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后出卖了哪些同志中央是如何转移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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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叛变后,出卖了哪些同志,中央是如何转移的?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1931年4月28日,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为防止“红队”的暗杀,顾顺章并未与他们同行。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
一是共产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产党党首。
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
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由于周恩来的紧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转移难度很大,因此,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徐恩曾
用徐恩曾自己的话来说: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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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除恽代英以外,直接被顾顺章出卖的,还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乡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
当时大家评价说:
“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
后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
在中共“五大”上,被蔡和森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蔡和森
1931年年初,刚从前苏联回国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
因广州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到香港。
1931年6月,经顾顺章叛卖,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于1931年8月4日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
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
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
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向忠发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屈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
事实也是如此,用蔡孟坚的话来说:
“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
”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
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五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顾顺章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
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9月负责到1935年1月。
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的译音(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钱壮飞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
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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