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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
国外学者关于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
王佳菲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十几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对苏东剧变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在苏东剧变中的作用作出了评价，对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进行了判断。
尽管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作用看法不尽相同，但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则都充满了信心。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前途
【作者简介】王佳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2-0056-07
苏联东欧剧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世纪性的悲剧。
十几年来，国际学术界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及不同视角对苏东剧变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往往把苏东剧变当作我国各个领域工作正面经验的反证去研究。
充分吸取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固然重要，但这种研究范式容易使我们的研究停留在浅层次和表面现象上，并且忽视苏东国家曾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另一方面，多数西方学者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借题发挥，借苏东剧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我们的视听。
因此，有必要了解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文中，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是指国外研究并拥护、传播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各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包括一部分关注苏东问题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左翼学者。
其中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是在哲学领域把某种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作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分析资本主义现状、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依托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为主转变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为主[1]。
考虑到研究重点，本文暂且回避“哪些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仅对学界公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实践家、声明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一部分西方左翼学者们对苏东剧变的有关看法加以梳理。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在苏东剧变中作用的评价，以及对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和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判断，因为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在苏东剧变中作用的评价
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隐藏着危机。
现实社会主义阵营曾相当强大，本可以改变其发展道路，但五六十年代的一切改革都羞羞答答，受到了旧制度的束缚。
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宗派主义、体制弊病都与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2]。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高级研究员萨马尔斯卡娅进一步认为，不仅现实社会主义，而且社会民主主义都落后于时代。
她指出：
崩溃的是那种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
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最适合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
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既向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也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
后工业主义与工业主义不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鼓励垄断和集中倾向。
因此，专横型的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取代它的将是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3]（pp75-89）。
美国学者卡斯特认为，造成改革出现危机以及民族主义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是苏维埃国家体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脚步。
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4]（pp5-6）。
关于对资产阶级的政令式消灭，法共的“超越资本主义”理论在这方面谈得比较多。
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就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破产及与此有关的思想模式的失败的主要教训是，“当人们不是设法通过民主和人民的干预超越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法令‘消灭’资本主义时，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复辟”[5]。
学者卡特琳娜·萨玛丽也分析了这个问题。
她认为：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以劳动者的名义对劳动者的统治。
斯大林下令从物质上消灭资产阶级，宣布消灭私有制和实现计划化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成。
但是，私有制的取消和生产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关系的终结。
新的劳动异化形式不是同资产阶级和市场，而是同国有制与官僚主义制度相联。
政治和社会民主的缺乏，使这种制度丧失了活力和改造自身的结构以求得发展的能力[6]。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演变
德国学者埃克·考普夫认为，在俄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只能由共产党来行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随着这种体制演变为行政官僚机构，民主没有得到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受到消极影响，结构产生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异化变质。
[7]英国学者梅甘·特鲁德尔认为，实质上早期布尔什维克政府与斯大林体制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形式，后者已成为官僚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和方式[8]。
德国学者赫尔茨指出，共产党机构的官僚体制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生活，不允许任何批评和批评性的讨论，产生了冷漠的态度和投机主义，最后导致了列宁主义准则在党的生活中的破灭。
继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道德”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了。
贪污腐败和经济领域的犯罪还不是社会主义覆灭的主要原因，经济的不景气和向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妥协才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9]。
3·苏东模式的问题和弊端是否成为剧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剧变是由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
美国学者莱斯利·霍姆斯认为，苏联前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基本上适合了它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因这种体制和意识形态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而没有走向后现代阶段的能力，致使六七十年代以后直到解体之前，苏联在实现由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向现代性（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为标志）国家转型过程中，其原来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或者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是愈来愈僵化和保守，所以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并最终无法解决，从而导致了它的崩溃[10]。
久加诺夫、利加乔夫、卢基扬诺夫等人认为，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但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以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则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问题，认为尽管斯大林时代的苏共犯过很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的根源应追溯到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破坏，及80年代戈尔巴乔夫等对列宁和十月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11]（p83）。
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科伦泰认为，苏维埃制度一方面为俄罗斯的发展做了不少事情，如使它变成了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使居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等；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又都是在极权强制下实现的。
“为了取得这些进步，俄罗斯在经济、社会、人道和精神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一代价不仅表现于千百万人的生活重创和伤残以及无尽无休的苦难，而且给社会留下许多深刻的烙印。
所有这些突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条：
（1）对西方生活方式中有吸引力的方面的大力宣传，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心理上的变化，过去那种认为苏维埃制度下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的看法烟消云散了。
苏维埃制度的两大支柱——党和国家机器成为批评的焦点。
许多此前在地下进行的活动迅速浮出地面，成为完结改革前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2）在新的条件下，多元主义和分权的观念得到接受，许多过去有名无实的机构获得了某种活力，开始独立自主地运行。
结果是新的政府机关的相互关系、职能划分，以及在日常工作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出现大量问题。
这破坏着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和它的政治作用。
（3）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
它们所起的重大作用是绕过计划经济的程序，避开中央行政管理机关的控制，使经济结构和调节机制产生了新的特征。
（4）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成长。
苏共领导班子开始没有给予及时注意，后来提出过各种解决办法，但都为时已晚”[12]。
美国政治学家卡明斯基用波兰的经济情况说明，国家共产主义模式没能成功地找到能够代替市场机制、法律制度和调节效率的机构性形式（Institutionalform），对经济干预得过多，使经济陷入一种封闭的恶性循环；而波兰所需要的是营造一个能够鼓励竞争、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环境。
这并非共产主义的过错，而是由于没有设计出一种合理的经济体系结构。
[13]
二、对苏联东欧剧变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判断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把苏联东欧政局的突变看成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同时也认为，苏东剧变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1·学术界的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指出，从苏东剧变中得出社会主义观念已经破产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14]美国学者保罗也认为，苏东剧变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为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斯大林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被变形，这在一个极权的官僚体制国家中发展到顶点。
马克思理论的灵活性、人道主义和对自由的关注不复存在，反而代之以僵化、形式化、教条化的体制[15]。
美国尼亚加拉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国家，却没有很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是一整套包括产品和劳务社会生产在内的综合性的体系，最终决定一切社会、政治以至思想领域的关系。
但是苏联采用的生产方式——运用中央计划、集体农庄、国有制和生产分配集权管理，却造就了大多数人的贫困和少数特权阶层的富裕，形成官僚体制。
这样的体制导致经济的失败，不能人尽其才，选拔人才的标准是温顺、服从、意识形态正确无误，而不是一个人的才能。
体制的疾瘤不断增长最终断送了这一体制本身[16]。
英国学者蒙蒂·约翰斯通认为，把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两者有很大差异。
他指出，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已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这一提法至少忽略了以下因素：
其一，正是依靠若干有利的历史条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才极大地维持住了自身的经济优势；其二，在所谓“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资本主义强国在一定程度上被迫作出让步，其部分目的是要抵消来自东方的政治挑战；其三，资本主义固有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环境；其四，在前苏联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当今人们看到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灾难性下降。
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而是苏联采取的种种政策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17]。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德赛认为，“苏联垮台”和“资本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八十多年了还继续存在”这样两件事，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作出回答。
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有希望去解释清楚这两件事，并且只有回到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完，因此，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在旧的生产方式胎胞里出现，而是老的生产方式的重新焕发活力[18]。
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邦德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保持着持久的活力，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消亡中，因为“社会主义确实代表对资本主义的唯一合理合人道的另一种选择”[19]。
法国学者迈克尔·勒维坚称，垂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死亡中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
虽然没有近期可以乐观的理由，但社会主义仍然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20]。
2·各国共产党的声明
各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声明和实际行动捍卫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力量发展的典型代表。
1992年1月，印共（马）十四大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指出，苏东剧变“使世界力量发生了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化”，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遭受的倒退不会持久”。
1995年的印共（马）十五大、1998年的十六大、2002年的十七大都重申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仍是党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遭受的挫折不会持久，社会主义仍有光明的前途。
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在经受着苏东剧变对它们产生的严重冲击的同时，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坚决摒弃过去脱离本国实际，一味抄袭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例如在1990年3月，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阿根廷等五国共产党召开会议，对过去抄袭苏联经验的教条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强调今后要采取“明确的独立立场”，根据各国的特点、需要和历史传统，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
1992年和1993年，拉美二十多个共产党先后两次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建党经验讨论会，对过去由于追随苏共而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强调各国共产党应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21]。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于1996年10月6日更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在1990年底共产党自动解散后，又有了新的共产党。
新澳共对苏东实践和剧变的看法是：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大量失业，为所有人提供了发达的全面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健康设施；以极低的租金来提供住房；文化得到了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同时，它们面临许多困难，也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得到充分贯彻，社会生活和经济停滞不前。
然而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
共产党已经从中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人民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由和安全、独立而不断斗争的过程。
我们坚信这些伟大的目标只有在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免除大私有企业剥削的社会中才能实现。
”[22]
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苏东剧变研究状况的反思
苏联东欧剧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主要包含相互联系的三层含义：
一是从联盟和国家形式上，苏联解体——作为统一联盟国家的苏联的彻底分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终结；二是从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地位角度，东欧地区各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政权毁于旦夕，苏共丧权亡党；三是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这一事件演变的过程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苏东国家在思想路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偏离，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结果。
在英文文献中通常使用collapse一词来表示“剧变”的含义，既可以表示中性的“崩溃”、“失败”、“解体”含义，也被一些学者用作表示贬义的“破产”、“溃败”词义。
关于苏东演变的原因和教训始终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十几年来研究中的争论和分歧从来不曾尘埃落定。
人们出于各种目的，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不断地解读着那场社会剧变，并试图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佐证来——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和复杂的过渡演变过程也往往能够“提供”给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那些侧影或片段。
因此，随着研究的广度和视角不断扩展，问题似乎反而更难说清楚。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基本取得共识的一点是，苏东剧变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长期以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
例如，乌克兰学者克留奇科夫从12个方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23]。
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作出评价，寻找剧变的历史根源；二是强调1985年以后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矛盾，改变了社会性质，是剧变的直接原因；三是从西方和平演变、东西方竞赛、德国统一等因素说明苏东演变的外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原因，试图确定历史责任的承担者；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深层次原因的挖掘，其研究方法和领域也不断拓展和丰富。
研究的结论尽管五花八门，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这不仅涉及到对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和核心教训认识的分歧——是苏联在1985年前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必然失败，还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才导致苏联这一超级航母折戟沉沙。
而且，它还关系到中国在以苏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时，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凡苏联过去做过的事都反对，以逆苏联的做法作为行为准则。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密切关注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功过大小，对苏东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确与否等问题上，看法存在较大的分歧。
这固然是由于苏联在实践当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渊源来看，也与他们大半个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从不同的方向进行发展有关；另外，从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关系看，也与苏共在前苏联时期对兄弟共产党的强硬政策有关。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把苏联东欧政局的突变看成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认为剧变只是苏联模式在苏东的失败，是人民群众抛弃了一种变化了的、不合格的、搀了假的社会主义，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更不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终结。
我们认为，从实践中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确不够完善，尤其是过于僵化、保守、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当时已日益成为苏联走向进一步现代化的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并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从结果上看，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没有能够继续实践下去，是失败的，但是，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完全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改革逐步消除的，并非必然导致苏联的灭亡，不是注定要失败的。
剧变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意识形态、政党性质、社会性质等方面，都逐渐疏远了马克思主义转而向西方靠拢之后，社会主义苏联是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的。
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要以事实为基础，既要认识它的弊端，也要客观地肯定它的功绩和作用。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反思，而且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指出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和工人阶级，抛弃马克思主义搞改革，引起了人们思想混乱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最为可贵的是，苏东剧变如大浪淘沙，在这场巨浪过后，那些能够经受住考验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团结，更加成熟，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对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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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登学）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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