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感悟把握民主与国情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反思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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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交识着多少激奋与理性、前进与挫折、喜悦与忧伤、沉思与期望、经验与教训……。

历史真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

只要我们认真去解读，总能从中感悟到方方面面的启发、启迪、启示。

围绕“走向民主”的主题所生发的一系列关系与课题，诸如民主与专制，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政权，民主与宪政，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政党，民主与国情；

民主与民族独立，民主与爱国救亡，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政府主义；

民主与民生，民主与科学，民主与文化，民主与人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与平等；

民主与革命，民主与政良，民主与改革，民主与开放，民主与稳定，民主与集中；

民主与国民素质，民主与经济基础，民主与经济体制，民主与政治体制，民主与群众自治，民主与公权监督，等等，等等，究应如何认识？

如何把握？

如何处置？

均可从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中有所感悟。

这里仅就如何把握“民主与国情”的关系问题，谈一点读史浅悟。

众所周知，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今日所言的“民主”，却并非是中华祖传之“家珍”。

我国历史上曾拥有的“民本”与“重民”等观念，---在本人看来---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完全不是一码事。

而我国古籍中曾出现过的所谓“民主”一词，其基本涵义是指“民之主”，“民之主宰”，说到底就是指“君主”。

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涵义---“民作主”、“人民权力”---更是相反相背。

毋庸讳言，“德先生”与“赛先生”一样，是十九世纪中叶起由西方传入我国的。

因为是“舶来品”，就往往会碰到一个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

当20世纪曙光初露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保皇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大论战。

焦点之一，正是：

推行民主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后者坚持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仅不具备“共和国民之资格”，甚至连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也谈不上。

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开明君主”。

而前者虽也承认国民素质存在某些不足，但认为，这些“不足”并不妨碍当时的中国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因为国民“有民权立宪能力”。

……这里且不说论辩双方理论上的长长短短，且不说论辩结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场论战所涉及的“民主”与“国情”之关系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曾屡屡引发出不同人们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举动，从而对中国实际的民主进程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不同影响。

这简直可以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世纪性现象。

或许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后，“国情”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还会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还会继续影响中国“走向民主”的实际进程。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思考、认识与把握“国情”与“民主”这对关系，从而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良性的影响？

按笔者所悟，历史已经启迪我们---对“民主”问题当作层次性分析，对“国情”问题应有多方位考察。

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正确认识与把握“民主”与“国情”的关系。

首先，要不要“走向民主”？

自有国家以来，世界上一直有人在求索整合政治社会的良善的组织形式。

近世发现，民主并非能保证绝对不犯错误，但比起君主专制等其它形式来，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也容易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民主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但比起君主专制等制度来，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故适宜于现代的一般政治社会。

可以说，民主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一股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任何一个想要与世俱进、政治昌明的现代国家，都不能置身于民主大潮之外。

就此而言，要“走向民主”，这首先是“世情”---世界情势，任何“国情”均不能成为回避或违背这一“世情”的理由。

在要不要“走向民主”这一层面上，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国情的特殊性，而应当着重认清“世情”的普遍性，认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经济上落后要挨打，政治上落后也要挨打。

百年历史已经见证，孙中山先生是明乎“世情”，顺乎潮流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深谙“世情”，与世俱进的。

其实，即便曾崇尚“立宪君主”、“开明君主”的有些人，也没有全然否认未来中国是要走向民主的。

这也是世界潮流使然。

以“国情”为由，敢于对抗民主，逆潮流而行的顽固分子，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当然也是有的，如袁世凯、张勋之类。

结果呢？

给中国“走向民主”造成了一些挫折。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是那几个政治罪人则个个身败名裂。

---历史昭示：

世界潮流断不可违！

中国总要“走向民主”！

其次，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尽管不否认中国要走向民主，但总认为他们所处的“当下中国”无法迈出“走向民主”的步伐。

依据主要是：

经济落后，国民的文化素养与民主意识低下。

既然条件还没有具备或还不充分，那只能缓行民主。

只能将民主推至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的“未来”。

这样的观点不仅出现于20世纪的上半叶，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也尚有一定的影响。

应该肯定，此类观点具有某些合理性。

它看到了发展民主需要国情条件，看到了制约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些不利因素，看到了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的艰难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上世纪初，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时所发表的某些言论中，也含有此种合理性。

这是毋庸讳言的。

问题在于：

第一，发展民主所需要的条件究竟应当怎样从理论上予以确定？

采用划一的、标准化的定量方式，规定生产总值达到多少多少，国民文盲率降至百分之几，才能迈出民主的步伐，科学吗？

还有，对于国民的民主意识程度又如何加以量化？

这些是需要作进一步探索的。

第二，与上述相关的是，如何估量一国的实际国情？

如何判断一国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

是根本没有，还是初步具备但尚不充分？

是无法迈出民主步伐，还是可以迈出但不宜“急行军”？

从一定意义上讲，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当时的中国能否“走向民主”的相反结论，正是出自于对国情条件的不同估量。

历史表明，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民主意识程度，确实是发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影响民主的国情因素还不止于此。

举例来说，时至上世纪初，绵延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在内外交困中陷入了制度性危机，为发动民主革命，推行民主共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也应视作当时中国国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定，“国情”是一个广涵的概念，应该包含众多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

历史的、现实的；

自然的、社会的；

阶段性的、永久性的；

表层的、深层的；

有利的、不利的，等等。

比如，一国正处于何种时代背景、何种国际环境之中，这也可以看作是“国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一方位考察“国情”，便不难见到，“国情”与“世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总之，对于现实国情条件应当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估量。

第三，是否应当考虑“国情”中的“区情”差异？

中国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国情因素是，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从“走向民主”的条件看，经济、文化、民主意识等均呈现出明显的“区情”差异。

如果笼统地强调发展民主必须“齐步走”，那势必产生如下的景况：

要末让“区情”条件相当欠缺的地区超越现实加速民主步伐，去追赶“区情”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要末是让后者放慢甚或停止民主步伐，去等待前者创造条件后慢慢地赶上来。

无论哪种景况，都不利于一部分地区从实际“区情”出发发展本地区的民主，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国家走向民主。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思考中国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时，除了需要考虑“国情”外，还应当考虑“区情”差异。

允许各地区结合自己的“区情”条件具体推进本地区范围内的民主发展。

当然，这也必须在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制的前提下进行。

至于涉及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发展，则完全应由中央统一规划、统一部署。

第四，怎样为“走向民主”创造更加有利的国情条件？

国情中的许多因素都是具有动态性的。

为了给“走向民主”提供越益有利的条件，应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广泛开展民主宣传教育，等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重视，那就是应当抓住时机，凭借已有的初步条件积极迈出民主的步伐，推进民主的发展。

这样，发展中的民主政治反过来能促进经济与文化事业，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稳定，能让民众在民主实践这所大学校中增强民主意识，培养民主习惯，训练民主才能。

而凡此种种，又必然可以为“走向民主”创造更加有利的国情条件，构成民主与国情的良性互动。

　　再次，能不能急步“走向民主”？

历史也告诉我们，有些人总希望急步走向民主，尽快达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

其用意或许是好的，但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我们说，在国情条件初步具备的情况下，就应敢于迈出民主的步伐，积极推进民主政治。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这是因为，它必然离不开充分的国情条件。

而充分的国情条件，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经济、文化、民主意识等，决不是可以一蹴即就的。

在此问题上，应防止忽视“国情”中的不利因素，克服盲目乐观。

百年政治发展史表明，在中国，迈出民主的第一步固然不易，但迈好后续的步伐更为艰难。

至于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历史悲剧自然更加令世人难以淡忘。

看来，在已经走上民主之路的中国，继续“走向民主”的步伐不可能是急速的，而只能是积极又稳妥、持续又稳扎的。

逐步渐进，当是中国继续“走向民主”的基本战略。

“逐步”须得“迈步”，虽非“急步”，却不可“停步”，更不可“退步”；

“渐进”须得“推进”，虽非“猛进”，却不可“不进”，更不可“负进”。

一年一小步，几年积为一大步；

锲而不舍，渐而永进，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总会有期。

最后，是不是“走向”“西方民主”？

由于民主是在西方先搞起来的，而它较之封建专制政治又确实显示了不小的历史进步性，因此，对于尚受制于或刚挣脱掉封建樊篱的中国民主人士来说，“西方民主”不特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而且很容易与“民主”等同起来。

这样，“走向民主”也就往往成了“走向西方民主”。

象孙中山这样的有识之士，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不过，随着议会制民主在中国屡屡受挫，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腾起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大旗高扬，孙中山“果断地抛弃了完全效法欧美、以欧美为‘榜样’的原有想法，而主张‘以俄为师’”。

当然，鉴于国情之差异，他并不主张中国建立完全苏俄式的共和国。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则很早就坚定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合中国国情，中国应当“走俄国人的路”，将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

党带领人民开展艰苦卓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最终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民主，也不完全同于苏维埃民主的中国人民民主，进而推进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尽管如此，20世纪内，主张“全盘西化”，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声音依然时有所闻，即使在人民民主正式确立后。

持有这类主张的人，或者依然将“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或者只看到西方民主“诱人”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实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忽视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情方面的差异。

而这一点——正如上述，不仅共产党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也早已认识到。

在笔者看来，现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迟早要“走向民主”，这决定于“世情”的普遍性，而各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则应根据自己国情的特殊性来选择。

这叫做“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辨证统一。

应当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这样的“统一”无处不在。

以“国情”的特殊性对抗世界民主潮流与以“世情”的普遍性“克隆”各国民主样式，都是与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相违背的。

其实，不用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不宜“照搬”，即便是西方国家之间也没有“照搬”。

中国发展民主，当然更不能“照搬”或“克隆”西方。

中国“走向民主”，当然不就是“走向西方民主”。

不过，也需要从理论上澄清另一种倾向。

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有时会听说：

中西两种民主具有不同的阶级性质，因此没有共同性可言。

与此声音相伴的往往是这样一种逻辑：

你要搞民主，有些做法与人家的相似，于是，你一定就是搞了“西方民主”！

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中西方民主之间“同”与“不同”的问题。

不错，中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民主有着重大的区别。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共同性可言”。

阶级性质不同的民主既然都称为“民主”，就必定存在着一些共同性。

窃以为，这些“共同性”主要表现在民主的基本特征与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方面。

就基本特征言，至少在理论上都得确认“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都得通过代表去行使国家权力。

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究竟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实际上平等地享有着政治权利，执掌着国家权力。

这就是不同国情下民主的不同阶级性质。

就具体形式言，诸如选举代表的投票方式、代议机关开会的程序等等，往往会有不少相通之处。

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中既包含着由其特殊国情导致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一般不适用于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

同时也包含着反映人类共同需要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对于国情不同的国家也具有普适性。

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一般”与“特殊”的辨证统一。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说，中西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而且，西方在完善具体的民主形式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有些“他山之石”，可供我们“攻玉”。

概括起来，笔者认为，把握“民主”与“国情”的关系，需要重视：

在考虑要不要“走向民主”时，应着重认清“世情”，不应片面强调“国情”的特殊性；

在判断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时，应多方位地估量“国情”，并应联系“区情”；

在分析能不能急步“走向民主”时，应防止忽视“国情”中的不利因素，强调“逐步渐进”；

在回答是不是“走向”“西方民主”时，应注意“国情”的特殊性，不能“照搬”，但不否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注释：

[美]亨廷顿，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488页。

徐宗勉张亦工《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96年版，第55页。

韦杰廷陈先初《孙中山民权主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5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