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竞争力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国际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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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是一种金融现象，货币的国际使用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跨国资本流动。
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导，不难得出结论：
一国货币想要实现国际化，必须解除资本管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否则货币怎么能够“跨国”？
但在现实中，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简单地拆掉篱笆，放松管制，一国货币的地位就会在国际经济中冉冉上升。
出口的增加，甚至国力的提升，也不能自动地导致一国的货币更受欢迎。
企业和金融机构这些微观个体，是建设货币国际化宏伟大厦的“工蚁”。
纯粹金融层面的探讨实际上都缺乏对货币国际化“微观基础”的关注，仅仅是就“货币”论“货币”。
而只有回到货币国际化现象产生的最初起点来观察货币国际化，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其背后的具体机制，这也是德国马克国际化经验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
假设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内，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排他性地使用本国货币，也就是“领土货币”阶段的“一个国家，一种货币”，没有任何国家的货币能够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疆域内流通。
那么在这个初始阶段，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和渠道，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越过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其他国家流通？
对这个“元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单纯的金融视角转移到世界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中，探寻打破“一个国家，一种货币”这一初始阶段的原动力，其实这一原动力并不神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是“国际分工”。
当然，斯密是从生产效率和财富增加的角度来论述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并没有涉及由此所带来的不同“领土货币”的相互支付与交换，但是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随着货物贸易而来的必然是对某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需求。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其他国家产生对本国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外国居民对本币的需求；
这种货币需求的扩大和累积进而提升该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发展成外汇市场的载体货币，甚至成为储备货币。
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是一个国家制造的出口商品带动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出口商品带动本币国际化”这一机制将会越来越难发挥作用，因为其他国家生产的类似商品会削弱对本国商品的国际需求，也会让本国厂商在与他国买家谈判用哪一种货币支付时处于弱势地位，本国厂商要求用本币支付的议价能力将大为减弱；
同时，一些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也会根本性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支付习惯，比如二战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影响。
但是有一种情况则可以保证“出口商品带动本币国际化”这一机制持续有效：
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为世界市场提供独一无二的商品，使得其他国家始终保持对本国产品的依赖性需求；
另一方方面，又能够占据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对初级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采购汇集、中间环节的加工分包到制成品的最终销售这一整个产业链条保持控制力，那么该国企业不仅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自身议价能力非常强，自然拥有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权力，这正是德国高效和高端的工业制造业之于德国马克国际化的作用。
表1:
1980—1996年间主要工业国出口产品的计价货币选择
（数据为不同币种所占的百分比）
美元
德国马克
日元
英镑
法国法郎
意大利里拉
其他
1980年
美国
97.0
1.0
——
德国
7.2
82.3
1.4
2.8
1.3
4.8
日本
65.7
1.9
29.4
1.1
0.6
0.1
1.2
英国
17.0
3.0
76.0
2.0
0.5
2.4
法国
13.2
9.4
3.2
62.5
11.7
意大利
30.0
14.0
8.0
36.0
12.0
1992-1996年
98.0
0.4
0.3
9.0
9.8
76.4
52.7
35.7
1.6
22.0
5.0
0.7
62.0
3.5
1.7
5.1
18.6
10.6
4.2
51.7
3.1
10.8
23.0
18.0
7.0
40.0
数据来源：
GeorgeS.Tavlas,TheInternationalUseoftheDollar:
AnOptimumCurrencyAreaPerspective,TheWorldEconomy,Volume20,Issue6,September1997,pp.734-735.
表2:
1980—1996年间主要工业国进口产品的计价货币选择
（数据为不同币种所占的百分比）
85.0
4.1
1.5
6.9
33.1
42.8
3.3
13.8
93.1
0.9
0.2
29.0
38.0
16.0
12.8
3.8
34.1
13.1
45.0
10.4
88.8
4.9
18.1
53.3
4.4
20.8
70.4
22.5
4.3
11.9
5.3
2.2
4.5
23.1
10.1
2.9
48.4
3.7
28.0
13.0
37.0
同上
与美国靠向全球输出大量金融产品来维持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巨额需求相对应，德国二战后在高端工业制成品领域的强劲出口逐渐在全球范围创造了一个对德国马克的基本需求。
战后德国出口增长迅猛，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其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10%左右，在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汽车及其零配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钢铁和其他金属制成品以及电子电气设备这五大类产品超过了德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五大类产品可以说是“德国制造”的核心和集中代表。
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往往能够占据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在与国际买家的交易中可以凭借自己独一无二供应商的地位，为自己争取到有利的贸易条件，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对货币国际化而言非常重要的环节：
以哪一种货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
是德国马克还是国际买家的本国货币，亦或是第三国货币？
如表1所示，在20世纪80-90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国中，德国出口产品的80%左右都是用马克计价，这一比例除了美国之外是最高的，“德国制造”为全球私人部门和公共机构对德国马克巨大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归功于德国的工业制造业，1955年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以及化工行业的出口占德国出口总额的1/2，而北美的相应数值仅为1/3，其他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为1/4，日本为1/6。
从1955年到1973年，德国国内生产值增长的1/4以上由这四大行业贡献，战后英国的出口产品结构起初与德国别无二致，但是至1971年，德国各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纷纷扩大，而英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缩小，尤其在汽车与机械制造领域。
并非巧合，当英国的工业制造业逐渐被德国全面赶超之时，英镑的国际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其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也逐渐被德国马克所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1972年的年度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
1973年德国马克超过英镑，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可以说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是德国马克能够在20世纪60-70年代因美元危机而动荡不断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崛起的坚实基础。
德国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类内部治理结构完全不同的制造业企业。
第一类是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为代表的世界知名大型跨国公司。
这些公司一般都是上市公司，知名度和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内部有着复杂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并且大多奉行多元化的产品战略，其生产链条不仅仅覆盖某一个行业，而是往往横跨多个行业。
第二类是占德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产品单一，往往是家族企业，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
但是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它们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4月14日出版的一期刊物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的文章，其中说到：
欧洲央行，从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控制着欧洲的货币流通，而德国的倍福自动化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这家位于田园牧歌式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企业则控制着银行。
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它的设备在控制着银行的照明和通风。
而倍福公司发明制造的其他器件还控制着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幕布和灯光。
当然，更多的器件镶嵌在豪华游艇上，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舞动的喷泉里，在占中国一半数量的风力涡轮发电机里。
2011年，倍福的销售额达到4.65亿欧元（6.08亿美元），它的出口超过其产量的一半，像倍福这样的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Champions）。
“隐形冠军”这一概念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西奥多·
莱维特（TheodoreLevitt）与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
西蒙（HermannSimon）在一次谈话中共同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其出口规模却远远超过美国？
他们发现，德国出口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德国的大公司，因为这些大公司与世界的其他大公司相比，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相反，这主要得益于德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
西蒙对这些德国中小企业进一步细分，制定出三项标准：
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两名或者欧洲第一；
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西蒙在后来将这一标准提高为40亿美元）；
社会知名度低。
同时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根据西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做的统计，当时德国就已经拥有了500多家“隐形冠军”，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基本都超过了50%，有些甚至达到了90%。
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德国中小企业普遍不是以价格和数量取胜，他们的产品往往具有高度专业化、高质量和技术创新型的特点，不容易被模仿或者替代。
如果从效率和绩效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的表现要远超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企业，这些“隐形冠军”中2/3的企业其产品居于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他们投入到研发方面的资金平均每年增长8.8%，这是那些大企业的两倍；
每千名员工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大企业的5倍，但其花费在每项专利上的成本仅为大企业的20%，比如在2007年，符合西蒙标准的1127家“隐形冠军”的总收入是3674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德国30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组成了国际知名的德国股票指数——DAX指数的企业收入总额的3倍。
“隐形冠军”并非仅仅是一个德国所特有的现象，但是这些“隐性冠军”在德国的集中度却特别高，目前全球大约总共有2016家，其中有1174家是德国企业，超过了一半以上。
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德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全球竞争力，他们不仅出口高端的工业制成品，而是大多都是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利用自身产品竞争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支配和主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中小企业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特别是在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力上本质是一样的。
与本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一道，这些国际化的中小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德国制造”以及围绕这些“德国制造”的全球产业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马克是绝对主导的支付清算手段。
这就为马克巨大的国际需求奠定了基石。
三德国马克的工业型与日元的金融型国际化路径比较
从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进程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德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中从来没有“马克国际化战略”的相关表述，德国官方也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要积极推动“马克国际化”，学术界也鲜有关于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讨论和研究，仿佛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议题。
但实质上德国人只是将自己取得和保持“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的这种国家利益追求巧妙地“隐藏”在了“隔离美元对欧洲的风险”和“欧洲一体化”这一对所有欧盟成员国而言都无比“政治正确”的集体行动中，从而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为马克“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和稳定提供了政治制度与合法性保障，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相关制度设计让马克居于优势地位。
这让马克的国际化获得了超越市场竞争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让欧洲国家政府储备马克成为一种必须的政治行为。
而在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德国向世界输出货币的路经与渠道不是依赖于金融业，而是借助其工业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庞大的以“德国制造”为核心的国际生产要素交易网络来完成的。
与德国马克相比，日元国际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第一，不像德国政府在马克国际化进程中的低调甚至是沉默，日本丝毫不掩饰自己将日元打造成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这一雄心壮志，并且高调地推动日元国际化。
在1984年的一份报告中，日本财政部说道：
“海外对日元持续国际化的兴趣在不断加强，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日元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然的。
”日本官方的信心十足，日本的学术界也是如此。
在1987年由东京大学贝冢启明教授主持的报告中说道：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日元最终将取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就如当年美元取代英镑一样。
”即使到了1988年，当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落后的金融市场、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日元不太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时候，日本财政部还是认为，尽管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削弱，但是，日元可以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第二，在国际政治的宏观层面日本不像德国那样，能够拥有可以依靠的“组织”（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为日元谋得一席之地，日本基本上只能是“单刀赴会”。
这样日元就很难像德国马克一样，在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中享有一个超然于市场竞争之上、对自己国际化有利的政治性国家间制度安排。
第三，与德国最为关键的不同在于，在微观层面日本主要通过金融交易渠道来对外输出日元。
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设立了“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旨在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因为美国认为对日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日元低估，而日元低估的原因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和日元对国际投资者缺乏吸引力。
如果通过金融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持有日元，那么日元将会自动升值，进而达到平衡日美贸易逆差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希望借此打开日本的金融市场，能够让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日本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中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日本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美国对日美贸易不平衡根源的分析，但仍然顺从了的美国的意见，因为日本政府此时已经将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作为了下一步的政策目标，所以也积极配合美国的要求放开资本管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1949年制定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长期实行外汇管制，原则上禁止所有的对外资本交易，割断了海外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
随着日美在日元国际化这一目标上达成共识，日本政府依照1984年5月发表的《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实施了一系列解除资本管制的措施（如表3所示）。
表3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的概要及实施情况
一、拓展欧洲日元市场
实施时间
1．非居民发行欧洲日元债券
（1）允许外国的民间企业参与
1984年12月
（2）放宽发债标准
1985年4月
2．放松居民欧洲日元债的指导准则
1984年4月
3．对外资金融机构承销欧洲日元债主要业务实行开发政策
4．对非居民获取的欧洲日元债利息收入征收预扣问题
1985年4月取消
5．允许发行欧洲日元CD
6．欧洲日元贷款
（1）面向非居民发放的短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1983年6月
（2）面向居民发放的短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1984年6月
（3）中长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面向非居民1985年4月
面向居民1989年7月
二金融自由化与资本市场自由化
1．撤销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
1985年4月之前
2．外资银行开始办理国债经纪业务
1984年10月
3．创设以日元计价的银行承兑票据（BA）市场
1985年6月
4．撤销日元汇兑管制
1986年4月
5．提高日元计价外债的发行、运营规则的灵活性
1984年7月
6．撤销对日元计价海外贷款的管制
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市场
1．参与信托业务
2．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开放
1985年12月
如果不考虑宏观国际政治层面的因素，仅仅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可以称之为货币国际化的“工业型”路径，因为德国马克的对外输出渠道主要以“德国制造”为核心全球商品生产和交易网络为基础，与马克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是由这一网络的发展所推动，纯粹的金融资产交易对马克的国际化并没起到太大作用。
因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德国一直保持有相当大程度的资本管制措施，特别是在债券市场。
比如德国央行与德国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
外国机构在德国发行以德国马克计价的债券并必须要有德国金融机构作为参与方并且领导相关债券发行事宜。
同时德国央行还有一个非正式的附件条款：
发债募集到的德国马克必须立刻兑换为外国货币并且汇到国外。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限制了德国马克通过金融交易的渠道流向国外。
德国基本上解除对资本流动的各种管制和限制措施是在1986年2月签署《单一欧洲法案》之后，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欧盟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服务、人员的自由流动，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
而在在这个时候，德国马克早已经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
所以，德国是先实现了马克的国际化，然后再完全放开了资本管制；
对比马克，日元则是走了一条“金融型”国际化路径，通过放开资本管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和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的相关金融资产交易，以金融渠道对外输出日元。
不同的路径导致两国货币国际化的最终成果差异很大，日元的国际化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因为时至今日，日元的国际使用仍然非常有限，不仅与日本的经济规模不相称，并且也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甚至是英镑。
德国马克的“工业型”国际化路径之所以比日元的“金融型”路径更富有成效，关键在于德国与日本在国际分工与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不同。
伴随着1980年代开始的日本金融自由化浪潮，许多日本企业纷纷“走出去”，但是他们并非主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增强日本企业对全球生产要素交易网络的掌控力，而是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交易之中，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对美国地产的追逐甚至达到了不计成本的疯狂程度，“大手笔”地对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帝国大厦这类象征美国经济辉煌的标志性高端商业地产的收购曾经让不少美国人惊呼：
日本正在“购买”美国！
同时，日本银行业界在资本管制开放的背景下将日本国内积累的高额储蓄转化为对各类国际金融资产的投资，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让许多日本银行很快挤入全球十大银行的排名之中。
但是日本金融业在对外开放中的繁荣景象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因为在国际市场中，谁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品销售的生产链条，谁就拥有了资源配置和利润分配的权力，更不用说去决定在这样的链条中应该使用何种货币结算了。
而这恰恰是日本企业的短板。
比如，在日美贸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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