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形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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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学者心中，人类曾经存在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由于“大道既隐”才导致了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家族为基本利益核心，生产资料私有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公权力则被强势者把持“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西方学者主要描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大同”社会不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图景，而是曾真实存在过的现实。

他们的判断可信吗？

　　在先秦儒家学者的眼中，大道既隐后的社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生产资料和公权力的私有化。

马克思的视角，集中关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为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而先秦儒家学者则从生产资料和公权力两个视角观察社会。

这启发我们思考，观察社会演化，从怎样的视角比较合理？

由这样的视角观察，“大同”社会瓦解，“大道既隐”到底是如何演化的？

　　让我们先从“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这个问题开始观察。

　　1、“大同”：

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是西汉戴圣选编，东汉末年郑玄作注的《小戴礼记》。

它汇集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据信其中多数篇章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

战国时代已是私有制社会。

这个时期的部分学者认为“大同”状态曾经真实存在，这可信吗？

　　南宋年间，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

官方史学家（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写信给朱熹，指责“礼记o礼运”中“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

“（《吕东莱文集》卷三《与朱侍讲元晦》）

　　看来，吕祖谦质疑的是：

这段话“非孔子语”，是“老聃、墨氏之论”，而不在于尧、舜、禹、汤之前是否存在过“大同”状态。

对吕祖谦的指控，朱熹复信指出，“礼记·

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以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无庸置疑。

并认为“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大贤”就可以达到，而“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才能达到（见姜广辉“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

　　可见对这个问题，古人早有岐见。

那真相如何？

我们能到哪里找到答案？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解读的古文字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此前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发现，但不足以提供有关当时社会型态的信息。

而商代已经远离了《礼记·

礼运》描绘的“大同”年代。

　　半个世纪以来，史前考古发掘成就斐然。

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从播阳湖到珠三角、从燕山南北到长城内外到处都发现了史前文明的遗址。

梳理这些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学者们提出了“多元一体”说：

这些各地独立起源的考古文化，经漫长的相互影响与相互竞争，最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融为一体。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

　　看来，“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寻找答案。

　　黄河流域

　　在黄河中游，早期的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9700年）、磁山文化（距今10300-8700年）、老官台（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8000-7000年）、贾湖遗址文化（距今9000-7700年）、均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

　　到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700年）墓葬的随葬品开始有了一些差异，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地位与财富开始了最初的分化。

然而这种分化是极为缓慢的，在其后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中，原始氏族公社仍是社会的主导形态。

西安市的半坡村遗址，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典型场景：

　　半坡人生活在距今5600-6700年前，半坡遗址的部落人口400-600人之间。

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

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

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

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

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

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随机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

　　半坡人以农耕为生，春种秋收，收获物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

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的地方。

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

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

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

　　这些遗迹告诉我们，在半坡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差别，《礼记·

礼运》记载的“大同”社会，并非空想。

从时间上看，这个时代对应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的部落。

　　在仰韶文化早期，只有单间房，每个单间房屋内部往往没有明显的间隔与屏蔽，面积一般也不大，大多在20平方米左右或更小。

这种规模的房子大多只能住2～5人，这样的家庭规模、如此的家居场景，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核心家庭。

这暗示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由差别很小的核心家庭组成。

　　晚期以后，开始出现多间房和排房。

这些多间房内往往都有不止一处灶台，有的每间房分别有灶，甚至一间房内有几个灶台，表明这些住所联系在一起的人，经济上相对独立。

许多双间房或多间房的门向并不一致，有的似乎是刻意形成差别，说明这些房间的居民有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

这表明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化。

　　在早期，住所与贮藏坑往往是分立的，在住所之外往往有许多用于存放东西的灰坑。

到中期以后，在汉水中游和郑州地区，随着多间房出现，户外的灰坑减少了，住所内往往有用于贮存的空间。

在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的第一、二期时，卧室、储藏室、厨房是分立的。

而第三期时，卧室与储藏室，甚至厨房都往往合而为一，储藏室往往置于卧室的内侧或下方，得到严密的保护，私有财产开始出现。

　　这印证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演变：

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状态，演变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谋用是作”的状态。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聚落中央设有广场，这种聚落中央有广场的情况在史前时期聚落中较为常见。

表明史前社会即存在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出现。

王巍指出，在聚落分析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塔顶“上的超大规模的中心聚落-都城的出现，其所直接反映的是人口的集中。

这种人口的集中应是基于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意愿，是维护等级社会发展的需要。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京），2006．5．58-66）

　　郑州市惠济区西北23公里的西山遗址，其三期遗存为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保存相当完好的，被称为“最早城市雏形”的城垣。

西山遗址平面上大体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米，内墙外壕，形成双重防御体系。

可见它的形成不是商贸发达的结果，而是出于防御需求。

西山遗址内墙外壕双重防御体系的建立，说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已经相当发达，足以调动、组织大量的劳力从事巨大而复杂的公共工程。

这意味着社会出现已经分层。

　　在该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

从一些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学者们认为这是举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1号道路，道路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

这表明西山城堡已经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前述王巍所指的“社会上层统治者”此时已经出现，已经需要“城郭沟池以为固”了。

　　史前传说中，黄帝的有熊国地望在河南新郑。

时空相邻关系暗示：

有熊国可能产生于这个地区的晚期西阴文化。

甚至有学者直指，这就是有熊国的国都。

此后的考古遗存表明，社会分化越来越深刻。

　　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5350-4780年）黄河中、下游已融为一体，而社会则明显分化。

　　墓葬的随葬品差异巨大：

著名的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只发现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

小型墓占80%以上。

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

规模最大的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

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

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

　　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家族墓地已取代公共墓地。

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

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

　　这个时代城址大量出现，如城子崖龙山城址、日照尧王城遗址，寿光边线王城址，、茌平三县发现的八座城址，临淄田旺村城址等。

在河南则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城址、鹿邑栾台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等。

　　在城子崖遗址周围分布着40处以上的龙山文化遗址，一般面积在几千至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内涵并不特别丰富，显然是一些村落遗址，其中若干面积较大的，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乡镇。

它们依托着城子崖，分布在方圆20余公里的范围内，显示出“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格局。

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300-6300年）均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

到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时，社会开始分化。

多数墓葬无任何随葬品，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厚，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

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

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

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

到龙山文化时代，下游已与中游融为一体，不述。

　　黄河上游发现的新时期时代文化，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距今5330-4050年），明显晚于中、下游。

从随葬品看，差异主要在男女之间，男性多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工具，女性多纺轮和曰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间的分工。

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差别，而且越到晚期差别越大，有的随葬品达90多件，而有的一无所有。

可见此时社会分化进程已经开始，而且是从男女分工开始的。

　　到齐家文化（距今4500-3500年）时代，随葬品差异已十分明显，皇娘娘台墓葬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一两件，多达37件，玉石璧少的只有1件，多者83件。

在男女合葬墓中，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则呈蜷曲姿态，表明当时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子降至从属境地。

还法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

可见此时社会已明显分化。

到四坝文化（距今-3900-3400年）时期，已出现了四羊铜权杖、陶方鼎等代表权威的器物，等级社会已然成型。

　　长江流域

　　在长江下游，上山文化（距今11000-9000年）、跨湖桥文化（距今8500-75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和大致同期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尚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

　　到崧泽文化（距今5800-4900年）时，仍流行氏族公共墓地，但不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都发现在同一墓地内，有的墓有随葬品，有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也有多少之分的现象。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现了崧泽文化大型墓葬区，现已发现10座，有8座都是大型墓。

其中早期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