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朝定鼎中原的第一功臣多尔衮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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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山海关明总兵吴三桂的投靠,更是天降良机,多尔衮立即调遣兵马,奔赴山海关,迈出了进军中原的第一步。
（二）山海关大战
清顺治元年（1644）四月,当多尔衮率十多万八旗军队离开沈阳,抵达翁后（今锦州附近）,逼近宁远（今兴城市）,正商议如何对付明平西伯、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军事力量时,突然接到当时正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派亲信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送来的投降书。
阅书后,多尔衮方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崇祯帝上吊、明朝已经灭亡的消息,顿时显得格外高兴,认为这无疑是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
因此即答书吴三桂曰:
“我国欲与明修好……今则不然,惟平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
予闻流贼攻陷京师,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
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
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
”转而,将出师伐明改称代明伐罪,替崇祯帝报仇,继续向西前进。
十四日,清军进驻连山（今锦西市）,吴三桂请速进兵;
清军依言,连夜移师宁远,抵沙河（今绥中附近）;
十五日,距山海关十里,清军按兵不前,以观形势。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率军至山海关外与唐通率领的起义军交战。
因未料到清军突袭,加之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在失败后迅速撤离战场。
二十二日,清军顺利抵达山海关,吴三桂开门迎接,清军遂从南门、北门、关中门入，进城后多尔衮登高远望,见起义军自北山横亘到海列阵,千军万马,声势浩大。
于是,急召诸王、贝勒、公、固山额真及护军统领开会商议对策,多尔衮说:
“敌众我寡,不可轻击,不可躁进。
吾观敌阵,虽排列有序,但首尾不相顾,我军如向海对敌阵尾,依次列阵,待其衰而击之,必能胜。
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
当日,山海关大战拉开帷幕:
吴三桂倚仗清军撑腰,首先率军拼死冲杀,遭起义军迎头痛击。
战不多时,吴军便被团团围住,吴三桂也成为瓮中之鳖。
在这关键时刻,清兵突然从起义军背后蜂涌而出,锐不可挡。
吴军见援兵杀来,便对起义军发起反击。
在清吴两军内外夹击之下,起义军将士伤亡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重伤,李自成不得已下令收兵,且战且退，清吴两军紧追不舍,直至四十多里才鸣金收兵。
此役以起义军失败,清军俘获明晋王朱审煊及驮马、缎匹无数的胜利而结束。
从此,清军打开了进入关内的通道,为清朝定鼎中原奠定了基础。
（三）迁都北京,统一全国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
当时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反对迁都北京,言于多尔衮曰“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
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海山,可无后患。
”多尔衮不同意这种胸无大志,专事屠戮的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他认为“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同时由于清军入关速度较快,从盛京到北京路上,因“新经兵火,四野赤地,漕运不通”,“而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迁徙之际,上下之所仰赖者只是积年陈腐之米而已。
”官兵人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迁往北京,“多有怨苦者。
”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京城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赤孩。
”多尔衮对京城内外的这些谣传,坚定表示:
“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
”又说:
“尔曹试思,今上携将士家属不下数万,与之俱来者何故?
当安燕京军民也。
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
为统一天下也。
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
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
多尔衮表示要不惜排除一切困难迁都北京,以表其统一中国的决心。
顺治元年五月初,清军至通州,多尔衮命阿济格经略江南,多铎率军追击起义军。
与此同时,他率领众官进入北京,原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
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
多尔衮下令随征清军入城,勿入民宅,故民安如初,清军很快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九月,顺治帝在济尔哈朗的护送下由沈阳来到北京。
十月初一,顺治在北京定鼎登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清晨,在诸王及文武百官的护卫下,顺治亲至天坛宣读告天礼文,正式宣告清王朝对全国统治的开始。
定都北京后,多尔衮命令清军紧追农民军，“时自成已为豫亲王多铎所败,弃西安据商州。
上命多铎转趋江南,而命阿济格追剿流贼。
”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直趋山东,平定地方土寇。
“顺治元年是冬,命征山东土寇,则定济宁……土寇平。
”至此,北中国疆域大部括入大清版图。
多铎跨越江、淮,席卷江、浙、闽等地区,多尔衮再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衍禧郡王罗洛辉、贝勒尼堪等西征”深入大西南,全歼张献忠起义军主力。
顺治五年（1649）九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两军大获全胜。
至此,南中国大部分地区也逐渐归入大清版图。
从顺治元年至七年（1644-1651）前后,多尔衮以凌厉的军事进攻,占领了大体相当于大明帝国疆土的广袤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新兴大清帝国,完成了大清一统基业。
对此顺治帝亦作出相应反映,加封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命礼部建碑纪绩。
幼帝福临完成了祖、父两代人的帝国梦想,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第一功臣当属多尔衮。
二
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清贵族迁都燕京，就是要建立长久统治，“帝王君临天下，莫不欲国祚长久，传之无穷”。
作为摄政王，多尔衮清楚:
在烽火未息、百业待兴的草创时代，要想建立稳固的统治必须靠文治,即制定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措施来巩固初定中原的清政权，所以他采纳了范文程提出的文治方略，并结合清军入关后的实际情况,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
（一）安抚官民,稳定社会
多尔衮入关后,谕明内外官员等。
“各衙官员,俱照录用……仍以原官录用。
兵丁愿从军或愿归者,许该管官送至兵部,分别留遣。
”清兵入燕京后,立即谕礼部:
“战乱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无生计,及乞丐街市者,着一一察出,给予钱粮恩养。
”他深知战乱之后,人民罹难,心怀惊恐,只有尽快使百姓各事其业,有安定的生活,整个社会秩序才能进一步稳定。
多尔衮一再申明清兵入关,是为救百姓于水火,为雪明臣亡国之耻,大清国能“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
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
亲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
耕市不惊,秋毫无忧。
”鉴于故明覆亡教训,多尔衮一直把安民工作视为重点。
严煞地方刁民无事生非,相互告讦,陷民于罪,制造混乱的刁竞之风。
经过坚持不懈努力,“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返乡里,发迎降。
遂以捷音驰奏。
”多尔衮的安民之策,对稳定后方,保证军事上的胜利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整饬吏治,严肃政纪
清兵刚入关,传谕明官民书中就表明:
“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
”同时对所用的旧明官吏也明确表示:
“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
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
”多尔衮深深认识到,吏治清明,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证之一。
吏治不清,则天下难宁。
他总结前明之所以灭亡的重要教训时说: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
……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
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
”要求吏治清明,不仅是对所录用的明旧臣如此,对满族诸王群臣,也是同样要求。
他曾传谕满族亲王、贝勒及权贵们说:
“今荷天佑,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
勿得苟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
多尔衮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
不管是封疆大员还是州县小吏,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多尔衮都严惩不贷。
如吏部有四名书办小吏,有“赃私数万”，多尔衮闻讯大怒,立刻发下旨意:
“朱国栋、白元灿著刑部拿了,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
”地方高级官员、福建巡按周世科,其法“以大门扇将人手足展开,钉于其上;
又竖木头于地,将人从后股串入,旋转如磨,谓穿心磨;
又赤剥其人,以火炬烧其阴,日日如是。
周世科开妄告之令,无赖之人辄肆志于乡绅大室。
前松江府知府陈享被人告责十五板。
前户部主事林宏衍锁链到官。
前处州府知府郑奎光,锁拿到官,馈送银八百两,免罪”，结果激起福建民变。
多尔衮得知后批示道:
“周世科著革职,并在内有名人犯,族督抚按拿究质对,确审拟罪具奏,敕印着即进徼。
”不久,周世科等五名贪官污吏在福州被就地斩首,平息了闽省的仇怨。
府、州、县一级,例如河南南阳府泌阳知县傅和羹、南召知县姜曰敬、邓州知州马迪吉等,分别在征收田赋时加收耗银,揣入自己腰包,违反了多尔衮“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料加罚,巧取于民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的规定,受到板责革职、站徒三年的处分。
清军入关之初,多尔衮多次发布令旨,严禁各级官吏为非作歹。
顺治元年十月登基诏书中规定:
“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宫,并书、吏、班、皂、通事、拔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
”此后,多尔衮又在颁布平定江南诏书、平定浙东、福建诏书、平定广东恩诏时,重申福临登基诏书中有关吏治的内容。
一些官吏害怕在考核时被人弹劾,对下属也督察较严。
如直隶大名府滑县主簿钟睿,到任时用地方三两白银为自己修缮房屋,备办家具,被上司定为革职、责二十板,赃照追。
后被多尔衮裁为革职免赎。
多尔衮特别重视对官吏“才、守、政、年”的考核,除了把考核作为定制外还多次以皇帝名义下诏书,要求整顿官制,严格监督、考核。
其中最著名的是顺治四年二月乙酉对天下朝觐官员颁布的诏谕:
“明季积弊难除,颓风犹煽。
有司贪婪成习,小民疾苦谁怜；
司道官贿赂薰心,属吏则贞邪莫辨。
疮痍未起,剥削弥工。
流离颠连,未见何方招抚;
萑苻啸聚不闻何道清弭。
朝廷之德意时勤,郡邑之废格如故，优游日月，夤觊升迁。
虽婪墨间有纠弹,而奸滑每多赂脱。
朕甚愤之。
兹当大计,已严饬所司,贪酷重惩,尔等姑准留任,仍服旧官,尚思祓濯前愆,勉图后效。
涤秽浊以清廉，易烦和苛为宽大。
于以助流恺泽，永保治安，庶称朕奉天子民至意，当不靳显擢，以旌尔劳。
如或籍法行私，剥下媚上,巧文欺谩,庇罪保奸,仍踵向来积习,国宪凛存，必不尔贷！
”随后,他便以考核结果对地方各级官吏加以升降。
这年十月,吏部认为三年载考绩应该为定制,建议自顺治五年到七年后永远遵守,多尔衮表示同意。
到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经过对吏治的整饬,有效遏制了官吏贪酷的势头,出现了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对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清军入关后,由于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
直隶南部“抛荒田亩……逃亡人丁,……巡行各处,一望极目,田地荒凉;
四顾郊原,社灶烟冷。
”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荒多丁少。
”河南“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造成这样惨状的原因，既有明末清初的战乱,也有自然灾害的频仍,更有明末害人的弊政。
在明末弊政中,最引起人民不满的是“三饷”的加派。
由于明末统治者大肆挥霍浪费,各地军事行动又使开支剧增,国家财政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万历末年,明政府借口辽东用兵,兵饷不足,于田赋中每亩加征九厘银。
到崇祯三年,辽东军事更为吃紧,每亩再加派一分二厘银,全国共加征六百六十万两银,即所谓“辽饷”。
崇祯十年,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建议增加了“剿饷”,每年增收田赋银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因军费依旧不足,建议每亩加“练饷”银一分,约银七百三十万两。
这样,三饷加派每年达到了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左右,超过正常年收入的一倍以上。
赋税加派之外,还有临时需索和私派、暗派等,致使民不堪命,怨声四起。
对于明末“三饷”的弊政,多尔衮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改变这种地荒丁亡、财尽民穷的状况,缓和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他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主要有:
（一）蠲除三饷加派
多尔衮进北京后,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民众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并且对各级官吏提出警告:
“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
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
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
”
（二）免除驿银加派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建议整顿驿递,说可节省几十万两银子,被朝廷采纳。
结果许多驿卒被予裁撤,衣食无着,便有很多人投奔了农民军。
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就是由一个驿站马夫变成冲击封建王朝斗士的。
清顺治四年,山西巡抚申朝纪上奏,请求把移入兵饷中的原驿站银两复归原用,得到多尔衮支持,从而免除了因驿银缺乏而进行的加派。
（三）改革赋役制度
明末的赋役制度很不健全也很不合理，再加上清初人民逃亡,土地荒芜,政府无法掌握确切的田土、人丁数字,很难安排赋役。
于是,有关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希望尽快确立赋役制度。
多尔衮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整顿赋役制度。
顺治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出诏令:
“国计民生,首重财赋。
明末私征滥派,民不聊生。
朕救民于水火之中,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册无存,增减任意,此皆贪官滑胥所为,将朝廷德意何时下?
明季弊政何时清理?
今特谴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
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称朕加惠元元至意。
”诏书一下,各地纷纷向朝廷提供前朝相关资料。
顺治三年（1646），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总载地亩、人丁、赋税定额及荒亡、开垦、招徕之数等。
这项工作，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才真正完成。
又立鱼鳞册和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表里。
另外在开征前，还发给花户“易知田单”，作为交纳赋税和验证的凭据。
尽管《赋役全书》在诏书下达十一年后才篇成,然而统一赋役制度的基础却是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奠定的。
它对避免乱加赋乱征役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维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此外,多尔衮还为恢复发展生产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如打通漕运,铸币开矿,厘定盐法,鼓励晋商、徽商正常贸易,输转物资等。
由于多尔衮采取的措施及时,革除了许多前朝的积弊,对安定民心,稳定清初政治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
清朝是由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作为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多尔衮更清楚民族关系对一个政权意味着什么。
所以,在清军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一直采取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开拓封疆的措施，稳定了政局，开拓了疆域，奠定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
（一）改善与汉民族的关系
清兵入关时,满洲的社会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当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如何对广大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统治,这是多尔衮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多尔衮到北京后,一反过去八旗兵入关骚扰的劫掠政策,同时对汉族文化也仰慕尊崇,表示要主动学习。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改善与汉民族的关系，主要包括：
1.袭承明制
为了适应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中国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对原明朝旧国家机器及其文武官员,采取了全盘接收的政策,与关外政权机构及其人员对接合并,形成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有汉族旧官僚参加的满汉官僚体系。
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震荡,为满洲贵族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央机构中,将明之内阁与清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合并办公,统称内院。
清内院只是决策咨询机构,其品级保留了入关前正二品与六部侍郎同。
清朝的六部与明之六部在名称和职能方面完全相同。
在称谓名称上,清完全采纳明的称谓。
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理事官为郎中,副理事官为员外郎,额哲库为主事,其启心郎称呼不变。
在京的六部官员及都察院等官员与满族官员一同议政，一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到重要部门工作。
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宋权、冯锉常常与多尔衮会面，其中范、宁二人还进入满人专控的议政大臣之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直接点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余佑、党崇稚、金之俊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左部御史,与满尚书共同处理日常政事。
清王朝的中央国家机构,完全接收并继承了明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满洲贵族迅速确立对全国的统治。
2.重用汉臣
由于满族臣僚缺乏统治全中国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再加上多尔衮当时也无暇调整基层官吏队伍，因此基层官吏由招抚官推举当地的人才担任。
顺治初，地方官奇缺，以山东为例，元年七月初一日，杨日睿报“今山东州郡缺官莫多，抚绥无人”，初三日，金之俊报“目下虽幸无贼，独苦无官，既已无官，又恐有贼”。
十二日，山东河南招抚官王鳌永“恭报地方人才”一次举荐三十九人。
这些进士、举人、贡生、分别安置在中央和地方任职。
对于推荐上来的人才，多尔衮说:
“经伦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
”袭用明朝旧人，保证了地方统治机构的运行。
同时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还禁止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
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
朱贿赂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
阿济格率师南讨途径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
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
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
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作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3.尊孔读经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偶像。
因此，满族统治者对孔子的态度，就成为对汉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清朝在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未成定例。
入主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
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尊奉的定例。
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六月,多尔衮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
4.开科取士
此举是国家培养新的官吏，取代旧臣的重要措施。
顺治二年八月科乡试，本年江西、陕西初定，诏于十月举行，这是清朝在关内首开乡试，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纷至沓来。
首次会试前夕，多尔衮说:
“开科之始，人文宜广，中式额准扩至四百名。
反映了多尔衮渴望得到新人的心愿，首次会试二甲取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其中日后成为大学士的有四人，尚书八人，督抚三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十五人，左、右副御史、大理卿、内院学士各一人，通政使二人。
顺治三年的首次开科,即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
录取人数之多不仅明朝罕见,终清之世,除雍正八年（1730）录取了创记录的四百零六人外,再没有超过此数的。
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才,网络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
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较有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机构,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此外,多尔衮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
顺治五年（1648）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
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
”过了几天,他又谕户部:
“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
应自理者,即行自理。
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
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谴嫁。
至汉官之女,欲为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
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
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这些措施,对于当时汉民尚怀敌意的满族统治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整个清代对于满汉臣民一向例不通婚,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开除此禁”。
但是,多尔衮的这种统一中国,“满汉一家”的思想,极大地改善了同汉民族的关系,缓和了民族矛盾,使得清朝的统治秩序得以尽快地获得稳定,同时也使得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相互沟通,彼此调融,这正是多尔衮在清初执政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二）与蒙古各部的关系
到明朝后期，蒙古族活动的地区分为三大部:
一是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
一是活动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的漠北蒙古;
一是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直到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的漠西蒙古。
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时，因有些蒙古部落曾与明朝联合起来对付后金，所以满人一直把蒙古看做是一大威胁。
为此，清初统治者制订了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对蒙策略。
多尔衮入关以后，继承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蒙古政策，并通过更为灵活的措施，加强了中央和蒙古各部的联系。
顺治二年四月，多尔衮作主将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主许配给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之子巴雅思护朗。
同年十月，多尔衮又将皇太极二女固伦公主嫁给察哈尔汗的儿子阿布鼐。
顺治四年十二月，又将皇太极第十一女固伦公主下嫁给阿霸垓部落噶尔玛索讷木。
多尔衮自己也在顺治四年八月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后来其福晋博尔济锦氏死后，又续娶了肃亲王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
此外，满蒙王公大臣之间的联姻也很常见。
联婚政策在满蒙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世代姻亲把两者的关系越拉越近。
后来魏源曾感叹道:
“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作，中外帖然，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顺治三年初，原属漠南蒙古的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腾机特、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率部投奔喀尔喀车臣汗硕雷，并掠巴林部人畜，被多尔衮视为漠北蒙古与苏尼特等部对清廷的共同叛乱，遂派豫亲王多铎前往镇压。
是年七月，多铎军大获全胜。
之后，多尔衮即颁圣谕，要求漠北三汗将腾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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