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脱贫与中国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进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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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贫困”问题。
当然，我们这里所谓的“贫困”与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贫困”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是在现代化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贫困，不能仅仅限定于由于自然环境的贫瘠和经济生活的穷困所导致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还应包括由于社区的社会人文面貌，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道德水准、社会风气、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落后和消沉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贫困，即文化贫困。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难以摆脱的贫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一种是文化贫困。
我们这里所谓的“贫困”指的就是后一种。
因为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那些物质生活贫穷的乡村，还是那些精神生活落后的乡村，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原因并不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更主要的在于那里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的落后，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贫困的精神文化。
正是这种贫困文化使之安贫认命，麻木不仁，价值迷失，弊病增生，陷入物质和精神贫困的深渊。
因此，制衡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扶贫”和“控制”的力度，而在于彻底根除这个贫困的痼疾，即消除文化贫困。
二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贫困乡村，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生活方式陈旧落后。
这又具体表现为饮食结构不合理和卫生观念差。
恩格尔系数证明，人们饮食结构和人们的经济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在低收入、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满足于温饱，而无暇顾及饮食结构的合理性。
在西北的一些贫困乡村我们看到，村民们的饮食结构很简单，有的在冬春季节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
尽管村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致于困难到吃不起菜的境地，但他们仍认为在副食上支出一笔钱是一种浪费。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使其生活与现代文明拉开了距离，而且造成了村民的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精力耗损，身体素质下降，消磨着人的意志和精神。
在一些村落，人们的卫生观念差，穿住既脏又乱是共有的现象，有的村民几乎就是人畜同居，人在炕上，猪在地下，卫生条件差，也直接导致人们的生理素质下降，健康状况不佳。
于是，由这种文化贫困又造成更深层的贫困。
由于疾病，大笔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负债累累，从而经济一蹶不振，跌入贫困的低谷；
更有许多村民因乡村医疗条件差或医疗费用高难以支付而拒医，于是导致卧床不起，有的终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家庭负担；
有的丧失性命，造成家庭劳力匮乏。
在当前，由于受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残疾人就业条件的限制，一旦遇到这个状况，就会使这些家庭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
不仅如此，生活方式观念的陈旧与落后，又极易形成人的消极无为，安贫乐道，懒散怠惰，不求上进的劣性心态。
消费创造生产，生活刺激消费，如果农民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就会使人安于现状，没有更高层的追求，这也大大阻滞了一些村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正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
梅尔所分析的那样：
“如果农民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所得，他们就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去增加生产和投入”，“消费方式的限制……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它会降低那些从增加财富中得益的创新者的期望”，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缺乏控制，就会导致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这种心理阻碍了创新。
”［①ｂ］如果人们持有一种消极无为，与世无争，安贫认命，麻木不仁的愚昧心态，那么，反贫困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２．婚育观念陈旧落后。
这又具体表现为计划生育观念和优生观念陈旧落后两个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贫困户大多数都是孩子多的家庭。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子多福和无后不孝的愚腐观念还盘踞于一些村民的头脑中。
因此，国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并没有形成感召力和约束力，超生现象极为严重，有的甚至达到了五六胎。
由于多胎，一方面造成家庭人口的增多，消费支出上升，另一方面，孩子多也加重了家长的生理及精神负担，沉重的家务劳动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之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
这种情况使很多村民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优生观念差主要表现为通婚圈窄和亲缘间通婚，从而造成人口素质退化和下降。
这种现象在一些偏远山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一些偏远的山村，不仅人们的交往不超过村落和邻村的范围，就连人们的婚配也限制在这狭窄的世界之内，最远不出左右村屯。
形成了亲戚套亲戚的“圈亲”现象。
本身，在狭窄的地理范围内通婚，就是人口素质退化的一个因素，再加之“亲上加亲”的圈内通婚，就更加剧了人口素质退化的程度，造成痴呆和畸型现象的增生。
这些终生残疾人本身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家庭养活以维生。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养活一个残疾人几十年的一大笔开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有许多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
３．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较多。
可以说，文盲或半文盲的劳动者，是难以脱贫致富的。
大量事实表明，近十几年来乡村改革，那些脱贫致富的小康人家，大都是那些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乡村“能人”。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由传统农业的“硬投入”即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消耗向现代农业的“软投入”即科技文化投入转变。
劳动者的体力、数量、土地、资源条件不再是发展的主要因素，人的科技文化能力才是主要因素。
乡村经济的发展，靠的是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劣、高效农业，靠的是发展第二、三产业。
不但“两高一优”农业的形成离不开劳动者的素质这个基础，就是乡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乡村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乡村
，从事传统农业的体力劳动者大多是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而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则大多从事第二、三产业。
在吉林省白城地区的几个村屯的调查中也获得了这样的信息：
目，乡村外流的劳动力均系社区内文化素质较高者，如初高中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和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而在乡村务农者均为文化素质较低者。
“教育在激起农民变化方面能够起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开阔农民及其子女的视野使之放眼世界，而且还可能引起消费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给农民以及未来农民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来激起他们实行变革。
”［①ｃ］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的生产工业化、产业综合化、经济市场化形势的发展，乡村经济发展的文化含量将越来越大，文化素质的高低将成为能否脱贫致富的关键条件。
４．价值观念的品位或层次比较低。
借用刘易斯的说法，也就是所拥有的是一种贫困的价值观。
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
具体表现为：
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
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
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
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
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
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
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②ｃ］。
正是这种消极落后甚至是封建愚昧的价值观僵化、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形成了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心理，使之身在贫中不知贫，安于现状混春秋。
河南贫困县上河村农民就抱着这样的生活态度：
“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犁地”［①ｄ］。
在沂蒙山区贫困县沂水县，贫困人家大部分持一种“只要吃饱穿暖日子好过，不需要赚钱”的消极心态，“卖豆腐俺可喊不出口”，［②ｄ］不仅是一点商品经济意识都没有，而且还把从事商品经济看作是不光彩的事。
这样的价值观又怎样能推动乡村的脱贫致富呢？
三
近年来笔者在乡村调查获得大量资料，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进步，有时却恰恰相反。
在一些富裕的甚至是小康村我也看到，村民们虽然脱贫致富，有的过上了小康生活，但乡村文化却极为贫困，社会风气污浊，精神文明衰败，被人们称之为“乡村病”。
这种文化贫困不仅对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形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也强有力地掣肘了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不但阻碍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贫困竟将一部分已经脱贫的村民重新拉回到贫困。
在这里，不仅乡村现代化建设步履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脱贫”课题。
１．信仰的失落。
在同乡民访谈中我们体会到，有相当一大部分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信念日趋淡化；
什么富了不忘国家、不忘集体；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统统抛到九霄云外，而是专注自己的家庭和耽于个人利益。
在一些乡村我们看到，窃取乡村公共设施、抗粮拒粮、不履行公民的义务等，表现得较为突出；
甚至于中国传统农民的修身齐家、耀祖光宗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开始淡化，有的抛弃父母儿女，与别人私奔外逃，出走享乐；
有的不务正业，沉溺于寻欢作乐；
有的甚至威迫妻子卖淫、孩子偷窃赚钱供自己享受。
中国乡村传统的孝敬父母、邻里互助的伦理精神也开始蜕化，虐待父母、乡里之间因分水起垄等琐屑争斗也屡见不鲜。
在这里，我们很难再见到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与执着，对人伦的委身与笃信，而是裸露着精神的荒漠。
２．务实敬业、艰苦创业精神消失。
中国传统的农耕信仰和农耕生产，孕育了中国农民的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
对神农氏的崇拜、农耕生产的实践理性，使中国传统农民不仅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一种荣誉的象征。
“厚加粪壤，勉致人力”，“敬时爱日，非老不休”，表现了传统农民对农业的虔诚与执着。
而今伴随着对传统信仰的否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这种敬业精神消失了，勤奋敬业、艰苦创业被人嘲笑为“无能”、“废物”，而投机取巧、不义谋利则被认为是“能人”。
在乡村调查中我们看到，有些村民既不种田，也不经商，而是靠野蛮生产，破坏生态，损人利己，害国害民而谋财致富。
伴随着乡村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大众媒体的诱惑导向，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业以形成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
正如丹尼尔·
贝尔在分析２０年代美国小城镇清教节俭的价值观被享乐主义所取代的文化背景时所分析的那样：
“消费社会的出现，它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
并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
同上述两种社会变化紧密相联的是技术革命，它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
”［③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农民的砖瓦住宅并不坏，只是看到了同村人新盖的房子超过自己的，受虚荣心的支配，于是拆掉旧房换上洋楼，十几万元挥之即去。
此外如婚嫁丧葬，礼越来越大，排场越来越大，坟头越修越阔气。
乡村社会的这种奢侈浪费之风，不仅在污浊社会空气，而且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并使一些村民因此而陷入了二度贫困。
３．教育事业困境重重，不断滑坡。
中国农民传统的耕读为本，崇文尚贤的人生态度消解了，而受小农意识短期目标、急功近利消极思想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乡村流行开来，失学率不断上升。
不但青壮年文盲没有扫除，而且新的青少年文盲群体正在崛起，村民文化素质的严重退化已对乡村两个文明建设构成极其严重的妨害。
４．科学技术游离于乡村的生产生活之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使改革前公社化时期初具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被沿袭几千年的老牛拉破车、秦锄汉犁所取代，而且，农民的短期行为意识和家庭小集体的有限资金也导致农民不进行科技投资。
这种状况不仅使“集约农业”成为空想，而且由于缺乏科技知识，也助长了乡村社会巫术迷信的泛滥。
结婚拜天地，有病请巫医，盖房占风水，遇事卜吉时，已成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时尚。
５．文化生活落后，陈规陋习流行。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变化，目前，文化事业经费短缺已成为一个共性问题。
受经济及其他因素困扰，近年来，不仅城市文化团体送书、送戏、送电影上山下乡中断，而且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也都基本瘫痪或解体。
就吉林省调查的情况看，有９０％的村屯已经连续几年没看上一场电影一场戏了；
有的村屯一份报纸也没有，有线广播只起文告作用。
高雅、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匮乏必然导致落后封建文化的流行。
农民无事可做，只好靠过基督教礼拜天、宗教聚会、婚丧嫁娶的大吃大喝以及修坟造墓、聚众赌博、淫荡色情、装神弄鬼这些格调粗俗、封建迷信的东西来消遣。
［①ｅ］
就学理上说，经济的繁荣是会促进文化进步的；
但这一命题的成立有它的前提条件。
第一，经济的性质和基础；
第二，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素质；
第三，社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也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直接构成了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乡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恰恰是在以上三个方面存在诸多弊端。
这里我们不防重新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近年来我国乡村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近年来我国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值发展观”，片面地把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鼓励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物质生活丰裕为目的，而很少关注到文化上的“小康”，似乎小康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无关。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一些市、县、乡在制定乡村社会发展规划时，都把主要视野放到经济增长方面，而对乡村文化建设关注甚微。
正由于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重严重失衡、物质增长和文明进步的严重错位，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积淀为上述问题，造成部分乡村经济增长而文明衰败、物质丰饶而文化贫困共生的畸型现象。
［②ｅ］
其次，近年来发展乡村商品经济，推行市场经济，鼓励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单纯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忽视人文效益原则。
这样，我们所构建的乡村经济实质不是人的经济，不是优化人存在的一种手段，而倒是把人变成了经济的人，经济活动完全受物欲的支配。
特别是中国农民先天的素质偏低，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所谓的对农民的改造，但事实上，弊端累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改造农民，倒恰恰是在巩固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
如今，改革开放大潮只是摧毁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并没有消除农民心灵之中传统小农意识的阴影。
中国农民实质是带着落后的小农意识和偏低的文化素质而非健全的市场理性进入市场的。
正是由于乡村商品经济建设的这种价值迷失和中国农民市场理性的匮乏，由于农民的经济行为缺乏一种健康的文化精神和市场理性加以引导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诸多弊端，这样，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资财富的增长，乡村社会的人文失落现象日益凸现出来，出现了上面我们所展示的道德滑坡、违法乱纪等诸多社会问题。
［①ｆ］
再其次，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期中国乡村实行的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运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的解体，乡村基层组织的变革和功能的转换，使得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
由于乡村在经济生活方面物的人格化、在社会生活方面随意化、在政治生活方面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边缘化状态的出现，导致乡村文化陷入空前的贫困状态。
它不仅使乡村社会失落了统一规范的价值系统，思想行为无序失衡现象的增生，而且也拆解了中国农民传统和现代的人生信念、理想，削平了一切价值意义关怀，助长了农民对国家、社会、集体乃至个体生存意义等神圣价值的轻佻态度，陷入虚无和无序的困境，也就必然形成乡村社会文化的贫困。
四
对于乡村来说，要真正走出贫困的荒野，首先必须切断“物质—文化—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从“输血”行为到“造血”功能生成的历史的转变，也就是重新孕育生成乡村社会生机勃勃的生命机体，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即通过乡村社会的现代文化革命，重塑农民的现代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使其以一种昂扬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反贫困斗争中去。
只有根除精神上、心理上的病魔，首先在文化上脱贫，人们才能摆脱物质贫困的羁绊，真正踏上脱贫致富之路。
乡村社会的发展乃至乡村现代化的实现，绝非单纯的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单纯的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内涵着乡村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文明脱贫”作为这些乡村未来１５年重要的发展战略。
我这里所谓的“文化”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化”即文化产业不是同一个概念，这里所谓的“文化脱贫”的理论构想也不同于文化界开展的“文化扶贫”运动。
我们是在现代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个概念和论证文化脱贫的意义的。
文化脱贫在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建设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乡村的脱贫致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为导引，从而使农民形成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以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改造山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社会变革之中。
所谓积极的文化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封闭性、必然性和落后的农耕文明意识的否定，一方面表现为对开放性、主体性及现代工业文明精神的张扬。
只有当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有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
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
“这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①ｇ］只有农民具备了这种现代心理，乡村的脱贫致富和现代化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其次，乡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理性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调适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促进乡村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所谓文化理性，此即市场理性和社会理性，或者说正义经济伦理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
近年来乡村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社会风气不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因为市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匮乏。
最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活力的内生，更要以乡村的文化进步为依托，以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为基础。
不仅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为经济建设提供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且人们的文化心理，如社会交往、生活方式、闲暇消费、审美趣味等，也都强有力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乡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是乡村对社会文化和农民的文化心理由落后向进步、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
总之，没有乡村文化的进步，没有农民文化理性的生成，就不会有乡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生成及有序运行。
近年来我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问题不是引导和制度建设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问题。
至于乡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同样离不开乡村文化的进步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所谓集约经济，无论是农业的集约化也好，还是乡镇企业的集约化也好，用我们的观点看，也就是把传统的农业、工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工业。
以农业为例，也就是要实现以直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向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转变；
实现以人力、畜力、资源为基础的粗放经营向以工程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规模、科技经营转变。
一句话，也就是要把传统农业的人力、土地、生态资源的消耗和硬投入转化为文化科技的作用的软消耗，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增长文化内涵，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即通过乡村文化力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的脱贫致富及文明的进步，必须走出传统理论的误区，站在现代文化哲学的高度，重新确定乡村脱贫致富及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以文化脱贫为契机，通过乡村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农民文化的心理的更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重铸中国农民的价值世界，使之犹如凤凰涅盘后的再生，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到乡村反贫困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在未来１５年，实现我国乡村由贫困到小康、由传统到现代的双重历史跨越，以推进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①ａ中宣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人民日报》。
①ｂ〔美〕约翰·
梅尔：
《农业发展经济学》第２３２、２３５页。
农村读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①ｃ《农业发展经济学》第３３０、３３２页。
②ｃ参见拙者：
《中国乡村文化语言研究》第２３—３０页。
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①ｄ见赵中社：
《贫困与发展》第９９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②ｄ王进业：
《沂蒙山：
看到富裕的希望》，《了望》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③ｄ〔美〕丹尼尔·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１１２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
①ｅ参见拙作：
《乡村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中国农村观察》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②ｅ参见拙着：
《东方乡村文明之路——中国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研究》，第６页。
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①ｆ参见拙文：
《乡村文化的现状及出路》，《社会科学探索》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①ｇ亨廷顿：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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