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足于对明清实学的考察，以中国近代化为指归，探索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内在规律，分析明清实学经济伦理近代性嬗变的内在路径，并以此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研究。
一、在政治上具有民主化的倾向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明清实学中的新民本主义具有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民权思想过渡的性质，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成为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先导，也成为近代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
（一）新民本主义是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先导
中国古代有着“民贵君轻”的思想传统，到了晚明时期，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学左派），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积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揭开了明清之际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序幕。
明清时期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是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人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为道”，其后继者李贽也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皖派学者戴震主张“与民同欲”的新民本思想，浙东学派黄宗羲也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要建立在“切于民用”的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之上。
黄宗羲的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主张“立天下之法”，“为万民”，王夫之的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体现在“严以治吏，宽以养民”，顾炎武的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反映在“众治”论，唐甄新民本经济伦理则是爱民富民论。
从王艮对血肉之躯的尊崇，即主张“明哲保身”和“百姓日用即为道”，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到何心隐的“无欲则无心”和“人则财之本”的人本经济伦理思想，再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看出他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回归人性、回归自然、以人为本的哲学。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非君”论与“新民”论，“非君”论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公开对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揭露封建专制与提倡民主权利，限制封建特权与保护工商利益，要求法律平等和赋税改革等。
梁启超对此书所做的评价甚高，他说：
“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可见，新民本主义成为了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先导。
（二）新民本主义是近代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代表之作，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到新民本主义是富民、市民阶层的政治宣言，是近代法权的发端，也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起始，它代表着明清富民、市民阶层新民本主义“从君民一元的专制向‘富民’分权的专制”的转变。
新民本主义是在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形成以人为本的哲学，也是在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的大胆揭露和深刻批判过程中从民本向民权过渡的重要环节。
黄宗羲从“设学校以公是非”、“置相”、“分治”的角度提出了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他试图把“学校”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机构，从而在社会中达成一种共识，即明确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割君权，并提出了恢复宰相制度的基本构想，学校议政有类似西方议会的设想。
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设置官吏，使其有职有权，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因为官吏参与治国，“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
”黄宗羲的这些论断，把君主与万民联系起来考察，已超越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深含民主气息，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
黄宗羲在此书中也对“新民”作了全新的诠释，他多次提到“民”，他的“民有私产在他的著作中随处所见”，“这个民不是所谓的一般民，而是被当时视为有力量的、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地主阶层与他的伙伴都市工商业者，亦即富民阶层。
黄宗羲所说的为了万民的政治，就是为了富民阶层的政治，这个富民阶层就是以所谓的治世原点为己物的民。
说到底，奴仆、佃户、贫雇农、都市劳动者等无产者的声音，不一定和这些民并列。
”为了唤起社会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顾炎武还喊出了一句千古名言：
“天下兴亡，虽匹夫之贱，亦有责焉已耳！
”。
唐甄在其精心之作《潜书》中，对君主专制制度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他说：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
”他认为君主虽形有“君主”之名，实乃“一匹夫耳。
”自古及今之帝王，皆独夫民贼而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唐甄这样论证说：
“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
”唐甄把封建君主的存在看作一切罪恶之源，虽不免偏颇，却非常大胆深刻。
王夫之更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指出：
“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
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显然，明清之际的实学家已经认识到了君主个人大权独揽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认识到了封建专制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
在对封建君主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还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这充分反映了富民、市民阶层的利益，表达了要求民主的愿望。
可见，新民本主义也成为近代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
（三）“富民社会”的党社运动是近代政党的渊源
明清“富民社会”党社运动的兴起发展是明清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
由于富民经济势力强大，随之而来的即是在政治上也有所抬头，由士大夫、富民子弟发起的东林党和复社、匡社、几社最为典型，黄宗羲早年参加了复社运动、王夫之早年也创立了匡社。
东林党积极参与反矿税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具体实质，是皇帝宦官派主张维护皇帝一元政治的国家主导权，而乡村地主面（富民阶层）则力争乡村主导权，即所谓的新旧领导权之争，是围绕专制体制的更好的存在方式而展开的斗争。
”代表富民共同体利益的东林党同情、支持、参与民变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公治理想”。
复社有“小东林”之称，他们有意识地继承东林党“公治理想”和政治运动而组织起来，复社的影响力虽然遍及全国，但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太湖周围、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
张溥、张采本人出生于太仓这一棉作物地带，他们能最深刻地感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在发达的城市开“沙龙”，吸引包括商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试图以唤起当时人们的民族精神、表达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以实现他们的“公治理想”。
松江地区的“几社”团体，陈子龙等编的《皇明经世文编》，研究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推行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实践。
明清时期的党社运动经历“嘉靖到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是社集萌芽时代；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
弘光以后，由政治的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谢国桢先生认为党社运动与近代政党、社会团体是前后相承的，他说：
“‘党’与‘社’是吾国近古政治上和社会上是很要紧的一种运动，与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的兴起很有关系，要知道现在党的建设，不能不知以前党的来源和他的背景。
”可见，明清实学的新民本主义与近代同盟会、国民党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有着必然的渊源联系。
二、经济上具有自由化的倾向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干预”和“反干预”的两种经济思想，这两种思想都与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商品经济高潮，在经济思想上出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哲学，在经济伦理上出现了自由化的倾向。
明清实学思潮中盛行“保富”论、“崇私论”、“自为论”、“富民论”、“工商皆本”论和新功利主义，它们都是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核心价值和诸多范畴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和转向，充分反映了当时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促进了局部的社会近代化变迁。
（一）人本主义经济伦理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将神性启蒙为人性”，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全面地肯定了人的价值；
在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提出“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
泰州学派王艮从身心统一的观点出发，对人的价值也作了全面的肯定，这种思想接近于近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崭新的自我观念。
王艮“尊身立本”的“明哲保身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与封建专制作韧性斗争的理论武器。
既不失道，也不失身，全面维护自我的肉体的生存与人格的尊严。
王艮以自然人性论为旗帜，抨击“心本”论的绝对伦理主义，他用“尊身立本”的格物说来修正“良知”学说，提出“良知”就不再是一个精神性的本体，而被归结为具体实在的血肉之身；
王艮“明哲保身”论对“安身”、“尊身”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揭示出“爱人”、“博爱”的伦理；
他还主张“万物一体”、“圣凡为一”，非常关心下层百姓，提出“百姓日用之道”，随后李贽又发展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何心隐、李贽将平民经济伦理推广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他的学说在下层百姓中流传比较广泛。
王艮、李贽、何心隐的“日用之学是人文启蒙的先导”。
宋代平民文化开始兴起，明清时期平民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兴盛，这也可被目为具有“近代”色彩的社会因素。
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并向近代人文主义思潮转轨，这种平民经济伦理也启动了近代化的进程。
总之，姚江学派的王阳明打开了思想之闸门，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泰州学派王艮的“身心之辩”和平民经济伦理是近代人权思想的萌芽；
浙东学派黄宗羲的“非君”论，“立天下之法”则是近代法权的发端，这样明清实学经济伦理在传统经济伦理和近代经济伦理之间架起了思想之桥。
面对晚明商品经济的大潮，浙西学者顾炎武反对封建专制国家超经济的掠夺，使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他提出了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使人们能够正常、自由地从事生产和贸易，深刻论述了“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
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早期启蒙经济伦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主张“切于民用”的手工业和商品流通，成为近代商帮创业精神的源头。
它以理性化取向的近代伦理观念反对“存天理，灭人欲”、“重本抑末”等典型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
其他代表还有湘湖学者王夫之也提出“自为论”，西蜀学者唐甄主张的“富民”论，这些思想不仅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而且有利于提升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新功利主义价值观
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的“自为”论就是这种要求的客观反映。
代表富民共同体利益的实学家们反对封建束缚，在经济上要求自由、平等、独立。
王阳明的“新四民”平等论，李贽的“童心”说，丘浚提出的“民自为市”，王夫之主张的“自为”论，这些都是传统经济思想向近代“经济自由主义”过渡的表现，近代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上自由主义，打破关税壁垒。
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商品经济高潮，由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又把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认为在这个乐园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
因此，富民、市民阶层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正是富民、市民社会迈向近代化的重要一环。
明清时期，实学思潮中包括有自由经济思想，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主张，“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这在历史上有促进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和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积极作用。
因此，吴承明先生在研究明清“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代序）”等问题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化因素”产生于明后期，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肇端于十六世纪的“嘉靖万历”间。
他认为现代化（近代化）的启动因素是由于思想解放和商业发展，引起了不可逆转的制度变迁，然后才是工业化。
十六世纪出现的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已是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这可作为中国开始出现近代化因素的象征。
尤其是儒商，也已具备马克斯·
韦伯所推崇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商人品质。
傅衣凌先生同样也认为“明自嘉靖、万历以后，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近代气息、值得重视的一个时代”。
因此，“自为”论和“民自为市”的思想是近代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基础。
在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新功利主义是其经济特质，其核心价值的转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群体价值取向到个体和群体双向的蜕变；
第二，从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演化；
第三，从超验的理性原则到现实的感情生活的转换；
第四，从传统民本到新民本的突破性尝试。
具体分析来看，主要是从“心本”论转位到“身本”论，从“禁欲”论、“灭欲”论转位到“节欲”论和“纵欲”论，从“贵义贱利”转位到“义利合一”，从“崇公黜私”转位到“公私兼顾”，从“重本抑末”转位到“本末并重”，从“富国”论转位到“富民”论。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核心价值的重大突破和诸多范畴的转位意义在于：
第一，“欲理之辩”在于揭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问题；
第二，“义利之辩”实际解决的是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第三，“公私之辩”的实质就是为了解决产权归属问题，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益的平衡；
第四，新“四民”平等论突破了传统的职业观，本末轻重之辩表面是农商关系的演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五，实学中富民论是明清实学经济伦理实现的价值目标。
明代学者陆辑所主张的“崇奢黜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利用消费刺激生产，扩大就业人群，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言》、《二拍》中所描绘的富民、市民生活、经济习俗，充分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
王夫之的“自谋自利”论就是典型的新功利主义。
它具有合理利己主义的特色，合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新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其理论前提是求乐免苦的自然人性论，利己和利群是两个逻辑支点，其实质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和归属、以利他和利群为手段和工具，王夫之试图把既具备利己思想又具备利群思想的近代化人格分裂开来，这在客观上势必影响到“人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章太炎的思想和学术，和顾炎武、黄宗羲有更多的联系。
这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根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江南士绅精神传统。
还有，上海“近代”棉纺业的兴起，它和明清时期松江府“衣被天下”后造就的棉田亩数、市场营销和小农生产家庭结构大有关系。
上述史实表明，明清实学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习俗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内生源”、“催化剂”之一，它们与近代社会是前后相承的。
在这之后，到近代一些先进、开明的中国思想家正是接受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的新价值观、新义利观、新公私观来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迎接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没有这种新经济伦理，资本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引发局部的社会近代化变迁
明清时期的“富民社会”为中国近代化作了积极准备，从理论上说农村中的“富农是农村资本主义”，城市富民即市民则是摧毁封建堡垒的生力军，两者共同作用，逐步分化、瓦解封建势力，在中国这个过程是异常的曲折复杂，但其积极作用对后世影响却是巨大的。
中国儒商的兴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共呼吸，同命运的。
春秋战国至汉初，是中国的第一个商品经济高峰，也是中国儒商兴起之源；
唐宋时期是中国第二个商品经济高峰，也是儒商的发展时期；
明清之世是中国第三个商品经济高峰，也是中国儒商的兴盛时期。
儒商的产生、发展、兴盛的进程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差异，比如：
早期儒商主要是个体经营，到明清时期则出现有组织的商会，规模很大的商帮，如晋商、徽商、陕商……中国儒商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灿烂的精神文明。
明清“富民社会”中著名的“十大商帮”有：
晋商、徽商、齐鲁商、江右商、宁波商、洞庭商、龙游商、闽商、粤商、陕商，这些商帮经济实力雄厚、活动范围广泛，社会影响力强，商人、商品、商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是一种积极因素，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价值观向近代的转型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保富论”、“崇私论”的基础上发展并引发了近代“财产私有化”运动。
唐宋以来的“保富论”与明清时期的“崇私论”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林文勋先生认为：
“唐宋社会中‘保富论’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强调富人出现的合理性；
第二，视富人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强调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第三，客观评价富人财富的积累和对生产发展的作用；
第四，主张保护富人；
第五，为富人呼吁参政权”。
在公私观上，李贽提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黄宗羲也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顾炎武站在“富民”的立场认为：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这些都是“富民阶层对私产（主要为田产）所有权的强调”；
“黄宗羲以及后来的顾炎武、王船山首先强调富民阶层的权益，他们所谓的民是‘富民’阶级，所谓自私自利也是指富民阶级的私有权益”。
可见，“富民社会”的“保富论”、“崇私论”的实质就是反映了富民、富户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要求上升到“众治”参政议政的政治要求。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所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崇私论、保富论，强调“工商皆本”等思想，已经具有明显的近代经济伦理变革特征。
实学经济伦理从心本论到身本论，主张欲理并重；
从“贵义贱利”到“义利合一”；
从“崇公黜私”到“公私兼顾”；
从“重本抑末”到“本末并重”，从“富国论”到“富民论”，可见，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继承、修正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而且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为这一变迁播下了种子，提供了酵母，指示了中国近代化的方向。
在“工商皆本”论基础上发展并引发了近代“商业革命”。
从宋代的近古到明清的前近代，乃至到近代，以叶适、陈耆卿、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实学所创立、发展、形成的“工商皆本”的经济产业结构观，从明清时期“农商并重”论，在近代延伸和扩张为“商战论”与“实业论”，又是中国在跨进近代化的门坎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商业渗透、实业冲击和资本侵入而作出的反映。
这说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皆本”的思想是相互促进的，“工商皆本”的理论对于农商产业结构调整又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直至近代新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魏源提出“富民”是上“足君”而下“养民”的重要社会力量，此时的他已不仅仅是为工商富人辩护了。
郑观应的“商战论”，康有为提出了物质救国和理财救国，后来孙中山也相应地提出实业救国，这些都是沿着“工商皆本”的富民论方向发展下来的。
实学家王夫之、唐甄等都有过经商的经历，明清时期比较著名的儒商有公正无欺的徽商黄崇德、守信重义的徽商汪福光、礼贤济贫的晋商乔致庸……他们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推动前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以“梁溪荣氏家族史”（1436～1840）为例，明代正统初年梁溪荣氏始迁祖荣清迁到无锡定居，其状况是“治瘠田数亩，结斗室数楹……幼力学，好为古文诗词……力耕糊口”，这段时期梁溪荣氏所经营的生业基本是以农为本，其经济结构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明代中后期，江南商业盛甲于全国，荣氏族人逐步从农业经济中分化出来，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荣焕在当地从农事商取得较大成就，他们“理穑政（农业）兼贸迁（商业贸易）……不二十年，堂构（屋舍）一新，遂成为当地大户”，至雍正、乾隆、嘉庆年间，荣氏家族中容致远经商致富比较著名，他“往返荆湘，辄获利，他人不能及”，稍后的荣阳春从经营商业发展到金融业，并建立会馆，这时荣氏家族的生意在全国影响比较大。
至近代，荣氏的生意扩大到国际贸易，“内通江汉，外达重洋，梯航万里，转输百货”，其规模和影响盛极一时。
解放初期，荣氏家族又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由此可见，明清儒商是近代资本家、实业家的早期雏形，容氏家族的经济发展轨迹，证明了传统经济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典型案例。
三、思想文化上具有多元化的倾向
明清实学思潮散见于当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之中，至今放射着耀眼的思想光芒，其它的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呈现着蓬勃发展的趋势，整整影响了明清朝二代。
明清实学思潮充分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思想多元化的近代特征，尤其是在新儒家学说、科技哲学、科技富民观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一）文化的多样性
历时三个世纪的明清实学思潮培育了象丘浚、王阳明、张居正、王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陈确、唐甄、颜元以及徐光启、宋应星、李之澡、梅文鼎等这样一群著名思想家、学者和科学家，它们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地域特征的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各个流派。
在历史学方面，以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形成考据实学，还有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形成浙东经世史学。
在科技上，以徐光启、宋应星、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注重实证实验，形成科技实学。
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总结的一样，“16、17世纪是我国儒学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梁启超（1920）曾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侯外庐（1988）曾比之于战国诸子百家”。
明清实学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同一般。
“关于中国式前近代（十六、十七世纪）所谓明末清初的历史评价。
一种看法把他（李贽）看作中国的“近代”的真正先行者，由于这个思想史上的“近代诞生过早”，唯其过早，所以不得不受挫折；
另一种看法是，把他看作处于封建末期而打算对这一时期的体制进行再编和补强（即使有效也是终末的）的理想主义者。
这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看法来源于如下的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把前于李卓吾的王阳明（1472—1528）思想看作清末以来的中国式“近代”的遥远渊源；
二是把它看作封建意识形态的最后堡垒。
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李贽是中国的‘近代’的真正先行者”，“王阳明思想是中国式‘近代’的遥远渊源”。
因为李贽是反封建的勇士早有定论，他在专制、压抑、沉闷的气氛中树起早期启蒙的旗帜，王阳明学说在当时起到解放思想作用，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
（二）新儒家学说
在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新儒家学说是其文化特质。
李约瑟先生对宋明的新儒学评价甚高，他认为新儒学“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辩证自然主义。
它完全不牵涉到什么超越人类之上的造物主或超自然的神灵的概念，而同时有给最高级的人类经验以充分活动的余地——在自然世界各层次的组织与结合中确实人类的经验是最高级的。
因此，它的本质上不是二元论。
你不妨称之为整体论。
所以，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
在经济领域，新儒学以道德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