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的空间叙事形态对主题的完美表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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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霞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

詹姆斯·乔伊斯既是爱尔兰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西方现代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作品备受世人关注，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也不例外。

作者精心选取都柏林这个空间里发生的小故事，揭示都柏林人瘫痪的精神面貌。

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出发，探讨空间叙事存在的两种形态——现实场景、象征场景在《都柏林人》中对精神瘫痪主题的表现。

关键词：

现实场景；象征场景；精神瘫痪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2596（2011）01-0116-02

一、现实场景对主题的表现

作为詹姆斯·乔伊斯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性作品——《都柏林人》，置景于20世纪初，由15篇小说构成，既各自独立又自成一体，为一个共同的主题服务。

作者为了揭示主题，善于在表面简单普通的事物中，发现其不变、重复、统一的东西，这是空间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在阅读《都柏林人》时印象最深的还是空间形象——以都柏林为橘底，忏悔室、码头、客厅等为橘瓣，形成一个完整的橘子形空间。

在这里，橘瓣是形象的比喻，它表明并指出故事情节是向心的，是“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硬的茎。

”[1]现仅以空间叙事的两种形式对《都柏林人》进行分析。

所谓“场景”概念就是小说理论的图像观念。

在小说理论中，场景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地点，二是在特定地点或场所戏剧化的瞬间。

《都柏林人》最大的空间是都柏林这个特定的地点。

20世纪初的都柏林，处在内忧外患之下，是西方世界“瘫痪的中心”，生活在其中的都柏林人，无法摆脱常规的桎梏，纷纷陷入彷徨、缺乏交流的怪圈中，麻木不仁，死气沉沉。

小的空间诸如《姐妹们》中的忏悔室:

自从圣杯打碎之后，弗林神父陷入自责自怨的黑暗世界里，在阴暗狭小、压抑的忏悔室里不断地忏悔自己的情感和罪恶，封闭自己。

精神瘫痪的神父，最后死在忏悔室。

死的时候，“他的面孔显得痛苦恐怖，苍白而宽阔，鼻孔像两个大的黑洞”[2]，原来忏悔室不是拯救众生灵魂的地方，而是扭曲、摧毁人性的地狱。

乔伊斯创造这篇小说的目的也许就是想让我们看看在爱尔兰这样一个宗教传统习惯极为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宗教的危害到底带给像弗林这样普通人多大的痛苦。

同样在《偶遇》中，宗教也扮演着极其危险的角色。

“暑假即将来临，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周时间摆脱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

”[3]所以几个孩子一商量，打算逃到郊外放松放松，在这种欲望的促使下，他们来到郊外的田野——这片广阔自由的土地。

田野是一个空阔开放的空间，也是孩子们放飞自由天性的场所，与学校那种制度化的建筑物中狭窄的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孩子们在广袤的田野中自由地呼吸时，却遇到一位奇怪的老头，他对孩子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揭示了宗教的本质：

诱人作恶和准备给予打击。

作者刻意地选择田野这个空间，就想说明，孩子们即使在不受所谓文明污染的田野中，也无法逃避宗教对他们的束缚和对他们精神的腐蚀。

在《伊芙琳》中，伊芙琳头倚在窗帘上，看着窗外，心里特别矛盾:

一方面她渴望爱情，渴望与男友一起逃离爱尔兰，在异国他乡过上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不能放弃家庭的责任和曾向母亲许下的承诺——照顾自己的家。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她还是来到码头，这个空间的转化给故事发展和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舞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尤其在码头，故事的发展达到高潮。

伊芙琳本可以通过码头登上轮船，踏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可就是在码头，就是在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她犹豫了，她选择了放弃新生的机会。

无论福兰克怎样呼喊她上船，她都听不进去，她决定重新留在爱尔兰，继续过着没有爱，没有激情，精神麻木的生活。

作者精心选择码头这个空间，说明都柏林人只要向前迈一步，走出去，变得善于沟通和交流，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却甘愿留下来，过着没有生机的生活。

码头这个空间使伊芙琳那瘫痪精神的面貌凸显在读者面前。

《一朵浮云》中小钱德勒也是如此：

他酷爱诗歌，尤此在与伦敦发达的老友重逢后，更激发了他写诗的激情。

在家里，他注视妻子的照片和家具，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

于是他翻开诗，读诗。

孩子醒了，哭泣着，他只得放下诗，放下梦想，跌回到现实，哄着孩子。

家本来是一家人生活、交流的场所，是体验到生活在其中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宁静感的场所。

但他的家并不是这样，当妻子回来时，看着小钱勒德怀里哭泣的孩子时，她朝他吼着。

家就是樊笼，是一张无形的网，将小钱德勒网在其中，无法放飞自已的梦想。

他摆脱不了家庭的责任——这种外界束缚的力量，继续过着有抱负却无法实现、精神瘫痪的生活。

情感世界丰富多彩的小钱德勒就像一小片浮云飘浮在爱尔兰灰色的上空，找不到心灵的归属。

在《死者》中，莫坎家在客厅中举行每年一次的圣诞聚会，邀请相同的人唱歌跳舞吃东西。

客厅是接待客人或吃饭的场所，是展示人物心理、性格和故事发展的舞台，在客厅中，人们跳着舞谈论过去、谈论死者。

留恋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精神瘫痪的一种表现。

交流对话是客厅的主要功能，是人物性格自我显示的场所，当加布里埃尔（下文简写成“加”）与大学同事爱佛丝小姐在客厅跳舞时，爱佛丝因为他替《每日快报》写文章而指责他是一位西不列颠人，加很尴尬。

可见他和朋友对社会问题缺乏交流沟通。

随着对话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加厌倦自己的祖国，盲目崇拜大陆；而爱佛丝是典型的激进的爱国者，两个人置身于同一空间——客厅，通过对话揭示其性格特征。

从中我们也看出加因缺乏交流，不能正视自己的祖国，而精神处在瘫痪中，客厅则让加的这种性格凸显在读者的面前。

二、象征场景对主题的表现

象征场景的描写，亦是小说空间叙事的特征之一。

它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广义的象征场景，一种是狭义的象征场景。

这里所运用的是狭义的象征场景，它既是小说情节中的现实场景，又超越情节，具有独立的空间场景。

在《都柏林人》中有四篇小说不同程度地描写到“窗”这个空间，其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引发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或遭遇的期盼[4]。

在《姐妹们》中，因为“我”的过错，圣杯碎了，弗林牧师备受折磨，在忏悔室里不断地忏悔，使得原本濒临死亡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简直是个活死人。

“我”冥冥之中觉得牧师不久后会离开我们，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注视那扇窗户。

窗外的“我”一直关注窗内的弗林牧师，自责同时又深陷囹圄，精神恍惚，只敢在夜晚注视着那扇隔断弗林与“我”交流的窗。

弗林这位孤独者，也许把窗当作保护伞，人为地在自己和外界设置了一个界限。

他的行为使“我”感到压抑，“我总是轻声对自已说‘瘫痪’一词”。

“我”和弗林牧师因“圣杯”事件身心陷入瘫痪，而窗隔断了我们的交流，加重我们的精神混沌。

在《阿拉比》中，“我”期盼着能遇到自己暗恋的女孩——曼根的姐姐，所以每天早晨，“我把百叶窗放下，留不到一英寸的空隙，免得被别人看见”[5]。

窗似乎是“我”情感外泄的通道，窗内的“我”渴望拥有一份爱情，一份苦涩的初恋。

通过窗子，叙述者观察窗外的世界——曼根家的门口。

看见曼根姐姐出来了，叙述者跑到过道里，抓起书，跟在她后面。

这种纯粹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折磨着叙述者，以至于在一天晚上，“我走进那间后客厅。

透过一块玻璃破了的窗户，看到了亮着灯的窗子在我下面闪烁”[6]。

这可能是曼根家的窗子，“我”渴望通过这扇窗，敞开自己的心扉，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曼根姐姐的出现。

窗的每次出现都蕴涵着理想的爱情和现实的对立，代表着叙述者内心的斗争——强烈期盼爱情，但又不敢表达。

“窗”象征着叙事者对爱情的向往和期盼，是对爱情欲望强烈的外在表现。

叙事者只能在窗内思慕自己心仪的女孩子，这也间接导致初恋的失败；而初恋的失败引发对未来失去向往，精神处于麻木之中，这些少年焦急的期盼都集中在分隔家里家外的那个空间上——窗。

其次，窗也标志着家里和外部世界的界限，《都柏林人》中的人物通过窗户来审视自已，观察别人[7]。

在《伊芙琳》中，“她坐在窗前，凝视着夜幕笼罩住街道”[8]。

伊芙琳通过窗观察着外面的世界，审视自我与生活。

在窗内她环顾房间四周，想着她即将逃离这个家和弗兰克在遥远的异乡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回想着既粗暴又和蔼的父亲，回想自己怎样辛苦地维持着这个家。

窗外传来她熟悉的那支曲子，那支曲子使她想到母亲的临终嘱托，她在痛苦决择着，是逃离还是留下？

她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她摆脱不了家庭的责任，窗就像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制约着她，她不得不拒绝离去，选择留下。

她放弃了希望，选择了无助，重新陷入到都柏林这个圈子，陷入到一种精神麻木和矛盾中。

在《死者》中，加是一个有地位、颇受人尊敬、有学识的大学老师，是一位对妻子呵护有加的“好丈夫”。

在聚会之前，受到莉莉的责问，在聚会中受到爱弗丽小姐的嘲笑，在旅馆发现多年的妻子心里一直装着死去的情人。

加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那个居住着大量死者的领域”。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

”[9]“窗”将客观世界与加那不易察觉的意识分隔开来，同时它也为主人翁加的自我和客观现实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机会。

窗外，是大雪纷飞；窗内，也是异常寒冷。

窗外的景象和窗内人物悲凉的心境也许会使加进一步陷入精神瘫痪中，实现个人对主客观世界的整合，进一步深化主题。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巧妙地利用空间，采用空间形式的写作技巧，刻画平凡的都柏林人在20世纪初喧嚣混乱的都柏林中生活的点点滴滴，透视他们的情感、家庭、心灵和思想，展示他们的心路历程。

作者敏锐地洞察出都柏林人生活在常规的桎梏中无法自拔，导致精神瘫痪，从而利用空间揭示、突出和深化主题，实现了空间叙事对主题的完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