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铸造技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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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铜镜铸造技术

古代铜镜铸造技术

中国古代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会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紧密相关。

政治经济决定着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支持产品的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即是当时文化艺术的载体。

因此，中国每一面古代铜镜铸制工艺技术的发展，无不凝聚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真实面貌。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照面饰容的需求是少不了的。

春秋以前，人们多用黑色的陶质容器盛水照面，是有文献可查的。

出土的吴王光鉴，说明春秋仍在使用水鉴。

这些都说明，春秋以前人们使用铜镜的意识并不强烈。

这可能与当时铜料的贵重以及铜矿开采技术有着直接关系。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铜矿开采技术的进步，青铜器逐渐商品化，铜镜的铸制技术日趋与青铜器的范铸技术紧密关联。

至战国早期，青铜镜的铸制技术才开始与铜器的铸制技术完全同步【1】。

研究中国铜镜铸制技术的发展，必须要研究当时青铜器的铸制技术，并要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科学技术，才能准确理解每个历史时期铜镜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必然性。

　　中国铜镜的技术发展，始终与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密不可分。

在齐家文化前至春秋约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铜镜技术的发展十分缓慢，属于初级的摸索阶段，体现在形制没定型、合金不稳定。

从战国早期开始，中国铜镜的形制开始定型，形成了内凹式镜缘、三弦钮、底纹上叠压主纹，合金也以含锡量23％为主流工艺。

至此，中国高锡青铜镜的铸制工艺技术，才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直至唐代晚期。

下面，就各个历史时期铜镜技术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关系，作一对比说明。

春秋前的铜镜

　　在夏至商早期，中国青铜器表面的纹饰都是凸起的阳纹，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刚刚起步，全是在范面进行手工压塑的结果。

可看到这时的纹饰歪歪扭扭，这是铜器纹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是必然要走的一个历程。

与此同时期铜镜纹饰的制作，不可能超越时代，亦是在范面进行了几何纹饰或十分简单的动物纹饰的压塑操作。

春秋以前，铸制一些小型器物包括铸镜时用石范较多，在石范的范面刻纹也较容易操作，其纹饰多为简单的线条。

当然，也铸造了不少无纹饰的素面镜。

　　如果查资料较容易发现，春秋以前铜镜的钮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其形制不规范。

查化学成分又会发现，其含锡量亦是各种各样的，也不规范。

在春秋以前，铜镜本不是人们生活的必备品，铜镜的铸制量较小，在人们心目中的认知度较低，其铸制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形制未成熟、其合金技术未统一、其纹饰技术未规范，是理所当然的。

战国铜镜

　　中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从夏代至商早期，一直采用了范面的手工纹饰操作工艺。

直到春秋早期，仍然采用这种工艺制作纹饰。

这种范面的手工纹饰操作工艺，导致了一个现象，即在西周以前的青铜器表面，竟然找不到一件青铜器的纹饰左右完全对称的。

范面手工纹饰技术不但容易出现误差，其耗费的劳动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使得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得以进步，纹饰达到了高度统一，提高了劳动效率，使纹饰的制作简单化。

所以，春秋中期以后出现的九鼎八簋，其纹饰的统一，与当时发明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是分不开的。

　　在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的单元纹饰模及单元纹饰范。

这些陶模陶范的出土，代表了当时范铸工艺中，纹饰技术的主流工艺。

在图1中，左边为上海博物馆藏四叶纹战国镜【2】，此镜通身黑漆古，被涂成绿色的长方形纹饰块，即是一个纹饰单元。

右边为鄂州市博物馆在战国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铜镜，也是四叶镜，形制相同。

将两镜作对比很容易发现，两镜并非同模镜，有明显的差异，但两镜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甚至镜背的纹饰如同一人制作。

这种四叶镜在许多地方都有出土，其形制及纹饰也都差不多。

毫无疑问天下的铜镜不会由一人制造，应该是由各地的工匠自己分别铸制的。

由于当时铸制青铜器纹饰的主流工艺是单元纹饰拚兑技术，铜镜的纹饰技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影响。

采用这一技术制作镜模，促成了战国镜纹饰技术的成熟。

战国镜的纹饰技术，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成熟。

其成熟的基础，则是建立在战国青铜器的纹饰基础上，而其纹饰的时代文化属性，又是战国时代的。

其成熟的特征，是镜背纹饰中到处可看到长方形格子式的拚兑痕。

以上所举两镜的底纹上只有很小的四叶，其它战国镜如山字纹镜、菱格纹镜、龙纹镜等，其实与四叶镜一样，都是在底纹上叠压的主纹。

不论制作什么样的主纹，都须先制作好底纹的阴模，再在阴模的底纹上直接压刻出各种各样的主纹。

所以，在战国镜的纹饰中，不论主纹是什么样，在其底纹上都能找到拚兑底纹留下的格子。

这种长方形的格子，也是区别战国镜与西汉初年镜的根本所在。

　　我们应当看到，战国时期的范铸工艺已延续了数千年，对于铜镜这种几何形状的泥范造型，不存在任何问题。

战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是从夏代逐步发展进化而来的传统工艺，应用到铜镜上亦是时代的必然。

但是，战国以前的青铜器，包括铜镜的合金成分在内一直是乱的。

尽管《考工记》里有关于“六齐”的记载，但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与之多不相同。

战国时期能将铜镜的合金成分得以规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战国时期的人们对铜镜的认知度提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使得铜镜的合金成分日趋合理化。

从此，中国铜镜从战国开始，直至唐晚期约1000年之间的实用镜，一直保持了高锡青铜的化学成分。

若论中国古代铜镜合金技术的成就，应是战国镜开创了中国古代铜镜专用的高锡青铜合金。

从这一立场来看，战国镜最主要的成就及对后世铜镜的影响，不是形制亦不是纹饰技术，应是合金技术的规范使用。

西汉铜镜

　　与战国镜的形制比较，西汉初年铸的镜维持了战国镜的形制，但很快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改变了制模技术，形制也随之改变。

从形制学看，高祖时期铸的镜与战国镜几乎没有区别，但如果从技术角度看，西汉初年镜虽然也是三弦钮、内凹式镜缘及底纹上叠压主纹，但西汉初年镜的底纹是整雕的，已不再是采用战国那种单元纹饰拚兑的工艺铸制底纹，再也没有长方格的拚兑痕了。

青铜器的纹饰技术，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而结束，西汉以后，虽然还有少量青铜器的铸造，但战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再也没有出现在西汉的青铜器表面。

所以，西汉初年镜虽然采用了战国镜的形制，却无法继承战国镜的纹饰技术，因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已不存在，与青铜工业同步发展已是不可能，必须另开技术途经。

所以，西汉初年镜的底纹是没有拚兑痕的整雕纹。

因此，西汉初年镜只是仿了战国镜的形，却没有使用战国镜的技术。

　　从文景之前的社会经济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3】。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初社会的记载。

由此可知，年轻男子大多去打仗，老弱者转运粮饷，连年战争用钱巨大，使得西汉建国之初的社会经济极度贫乏，以至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四匹相同毛色的马，而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百姓无隔夜粮。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发展铜镜技术或其它生活用品，是不可能的。

而当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后，边远官仓的存粮都已多得发霉，库中串钱的绳子已朽，说明社会的财富在不断地积累。

这说明，西汉早期的文景之治，促使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文景两朝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对外没有采取大的动作，对内则采取与民生息政策。

中国的铜镜从战国时期与百姓无缘，到西汉铜镜普及到平民百姓，这与西汉早期的文景之治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与战国镜的历史属性不同的是，战国镜是青铜器作坊中的附属产品，而西汉镜则是为发展社会经济铸造的一种产品，这种铸造的运作是市场的需求，不是官方行为，是靠市场的认可度，进行民间的自由发展与自然淘汰。

凡大量留传下来的铜镜，肯定是当时被市场认可的产品。

　　在古文献中，铜多被称之为

“金”，是十分贵重的物品。

由于进入市场的初期，平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使得西汉早期的铜镜都较小。

如日光镜、昭明镜等，一般直径多在7cm左右。

又由于西汉早期铸镜的工匠不再是战国那种青铜器作仿的工匠，不受青铜时代传统范铸工艺思想的制约，铸造了大量形制简单又无纹饰的铜镜。

纹饰在西汉的起步，是从几何造型开始的，其制模技术完全受当时科学技术的影响，采用了简单的圆规画图技术制模。

　　图2为西汉早期的昭明镜，圆形平面，素缘，半球形钮，圆钮座。

内区装饰内向连弧纹，外区装饰铭文一圈。

铭文带外装饰栉齿纹一圈。

这种镜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出土，与日光镜一样，其存世量都较大。

在此镜内区的凸棱上，可看到8个内向连弧。

在西汉早期的这些小镜背面，谈不上纹饰，只有铭文及连弧纹。

　　青铜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当时最大的铸造量，都集中在铸钱与铸镜上。

为发展社会经济，文景时期采取了听民放铸的政策，郡国及百姓都可以自由铸钱。

铸钱也需要制模或制范，西汉早期大量使用了石范铸钱。

石范多是用滑石料刻制的范，在出土的石范上，至今还能清楚地看到起稿线及圆规留下的痕迹。

　　图3为西安北郊相家巷西汉铸钱遗址出土铸造铜范的陶范，从范面留下的制作痕迹看，此范是先在滑石面起稿后，用类似今天的铣刀铣出的钱腔，再用泥料翻制成现在看到的样子。

两个白色箭头所指之处，为制模时在滑石板上画的起稿线被带到了泥范表面，绿色箭头所指之处，是一个明显的凸起圆线，圆线的正中心有一个凸点，应是圆规的一个支点。

这些现象说明，西汉时期圆规技术在铸钱的工艺中应用是广泛的，亦是普及的。

圆规技术在西汉的熟练应用，会不自觉地用于镜模的制作，应是时代技术的使然。

　　图4为武帝时期的星云镜及星云镜的机械制图，可看到镜缘一周有16个内向连弧。

不但镜缘有16个内向连弧，镜背中间的凸棱上，也是由16个内向连弧组成，并且与镜缘的内向连弧完全平行。

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星云镜上，亦出现在西汉同时期其它一些镜种上。

如果说，这些十分规整的内向连弧都是用手工直接雕塑出来的，且不谈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们雕塑的技能，即使是现代也难以手工雕得如此规整。

通过右边星云镜的机械制图可以看到，此镜在制模时是先用圆规作的图，再在理论图上进行纹饰的制作。

由于西汉的圆规技术在铜镜上的广泛应用，使得西汉时期出现大量铜镜的内向连弧为16个，如出土数量较大的草叶纹镜基本都是。

西汉这种用圆规画图的制模技术，是与战国镜制模技术的根本区别。

西汉时期的铜镜，是以武帝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为西汉铜镜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这个时期不但应用了圆规技术，并且应用了机械加工技术。

在星云镜的图中，可看到钮中心有一周被磨亮了的同心圆细磨痕，这样的磨痕也出现在星云镜的四个乳钉纹上。

毫无疑问，这些磨痕应出自某种专用的磨削工具，绝不可能出自手工的打磨。

如果采用手工打磨，不但同心圆的细磨痕不可能存在，星云镜缘的连弧纹面上亦没有可能磨得如此棱角分明。

因此，采用了铸后的机械加工是无疑的。

　　通过对西汉镜制模及铸后加工技术来看，中国铜镜在西汉时期至少有两项进步，其一，是圆规技术在铜镜铸造技术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二，是铜镜的铸后加工采用了机械加工技术，这两项技术明显是战国镜不具备的。

从西汉早期的社会经济来看，西汉铜镜制模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与当时铸钱的制模技术同步发展的。

东汉铜镜

　　经过武帝数十年平定北方，在武帝晚年，又采取了与民生息的国策来发展生产，社会相对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在西汉铸镜的技术基础上，东汉镜开始出现线雕艺术。

　　在以王莽时期至东汉中期偏晚的历史阶段，为东汉镜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这个时期铜镜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从线雕技术发展到浮雕技术上的成就。

从西汉到东汉，钱币上的字全是凸起的，这与战国以前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国及其以前，青铜器的铭文多是用泥条粘贴在范面或泥芯表面，铸后形成凹槽式铭文，西汉的钱币则是在阴模上雕刻的文字，铸后成为阳铭文。

至王莽时期，在阴模上刻铭文的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从王莽的货泉、大布黄千等钱币上就可看到其水平。

在阴模上刻铭文与刻纹饰，其刻制技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纹饰与铭文形状的不同。

乳钉纹亦是在阴模上用成形钻头钻出的，以达到分区的目的。

以王莽为中心的前后数十年间，应是铜镜线雕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

　　与西汉在阴模上制作纹饰相比，东汉镜的制模技术则多改为在阳模上制作纹饰了。

图5为东汉时期的四神博局镜，这种纹饰的制作技术，在王莽时期已十分成熟，后世只是延用。

西汉开创先采用机械制图起稿定位的制模技术，在东汉早期的镜上仍在使用。

如果不制图画线，四神博局镜的各种纹饰，凭手工直接在阴模上雕刻，是刻不了如此规整的。

东汉中期，铜镜的纹饰技术从线雕逐渐发展到浮雕技术，这应是市场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结果。

　　东汉的人们多崇尚道家学说，升官发财、多子多孙、成仙封侯等愿望遍及天下，神兽镜的出现，符合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

东汉至三国时期，中国有几个较大的铸镜中心，浙江的绍兴、江苏的徐州、湖北的鄂州等，皆是当时的铸镜中心，并且都铸制了大量的神兽镜，现仅以鄂州出土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为例，说明浮雕艺术在铜镜上的应用。

　　图6为东汉时期的画纹带半圆方枚神兽镜，现藏鄂州市博物馆。

这种神兽镜的制模工艺，是将镜中的半圆、方枚、神、兽等都分别雕塑成一个个的单独个体，再根据需要将神或兽一个个安置到镜坯上成为母模，经翻阴模，再翻阳模。

其中，半圆及方枚刻成如印章一样，可在镜的泥质阴模上压出形。

神兽镜的纹饰为浮雕，与王莽以前的制模技术已相去甚远。

浮雕镜模的制作，是用泥料车出素坯，将单另雕塑好的神或兽等形象一个个粘贴到镜模的素坯上成为母模，在母模上用泥料翻出阴模，再翻成阳模就可制范了。

东汉开创浮雕镜的制模技术，一直被延用至唐代。

　　图7为在鄂州出土的一枚完整的东汉画纹带半圆方枚神兽镜的局部图，白色箭头所指之处可以看到，紧靠凸棱的内侧下面有一处高出镜背底平面之处；造成这一处铸造缺陷的原因，是夯型制泥范后，在从镜模上脱范时，这一处的泥料被粘掉了；如果是平面，可用泥料填补，而这一处粘掉的是纹饰，其中有一“半圆”及一“方枚”，这就不可能如补平面那么好补。

若欲使修补的范与没有粘掉过一样，须将泥料填合适以后再进行雕刻。

铸镜匠师毕竟不是专业雕塑师，不可能都具备雕塑技能，显然这一枚铜镜的铸造师不具备这一技能，因此，这位铸镜师用一枚“半圆”及一枚“方枚”的模块，分别在刚制出的湿泥范被粘破之处，各压印出一枚“半圆”及一枚“方枚”，并用三角形工具在范的斜面上压出一遛锯齿纹。

　　图8亦为东汉时期的重列式神兽镜，现藏鄂州市博物馆。

在这枚铜镜的铭文带中铸的铭文为：

“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月大，后面全是不可释读的符号。

显然，这时的镜背纹饰注重的是浮雕的艺术形象，人们通过神人形象可知表现的文化内涵，文字并不重要。

　　图9为东汉画纹带环状乳神兽镜，藏鄂州市博物馆。

此镜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

纹饰为八个环状乳将纹饰分为四组，东王公、西王母对置坐于两兽之间的龙凤座，伯牙弹琴，两旁一神、一灯侍分别坐环状乳，对面一神，两旁各一侍分别坐环状乳，四兽皆衔矩。

其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铭，全部不可读。

由龙、虎、凤、鸟、兽、句芒、羽人导龙等组成画纹带，边纹为变异云纹。

由以上所举神兽镜可见，东汉以后重视的是浮雕艺术的发展，铭文被逐渐淡化。

鄂州的铸镜中心不但大量铸制神兽镜，还大量铸制了兽首镜及其它一些镜种。

　　图10为鄂州出土的一枚四叶八凤镜，这个镜种在鄂州市博物馆有不少数量。

这个镜种北方出土的数量相对少，这是应地方文化造成的差异。

鄂州地处楚国地区，楚国的青铜器上凤纹较多，楚国虽然成为历史，但其子民的楚文化意识并没有随历史而去。

因此，在古代的文化艺术作品上，都会体现出其地方文化特色。

唐代铜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开放的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由于唐代与西方的交流，促使了文化艺术的空前发达。

唐镜的背纹艺术是紧跟时代的，狻猊镜、鵉鸟衔绶镜、海兽葡萄镜等这些叫人悦目赏心的镜种，只可能在唐代出现。

前朝的铸镜技术并不比唐代差，因文化艺术没有发展到位，是不可能铸出唐镜的。

但从铜镜的铸造技术而言，唐镜没有任何创新，全是继承汉代的铸镜技术，只是唐镜的铸后加工有所创新。

如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显示了大唐盛世的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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