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9杭州天堂重返自行车时代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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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车时，需要再刷POS机，以返还押金。
而升级后POS机内置在自行车架上，无论还车取车，都只要在车架上刷卡。
另外，针对市民投诉，自行车公司延长了服务时间，设置多个24小时服务点，甚至投放了带小孩座椅的自行车。
为了解决早高峰租车还车难的问题，他们甚至在每个服务点设置了视频监控，在总部不停查看流量，进行及时调节。
细节的完善刺激了人们的兴趣，突飞猛进的结果是，杭州2009年国庆前已设置1600个租赁点、4万辆自行车车，单日使用人次已突破15万。
坐困堵车囚笼的车主们，很快观察到了免费自行车的好处。
在上下班高峰时，“看着大家憋在汽车里、半天动弹不了，而我骑着单车，在林荫道上，吹着口哨一路向前。
”一名本土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免费租用或是公共自行车广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
只要使用在一小时内，无需付费，“有时快到时了，使用者会到就近的服务点先还车，再租车，以延长免费时间。
更意外的收获是，“运行近一年来很少发生偷盗现象，人为的微小损害比例为千分之五。
”章福民说。
这或得益于一开始就设置的先进防盗设施和视频监控，“我们在考察巴黎自行车系统时，就发现他们的破损率和失窃率极高，所以一开始就加强这方面的防范。
”比如设计人员将自行车的颜色定为大红色和橙红色，“就是为了和普通自行车区明晰分开”。
另外严格的信用管理机制，也是促成公共自行车畅通推行的的重要保障。
公共自行车的管理制度规定，对凡违背信用、长期占用公共自行车的，除按规定计费结算外，另收取每天10元的损失赔偿，并报公安机关备案。
该租车者及IC卡也将被列入信用黑名单，终身取消租用公共自行车资格。
■资料链接
公共自行车的国际经验
公共自行车系统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目前在不同国家和城市已经形成了多种运作模式。
在丹麦哥本哈根，任何人塞上20克郎硬币便可打开公共自行车，用完后退还硬币；
在英国伦敦，用户通过发送短信获得自行车开锁密码和上锁密码。
而法国巴黎建立在会员制基础上的公私合作模式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
2007年7月，法国德高集团（这是一家顶尖的国际性户外媒体公司）在巴黎率先推出了“单车自由骑”服务，作为回报，公司被允许在自行车车身以及城市的一些选定地区做广告。
目前巴黎及周边地区已拥有近1500个停靠站和2万多辆自行车。
用户可以花29欧元注册购买年卡，也可以在自助机上购买短期租车卡，租车的前半小时免费，以后费用按时间递增。
停车点的自助机能显示八国语言（包括中文），不仅提供使用说明和租车服务，还能进行用户充值。
自助机系统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
用户也可以在任何停车点还车。
如果停车点已经放满，用户只要重新刷一下租车卡就能增加15分钟的免费时间，以寻找另外的停车点。
当然，巴黎的这项服务推出以来还是遭受了盗窃和损毁的困扰，至今年2月，累计丢失自行车7800多辆，被损毁近1.2万辆。
（实习生袁仲伟）谁的救命稻草？
如今，数据统计表明，杭州公共自行车使用者90％以上是市民或长期在杭州的外来务工者，而中外游客不到10％。
相较于最初只是为了规范景区服务设施的初衷，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主政者发现，借此试验，让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无缝对接，竟是缓解城市交通积弊的密钥。
和中国太多的大城市一样，杭州在过去十年房地产和私家车双重无限制的增长后，城市交通，几乎陷入寸步难行的困境。
截至2009年9月底，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50万辆，平均每5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
更可怕是，这组飞速膨胀的数字，依然以每月数千辆的速度激增。
“杭州的‘行路难’、‘停车难’问题，丝毫不亚于北京和上海。
”杭州市交通局一位人士说。
为解决交通拥堵，杭州也是靡计不施，路越建越多，越铺越复杂，从“三口五路”，到“一纵三横”，到“五纵六路”，再到“两绕三纵五横”，所费以千亿计。
陆地不够，杭州还一度把目光投向四通八达的水域，重新疏浚水系，推出“水上巴士”。
配套的管制措施也不断推陈出新：
在几大主干道大面积实行单行；
在高架道路的主要道路上设置诱导系统；
在有条件的路口设置左转弯待转区；
在全国率先推出直行待驶区。
但这些硬件或软件上的改良，在每年以超过5万辆速度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前，犹如杯水车薪。
2006年，陷入绝境的杭州一度试图调研征收“拥堵费”，引来骂声一片。
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可能成为真正救命稻草的，竟是被都市化改造抛弃多年的有碍观瞻的自行车。
此前，为改善城市形象，当地官员曾大规模地淘汰人力三轮、摩托车等“四小车”，而每一次的道路的翻新，“增加的都是机动车道，为机动车让路的自行车们一度被挤到了人行道上”。
但现在，在建成后基本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两绕三纵五横”路网上，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正要求重新考虑自行车的通行问题——“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可以两者兼有，实在不行，必须保证有自行车道。
”王还提出，甚至高架桥上，也考虑建自行车专用道，“否则公共自行车骑过江很麻烦。
章福民说，按照杭州市的规划，公共自行车此后将“像普及电话一样”，遍地开花，在缓解城市交通的现实需要之后，绿色出行的意外深意也被发掘，章福民出示的统计数据显示，公共自行车出行在杭州公共交通总量中的份额已接近4％，其节能减排的作用不容小觑。
边免费，边生意
“我们没有世界第一，但这个可以算是我们的世界第一。
”章福民引用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俏皮话说。
2008年以来，武汉、海南、宁波、苏州、上海等地官方陆续来杭考察咨询该项目。
而无锡江阴、海岛小城舟山，则已直接要求杭州提供全套的自行车系统，直接复制到当地。
“我们有很多专利技术。
为此设置了一个公共自行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对外输出这些技术。
”这显然是一桩很不错的生意，但公共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陶雪军说，杭州的成功或许不能简单复制。
公共自行车服务首先要有充分的财政支持，在杭州，每月二三十万元租金收入相对于每月约150万元的车辆维修、折旧、人员工资等各种开支而言，无异杯水车薪。
正基于此，实验初期，政府一度在“招标经营、政府主导或是公交企业经营”的多种思路中摇摆，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
“最早的时候，国内曾有一家广告公司提出要承包经营，但市里最终否决了。
”章福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考察过巴黎，巴黎的自行车运行就是由法国的一家广告公司经营。
结果他们在投入前期费用后，就只顾着收费。
对自行车的维护更新积极性不高，巴黎自行车破损率很高。
而长期大规模的投入显然不是一家公司所能接受的。
章举例说，现在他们几乎每年都需要近8000万的运转费用，而所有的资金都是公司自筹。
但作为政府主导的事业，杭州正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无息贷款。
而这或许只有杭州这样的财税大市才能承担。
如何才能将免费永续下去，公营事业也需要提高经济效益，章福民说，他们正努力达到经营上的收支平衡。
钱究竟从哪里来？
章福民的算盘是开发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资源。
通过各服务点的服务亭和广告牌的开发出租以及自行车车身广告，都能获得一定收益。
随着服务点不断增多，可利用的资源将不断丰富，长远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收支相抵。
公共自行车公司似乎是乐观的。
10月16日，公共自行车的广告位首次大规模拍卖，起拍定价就在1000万高位。
章福民认为“这样的定价是合理的。
5万辆自行车、1000万元的广告位，每辆车一年才200元，而人流量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也许大家未必看到这市场潜力，但我们对前途保持乐观。
先掐头，再去尾，长江鱼儿哪里游？
——小南海水电站最后一搏
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发自北京2009-10-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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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来源:
一边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一边是环保人士、专家执著地捍卫，小南海水电站的命运将在11月迎来最后一搏。
小南海水电站位于长江流域惟一的国家级鱼类自然保护区，如果它建成，这个充当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最后庇护所的保护区，继2005年“掐头”以后，再次遭遇“去尾”，将名存实亡。
农业部已放行？
“这意味着，小南海水电站只剩下环保部这最后一关了。
最近几天，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再次对小南海水电站的命运忧心起来，相识多年的好友曹文宣院士带来了一个令他沮丧的消息：
10月中旬，主管渔业的农业部已经打算对小南海水电站放行。
按照惯例，如果要上马小南海水电站，首先要对其坐落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称“保护区”）作出调整，而对这个调整的落槌将取决于11月份环保部召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年会。
在翁立达看来，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
2009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三次批示直接催生了金沙江流域的“环评风暴”，华能、华电下属的两个水电站因未经环评即违规建设而被紧急叫停。
翁立达曾乐观地解读为：
小南海不会被通过了。
事实上，这几个月间，推动小南海水电站尽快上马的努力一刻也没停歇。
力促此工程上马的重庆市政府，甚至已按照11月保护区调整报告上报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作为目标，倒计时安排了从6月至11月的工作计划表。
按照这个时间表，8月31日农业部就已经向环保部提出自然保护区的调整申请了。
为了保证顺利通过11月环保部的评审关，重庆市发改委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市主要领导出面请环保部主要领导支持保护区调整意见”的要求。
日前，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亦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小南海水电站尚处于前期工作阶段，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10月28日晚，六家环保组织已经给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吁请每一位专家慎重对待，坚守学术良心，投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票。
”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还建议公开专家们的姓名，以接受社会监督。
小南海水电站的前景已经到了最后一搏的前夜。
“连论证程序都不应该进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更名一定要慎重，这次调整后就不要再动了。
在翁立达看来，围绕着小南海水电站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完全不能理解”。
他原以为，2005年长江鱼类保护区调整的一幕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连论证程序都不应该进入”。
2005年4月，为了给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让路，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四川省提交的《关于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的请示》，将其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次保护区调整实质就是为了给溪洛渡、向家坝两个水电站让路。
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而高161米的向家坝大坝恰恰位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高278米的溪洛渡大坝则距保护区核心区上游边界不过两公里，两座水电站建成后几乎首尾相接，直接导致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保护区的核心区成为库区。
长江上第一次出现了“（保护）区（水电）站矛盾”。
此次“区站矛盾”最终以保护区让步而收场，投资超过400亿元的溪洛渡水电站，建成后将是我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第二大水电工程。
而长江流域唯一的国家级鱼类自然保护区自此陷入被挤压的境地。
2005年的此次调整，被称为“掐掉了保护区的头”。
国家领导人对此曾有过批示：
一直以来，翁立达之所以对小南海不能上马的前景保持乐观，还因为这其中还有着鲜为人知的隐情。
2005年的保护区调整中，业主三峡总公司曾有过承诺，将放弃开发包括从向家坝与三峡之间、包括小南海在内的三座水电站开发。
佐证这一细节的是，小南海最初的业主单位并不是三峡总公司，而是大唐电力，但是2006年三峡总公司重新获得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发权，其内部一直有着被迫参与小南海水电开发的说法。
从溪洛渡到葛洲坝，这之间的几个水电站都是三峡总公司开发的，其间插一个小南海是大唐电力的，在极其讲究整体调度的水电项目中，这样的布局对三峡公司来说是颇为不利的。
但显然翁立达过于乐观了，2007年启动重新修编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初稿中，小南海水电站依然在列，此时距2005年保护区调整仅两年。
“这是另一个不祥信号。
”他说。
不能回头的地方诉求
重庆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一号工程的心情表示理解，但“走错了路子”。
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发依据是1990年作出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其中提到：
长江干流三峡之上、向家坝之下，应当修建小南海、朱杨溪、石硼等大型电站。
彼时尚无鱼类保护区一说。
重庆市政府亦声称自己从未放弃过小南海水电站，多年来，历经几届政府，都对小南海工程不遗余力，而最近的一年多来，小南海水电站在朝着“取得突破”的目标大力推进，“势在必得”。
2009年2月和5月，农业部两次组织专家组对重庆市的小南海水电站《影响对策专题研究》进行论证，这两次论证，在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保护项目经理郭乔羽看来，是“形式急转直下”的标志，“讨论更多的是怎么调整，而不是该不该调整保护区的问题”。
专家组组长由院士曹文宣担任，作为国内鱼类保护最权威的专家，正是在他的主导下，才完成了2005年对保护区的那次调整。
此役调整，曹文宣的态度一直很明确。
一次，重庆市请长江委一领导做他工作，曹直言不讳地反问：
长江委搞健康长江到底是真搞还是假搞？
在翁立达看来，小南海一旦上马，保护区继2005年被“掐头”以后，将再次遭遇“去尾”，这将使得保护区从最初的长达四百公里减少到两百多公里，保护区将名存实亡。
“从向家坝到三峡水库库尾300多公里的保护区干流江段，以及赤水河与岷江下游段等支流，是40多种长江珍稀、特有鱼类最主要和最后的庇护所，而小南海江段是它们完成其生命历程的必要生态通道。
”曹文宣说。
给出同样专业意见的还有南京环科院的一份报告：
小南海和其他梯级电站开发的累积效应将对特有鱼类造成毁灭性影响。
现在，翁立达对小南海的前景表示了悲观：
少数专家的意见似乎已很难挽回局面。
2008年6月，小南海水电站预可行性报告及前期确定的重大专题已经编制完成，“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重庆市政府已经向农业部提交了专题报告。
“突破小南海水电工程前期工作”被列为2009年年初确定的重庆市政府主要工作之一。
4月初，中国招标采购信息网、中国建设招标网已经代业主三峡总公司就小南海工程发出了众多设备的招标采购信息。
这个总投资达330亿元的水电项目，将是重庆市历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重庆市政府在相关的文件中对小南海水电站的意义有着充分的阐述：
发电、通航、拦沙、灌溉、滞洪错峰。
沿着长江流域的水电开发图，可以体会重庆市对于水电的渴望。
上游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4个大型水电站属于四川省，下游的三峡、葛洲坝水电站属于湖北省，重庆市守着长江，却没有一座水电站，2006年百年不遇旱灾、2007年百年不遇洪灾、2008年席卷南方数省的冰雪凝冻灾害，都使得重庆市在电力调配方面捉襟见肘。
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重庆一定要上小南海工程跟它为三峡工程承受很大的代价、发展受到限制也有关系，这里有不得已的因素，三峡公司应该对重庆加大补偿的力度。
“但补偿不能在建立在进一步侵害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珍稀物种不应该成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作为一个静态投资高达239亿元的一号工程，它对重庆市经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在短期内是立竿见影的，翁立达对重庆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一号工程的心情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走错了路子”。
负面的示范效应？
“今天可以为重庆改保护区，明天贵州、云南、四川也提出来改，怎么办？
20年来，为了水电开发的需要，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退到小南海，如今小南海又要建坝，“这无异于把珍惜特有鱼类赶上树”。
翁立达的担忧不仅是针对长江流域唯一的鱼类自然保护区本身，还在于，一旦此次保护区调整得逞，将会造成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今天可以为重庆改保护区，明天贵州、云南、四川也提出来改，怎么办？
六家国内环保组织在给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指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慎重决定的，而今上一个水电项目，就调一次保护区，不但在科学上是不严肃的，也有损于政府的信誉和国家法律的尊严。
在郭乔羽看来，这是更为严肃的问题，“刚刚这几年的生态保护提得高一些，这次调整又会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言犹在耳，隐忧已现。
马军注意到了云南省环保局关于金沙江梨园电站的最新消息，该电站的环评报告简本显示：
梨园水库将部分淹没玉龙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让马军感到遗憾的是，这份环评报告已经过了环评公示期。
有机食品认证泥沙俱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赵一海发自上海2009-10-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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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有机食品销售公司抽检代理的产品，两年内共发现两百多个已获得认证的有机产品不合格。
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期仅为一年，但环顾市场，鲜见主动标识认证的有效期。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有机标识，作为消费者，你可分得清？
图/梁伟驰
有机食品的认证标准是食品行业中最高的 图/李伯根
贴上一枚方寸大小的“有机产品”标识，作为消费者，你可能要为这样的产品多支付数倍的价格，因为它意味着更安全，更健康。
绿色和平组织一份针对北京地区消费者的调研报告显示，即便价格昂贵，80％的消费者仍表示今后愿意购买有机食品。
显然，“有机”已近乎健康安全的代名词。
然而，“我们几次欲联系记者，准备以内参形式将有机认证市场混乱的情况呈告中央高层。
”中绿华夏有机认证中心副主任郭春敏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
该中心直属农业部管辖，是第一家具有有机认证资质的机构。
一位业内人士亦不无忧虑，哪怕80％的认证机构遵守规则，20％的混乱也将击垮正在起步中的有机产业。
这方寸的标识背后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百分百通过”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组数据令人惊心。
专营有机食品销售的上海同脉公司自2007年6月至今两年内，仅在其代理的有机食品中，抽检就发现两百多个已获得认证的有机产品不合格。
实际上，像同脉公司这样“多此一举地对有机食品作详细检测的营销商少之又少”。
大部分经销商讳言有机认证的问题，虽然“哪家认证机构黑，已成行业内秘密，只是不为外人知晓而已”。
一般而言，一家生产企业要拿到产品的有机认证，往往先得经历咨询阶段——所谓咨询，即通过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达标。
在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网页搜寻，几乎所有咨询机构皆声称能提供有机产品认证服务，甚至有咨询机构打出“百分之百承诺通过，次年审核期提供免费协助”。
至于认证费用，也是不一而足，有说市场价12万元，有说会员价仅需6万元的，而多数认证机构的认证费用不超过两万。
公开承诺包过者比比皆是。
南方周末记者以一香菇厂商负责人的身份与河南某咨询机构联系，在简单交代企业情况之后，遂切入正题。
对方开列三家认证机构供选择，当记者表达“但求通过”时，该咨询人员当即圈定某机构，“就这家，我们与审核员相熟多年，没问题”。
而即便言辞谨慎的咨询机构，要求派审核员实地查看生产基地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透出底线：
“只要达到无公害要求，就能够保证通过”。
其实“无公害只是对于有机食品的基础性要求”。
在国家认监委认可的咨询机构目录上，业务范围包括有机认证咨询的机构寥寥无几，这意味着市面上的诸多有机咨询幌子的机构，其实并不具备合法资质，“他们更多是充当替认证机构的中介”。
一位业内人士称。
这些所谓的咨询机构与认证机构相互依傍的关系，在记者暗访中也初露端倪。
在获知记者的认证需求后，某咨询机构人员遂告知稍后有专业人员负责联系——挂断电话之后数分钟，便有一声称权威认证机构人员来电。
在记者提出“为何联系者是咨询机构，接待者却是认证机构”的疑问时，对方稍作安抚，并保证“我们会做好利益切分”。
一次认证，终身使用？
倾心于有机食品的消费者还可能注意到，许多有机食品的外包装上往往分列两个标志——一个为统一的国家标识，另一个则为认证机构标识——而认证机构标识往往各有差异，给消费者带来认知障碍。
“这绝非本意，只是为了突出机构的权威性。
”南京国环认证中心一工作人员坦言。
有机食品进入中国，始于国家环保总局的推动，最初的认证资质由国家环保总局名下的“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认可委员会”负责。
后来因为市场前景可观，各家不同背景的认证机构汹涌而起——“最多的时候达到30家”，而目前共有认证机构27家，除去5家合资或者外资机构，其他22家皆为中资。
这27家规模不等、背景不一的认证机构的存在，已被业内人士称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只要他们敲了章，国家统一的有机标识的使用权就发放至企业了。
不得已，一些相对有实力的认证机构才选择添加自家机构标识，“这实际上是在国家标识使用混乱的大背景下的自救手段”。
虽然国家对有机食品有统一的规范，但实际各家机构并没有完全统一，以蜂胶胶囊为例，中绿华夏已拒绝认定该类产品为有机产品，“蜂胶可以有机，但是囊衣难以确保有机”，但记者征询其他多家认证机构，依旧可以通过认证。
按照国际范例，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期仅为一年，到期之后必须进行保持认证，否则不得继续使用认证标识。
但环顾市场，鲜见主动将标识有效期标注于产品外包装的企业。
甚至出现认证标识仍在沿用，但认证机构却早已被国家认监委撤销。
这就是所谓的“一次认证，终身使用”的业内潜规则。
有机食品的严苛标准还在于，认证机构往往要求生产者严格按照核定的产品数量销售，超量销售将受到处罚。
而实际的情形是，认政机构或无力或无心去实地监管，任由企业自印标识，任意使用。
小认证背后的政绩文章
有机认证混乱的背后，甚至渗透进了行政的力量。
尽管“国家层面尚无对有机农业提供任何专门补助或支持”，中国－欧盟世界贸易项目《中国有机农业——现状与挑战》调研报告中称，“但是各省份在生态省建设的行政指令之下，也对有机农业进行不同程度的扶持”。
地方政府鼓励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认证，给出的激励手段或补贴或奖励，“多在5万元左右，这足够收回企业为之付出的认证成本。
”有机农业专家席运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浙江金华农业局一官员亦称，“一些地方政府推动辖下企业不择手段获取有机认证，背后目的不乏借此争取国家相关的补贴”。
一则可堪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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