有“玉石之路”雏形。
古代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先向东走，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昆仑。
《战国策》、《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
这条漫长的玉石贸易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才能运抵河南；
西域的玉石、宝马、瓜果传到中原，中原的丝绸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
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主渠道，在晋陕大峡谷两岸留下石峁、陶寺、清凉寺、安阳殷墟等文化遗址中都出土过大量玉礼器。
比丝绸更早地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包括由玉石开发所衍生而来的金属矿石。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基础上拓展出来。
这条路不但将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壮大起来，还承担了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重要使命。
3玉门关的关城地址及文献资料所见有关玉石
关于汉唐时代的玉门关具体位置及其变迁情况，学术界尚无定论。
2015年1月18日，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敦煌工作站主任孙志成兄作向导，《丝绸之路》杂志社几位同事考察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玉门关到达玉门关保护站。
2001年，敦煌西湖北区划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敦煌市南泉湿地自然保护区，两者大致以玉门关为界。
那个玉门关，是汉朝玉门关（即斯坦因认为的小方盘城）。
玉门关遗址
历史上，玉门关先后经过多次迁移，历来学者就关址问题多有争论。
《汉书地理志》载：
“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史记·
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
“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十八里。
”莫高窟晚唐抄本《沙州志》（S.788）、五代写本《寿昌县地境》及《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也有记载，认为此关建于汉武帝时，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史称故玉门关或古玉门关；
东汉以来所置玉门关谓之“新玉门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记载新玉门关位置。
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再次指明位置。
明清以来，关于新玉门关位置有三种说法。
《大明一统志》说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说在今瓜州县东百余里之双塔堡东北；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说唐初玉门关在锁阳城西北，也推测在窟窿河下游双塔堡东或小王堡（当地称小宛堡）之西，还提出初唐以后可能移到瓜州城近处。
林竞《西北丛编》、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河西考古杂记》都对陶保廉观点加以推介。
阎文儒曾亲赴双塔堡一带考察，肯定陶说。
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质疑此说。
法国汉学家沙畹在《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
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初年代以前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
王国维赞成此说。
向达著《两关杂考》反驳，沙畹之说遂被否定。
近年来，著名学者、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在对瓜州历史地理考察研究过程中，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发表《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阐述观点。
他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乡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
向达先生曾指出：
“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
”1996年8月15日下午，李先生曾与宁瑞栋、潘发成、李春元、李旭东等人趋车实地考察，发现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南。
经考证，东北小城就是隋玉门关，西南大城是隋常乐县（唐代为晋昌县），玉门关沿置未改。
由此可知，隋代玉门关已在常乐县东。
但这并不等于说东移之玉门关始建于隋代。
向达先生认为“玉门关之东徒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
李正宇先生沿此思路结合数宗史料所载信息，进一步研究，认为新玉门关设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74），当初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
这不是最终结论，学者对历代玉门关设置时间、地址仍有不同观点。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先生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应设在嘉峪关市石关峡，约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随着汉长城西延至敦煌，约在西汉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玉门关才迁到敦煌西北今小方盘城一带，石关峡原址改置为玉石障。
89—105年，东汉将玉门关东迁到今玉门镇。
东汉，新北道开通后，玉门关又迁到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
五代至宋初，石关峡重设玉门关。
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走廊，玉门关从此销声匿迹。
2013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和宁夏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30余人组织了“寻找最早玉门关”调研活动，参加考察的大部分专家赞同此说。
陶葆廉、李并成等先生认为的唐代玉门关就在被水淹没的瓜州双塔水库库区。
李正宇先生则认为，双塔堡在瓜州城东北100里，若驿道经双塔堡而抵常乐城，其行进路线是先东北、再西南，就绕道了；
若从双塔堡直指西北而往伊州，可直插红柳园（唐乌山烽）入莫贺延碛路。
但双塔堡至红柳园间200里，唐代并无驿路通行。
因玉门关涉及到玄奘当年偷渡出关、遭遇危险的路线，李正宇先生写过一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细化到每一天的行程，考证分析。
玉门关城址不断变化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密切相关。
伴随着考古发现，争论还在继续着。
2014年7月，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抵达瓜州，叶舒宪先生有感而发，写了考察手记《游动的玉门关》。
目前，作为旅游景点的“疑似”汉玉门关遗迹仅存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四方形小城堡，被称小方盘城。
1907年，斯坦因在关城北面不远处废墟中挖掘到许多有“玉门都尉”等内容的汉简，后人据此判定小方盘城为玉门关所在地。
斯坦因还发现一只汉代药箱，里面若干种药的品名至今未明。
玉门关的设立兼具军事关隘与通商口岸两种功能，以玉命名，显然与和田玉输入有关。
有个传说：
一支专贩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常常在敦煌迷途，其中一次被孤雁带出困境，到达小方盘城。
不久，商队再次迷路。
那只大雁飞在空中叫道：
“咕噜咕噜，商队迷路。
咕噜咕噜，方盘镶玉。
”商主几经斟酌，挑出一块最大、最好的墨绿玉镶在大方盘城关楼顶端。
夜幕降临时墨玉发出耀眼光芒，方圆数十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从此，过往商队不再迷路，小方盘城也改称“玉门关”。
20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中汉简（编号9）载：
“广满私玉石一枚重卅斤”。
“卅”为三十，这么大的一块玉石被广满私藏，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
广满走私？
贿赂广满？
广满敲竹杠勒索？
我翻阅《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全书，类似记录或提到玉石的仅此一例。
珍贵的汉简中特别记载“广满私玉石一枚重卅斤”，可见对玉石管理之严格。
马圈湾汉简中经常提到玉门关、关城（当指玉门关关城）。
有一则短简中有“玉门千秋燧”，“玉”字中的那一点被写到右上方！
这是汉朝书写者故意为之，还是这块“玉”作为指示符号可以随意放置？
1979年阳关遗址出土汉朝料珠。
玄奘《大唐西域记·
昭怙厘二伽蓝》（岳麓书社1999年版）记载：
“在荒芜城池以北四十多里，与山凹相接的地方隔着一条河，有两座寺院，同称昭怙厘，一东一西相对称。
佛像装饰精美，几乎超出人间技艺水平。
僧徒清净肃穆，实在是勤奋尽心。
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宽二尺多，色泽呈黄白色，形状如海蛤。
上面有佛陀走过的印记，长一尺八寸，宽六寸多。
在斋戒的日子，玉石上的足印会发出光芒。
”昭怙厘就是如今库车的苏巴什佛寺。
1986年，敦煌三号桥墓葬出土魏晋时期的玉石枕，现存敦煌博物馆。
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时西域龟兹国进贡枕头一枚，色如玛瑙，温润如玉，制作甚工，枕着它睡觉，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玄宗因立名为“游仙枕”，后来赐给杨国忠。
这块玉可能是若羌黄玉；
另在《暖玉鞍》中说：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天气严寒，则在此鞍上坐，如温火之气。
”《开元天宝遗事》与玉相关的章节有《梦玉莺投怀》：
张说母梦见玉鸳入怀，怀孕，后来果然生子，为宰相。
敦煌莫高窟61窟东壁门北侧女供养人像中南向第四身女供养人于阗天公主缀饰、项链均是上好和田玉。
S.4359敦煌曲子《谒金门·
开于阗》：
“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
奉戏（献）生龙及玉碗，将来百姓看。
”唱诵的是公元901年归义军打通前往于阗道路之事。
在敦煌人看来，打开和于阗交往通道的好处，是于阗的绵绫、良马及美玉将源源不断而来。
2014、2015年，我曾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在距离罗布泊100多公里的湾腰墩发现风凌石等美石；
在阳关以西的地方发现墨玉。
上世纪60年代，有人曾在建于5世纪的敦煌北党城内发现小块玛瑙、玉币、铁制蛇矛头和约一指见方“石玻璃”。
至于诗文中所见玉门关的不胜枚举。
玉门关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西部文化意象，而其源头则可以延伸到古老的玉器崇拜时代。
国人挚爱玉门关的深层次原因是潜意识中对玉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
是为此，玉门关作为建立较早的、名称沿用时间最长的海关，其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升华为一种文化的象征。
参考文献[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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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玉雷.玉帛文化：
中华文明发生的根本动力机核心价值[J].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原文刊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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