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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
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
”老子也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42章。
）荀子则认为：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
”（《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
“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
”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
《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
”《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
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
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
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
“物生在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藕。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个包两个。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于义为对。
对待之文，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然；
日用、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尊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叶燮：
《原诗》外篇）这种根源于阴阳二元论世界观偏爱成双结对的民族心理，是对偶句式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
前人的许多论述，也注意到了这种联系。
《文心雕龙•丽辞》：
造物赋形，支体必双；
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
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
语言寻根：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
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
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
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
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
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
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
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
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
平对仄即谓相拗。
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
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
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
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
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
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
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
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
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
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
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英文：
thinkgoodthoughts;
writegoodword（莎士比亚名言，按楹联形式排列）
中文：
构佳思；
写妙句。
英文“上、下联”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也相同，但音节不相等。
读起来，因其无声调，上下联都是一个声音面貌，没有平仄相间带来的抑扬顿挫。
至于书写上，“下联”比“上联”少了两个字母的位置，故全不对称。
读者或许会想，能不能找出和写出一个英文对偶句，在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同的基础上音节也相等，书写空间（字母数相等）也相等呢？
不能说绝对不能，但因英文的音节、文字、语素不是三位一体的，实际操作起来只能是顾此失彼，即使莎翁这个对偶句，在英语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中文的“构佳思；
写妙句”情况就不同了。
你看，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对，音节相等，平仄基本相谐，书写起来则完全整齐对称。
因此，英文“thinkgoodthoughts；
writegoodword。
”不是楹联，而中文“构佳思；
写妙句。
”则可称为楹联。
【关于对联起源的其它说法】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
关于我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
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
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
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实际上，这只是现存最早的对联，对联起源于律诗，实际上是以讹传讹的现象，是纪晓岚一厢情愿的猜测（见《楹联丛话》卷之一开篇云：
“尝闻纪文达师言：
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
”），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
“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
”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涂怀珵先生重申“正是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正因为对联的二元化布局，才能促成四声二元化，形成所谓平仄。
四声是用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
平仄是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见何伟棠《永明到近体》），陈学易主主张“格律遵循但求对仗工与稳技巧活用，不计四声仄与平。
”江苏省对联学会会长陈德树主张把对联分为散联，通联，律联，中山大学教授周锡（韦复）pò
提倡，在创作中，应考虑格律和材料的兼容性。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经验
发展
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
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偶阶段，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
在我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
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殇。
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
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
《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
“渺能视，跛能履。
”（《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
”（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
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
“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
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
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
刘麟生曾说：
“《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
有复其字作对者。
有反正作对者。
”（《中国骈文史》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二十二章）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
“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
”《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论语•述而》）等等。
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
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
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
“击灵鼓，起烽燧；
车按行，骑就队。
”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至魏晋达到顶峰。
其中对偶句亦较多运用。
汉乐府中对偶句更趋工整，俨如后代律诗中的联句。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木兰辞》）在上述各种文体中，对偶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它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的格律要求；
二是字数多从三字到七字之间；
三是对仗很宽松，字数、词性、句式大体能相对，但缺乏平仄的对仗。
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
“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
第二阶段是骈偶阶段。
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
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
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
层台耸翠，上出重霄；
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
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
虹销雨霁，彩彻区明。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
这种对偶句（即骈偶）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
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
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
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
主要有：
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
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阶段是律偶阶段。
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
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
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
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
但魏晋之际，只以宫、商之类分韵，还没有四声之名。
南北朝时，由于受佛经“转读”的启发和影响，创立了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声调，应用于中国诗文，遂成平、上、去、入四声。
其间，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并根据诗歌要求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特点，经过创作实践的摸索，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
于是，诗文的韵律日益严格。
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为律偶。
在沈约、谢眺的“永明体”诗中已有比较工整的律偶。
“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
”（谢眺《新亭诸别范零陵云》）如；
“艾叶弥南浦，荷花绕北楼。
”（沈约《休沐寄怀》）等。
从齐梁“四声”、“八病”说盛行之后，再把四声二元化，分为平（平声）、仄（上、去、入声）两大类，既有了平仄的概念，又逐步总结出每句诗的平仄应有变化，每句诗与每句诗之间的平仄也应有变化的“调平仄术”和联结律诗的“粘法”；
同时，又发现每句诗用五、七字比用四、六字更富有音乐美，节奏也更加有变化；
在一首诗中，骈偶句与散体句并用，又能显示出语言的错综美。
就这样，从齐梁时略带格律的“新体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律诗达到了严格精密的阶段，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
这就是标准的律偶。
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
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
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
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
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
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综上所述，汉文学的对偶句式历经了至少两三千年，经由排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对称原则由意义推广到声音方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到盛唐已发展至尽善尽美。
唐代诗人的对仗技巧已炉火炖青。
如果把楹联比喻成孕育在诗文母体中的胎儿，那么此时的胎儿已是完全发育成熟，即将呱呱坠地了。
对联和春联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用混。
特征
季世昌、朱净之先生在《中国楹联学》中曾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
鲜明的民族性，强烈的时代性，严密的格律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鲜明的民族是指楹联极为鲜明地体现着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貌。
强烈的时代性是指楹联象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
严密的格律性是指楹联有自己的独特格律。
高度的概括性是指楹联具有比其它文学形式具有更强、更大的艺术概括力，它往往能以极其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生活内容。
广泛的实用性是指楹联普遍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可谓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种场合，无所不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见。
傅小松的《中国楹联特征论略》则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五个对立统一：
独特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人们普遍认为楹联是中国最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
其独特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主要表现在结构和语言上。
楹联可称之为“二元结构”文体。
一副标准的对联，总是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所组成，前一部分称为“上联”，又叫“出句”、“对头”、“对公”；
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
两部分成双成对。
只有上联或只有下联，只能算是半副对联。
当然，许多对联，特别是书写悬挂的对联，除了上联、下联外，还有横批。
横批在这种是对联中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画龙点睛或与对联互相切合的文字，一般是四个字，也有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或七个字的。
从语言上看，楹联的语言既不是韵文语言，又不是散文语言，而是一种追求对仗和富有音乐性的特殊语言。
楹联这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方式，完全取决于汉语言及其文字的特殊性质。
这种“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使得楹联创作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上迥异于其它文学形式。
同样的客观对象和内容，楹样总是设法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观察和描述事物，并且努力把语言“整形”规范到二元的对称结构之中去。
楹联具有上述的独特性，但是，楹联仍是一种文学形式，具有文学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
它也是一种用语言塑造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
它具有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特点，也具有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
楹联可叙事、可状物、可抒情、可议论。
如悼念死者，可写祭文，可写挽诗，也可写挽联，这说明楹联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形式独特而已。
寄生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所谓寄生性，指楹联本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小而言之，它就是一对骈偶句，因此，它能寄生于各种文体之中。
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那一样中又没有工整的对偶句呢？
但反过来，楹联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它可以兼备其他文体的特征，吸收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尤其是长联和超长联，简直能集中国文体技法之大成。
诸如诗之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之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等等，皆兼收并蓄，熔铸创新。
楹联如词者，如清许太眉题上海嘉定花神庙联：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良辰美景奈何天。
芳草地，我醉欲眠。
楝花风，尔且慢到；
碧懈倾春，黄金买夜，寒食清明都过了。
杜鹃道，不如归去。
流莺说：
少住为佳。
此联实可当作一首清新秀美、温软伤怀的词来读。
楹联如曲者，如清佚名讽某知府联：
见州县则吐气，见藩臬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说几个：
“是！
是！
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贿赠，不觉说一声：
“呵！
呵！
此联的口语化和谐谑意味，颇有曲的味道，刻画封建官僚丑态，维妙维肖。
楹联象散文者，如佚名题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台联：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甚至连经文的独特文风也运用楹联之中，试看佚名题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联：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如前所述，楹联是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一种，理所当然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它以诗、词、曲等前所未有的灵活和完美而体现了中国文字的语言艺术风采。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统一。
王力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一文中说，“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龙虫并雕斋文集》第456页）。
对联讲究对仗与平仄，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的形式美。
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名作《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推是千古名句。
正是这个名句使这首词成为晏殊的代表作，并跻身诗词名篇之一。
这个名句实际上首先是作为对联创作的。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记载；
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饭，谈起
武侯祠对联
他一个上句：
“无可奈何花落去”，恨无下句。
王琪应声对道：
“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大喜，于是把这个绝妙对句写进了《浣溪沙》一词。
杨慎称这个对句“二语工丽，天然奇偶”。
这就是对联的艺术魅力。
楹联的艺术性，可以当代学者白启寰先生一副对联来概括：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它可以书写、雕刻、张贴、悬挂；
可以撰联、赠联、征联、集联；
可以用于金石书画、旅游景点、婚丧喜庆、室内设计、舞台道具、新闻标题、广告宣传、章回小说、文字游戏；
有句话，它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楹联这种实用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统一是其它文学形式和应用文完全没有的。
形成这种奇妙统一的原因在于楹联本身所具有的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特性。
由于楹联是由对仗的上、下联两部分组成，具有外在形式的对称美与和谐美，把它书写镌刻于一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搭构物的正门两侧，就能够产生鲜明的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
其用途遍及三教九流，已成为一种正宗的主要的用于庆贺、吊挽、装饰的社会生活应用文。
也许有人认为，把诗词刻于墙壁碑林，不也同样可以发挥实用功能吗？
不错，但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成两半，以对称形式展列出来，它不能书写于门之两侧。
而“门”，则是一个建筑物的中心，是其黄金段位，好比一个人的脸面。
挂在大门两侧的楹联和刻在墙壁上的诗词，其实用功能的发挥是有天壤之别的。
通俗性和高雅性的统一：
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
试想，还有那一种文学形式，象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
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诚如前所述，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象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
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
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
诗尚典雅蕴藉，如“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只能称之为“打油诗”。
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
而楹联，至若逢年过节，家家写之，户户贴之，实为文学中之最通俗者。
但是，楹联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
楹联固规则简单，形式纯粹，但其对道、联艺，却博大精深，没有止境。
短小隽永者，一语天然，非俗手能为；
长篇巨制者则更是铺锦列绣，千汇万状，如同史诗，非大手笔不能作。
那些优秀的风景名胜联，辉映山川古迹，永放异彩；
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联，传播四海，流芳百世；
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联，慷慨磊落，光耀千秋，岂非大雅乎？
严肃性和游戏性的统一：
一般来说，文学和艺术是严肃的，人们反对游戏文学、游戏语言的那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
但对于楹联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楹联历来被很多人视为笔墨游戏，虽为偏见，但也说明了楹联具游戏性的特点。
由于楹联追求对仗，自然是对得越工稳，越巧妙越好。
这其中既是文学创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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