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Word文件下载.docx

林洛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Word文件下载.docx

《林洛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林洛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5.2.义和团运动

　　5.3.清末新政

　　6.西方的崛起

　　7.日本的振兴

　　8.十九世纪大历史

　　9.后记

　　1.盲人摸象说史鉴　　中国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后朝、后代对前朝、前代经验教训的总结，抛去那些歌颂自己君主“天纵英明”的鬼话，在后人的后人看来，基本上还是比较诚恳地总结了前朝的得失。

中国人习惯于用这种“史鉴”的历史观看看待中国的历史，其核心价值在于：

亡国，大都属于自取灭亡。

　　《红楼梦》中探春说过，“可知这样的大家族，若是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先从自家里自杀自灭起，才能一败涂地呢”。

可见“自取灭亡”的史鉴观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鉴”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中国文化，但是，“史鉴”本身存在其无法突破的瓶颈。

　　就拿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来说，这些大手笔著作基本上是经过皇帝委托和官方资助，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官方的影响，有很多真实的故事不能说，有很多“偏激”的评价不能讲，有很多有损当朝形象细节不能提。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史鉴”在某些方面承担着当朝统治者控制历史、控制过去的重任。

　　乔治.奥维尔的《1984》中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引导人民的思维方式，将定义好的结论潜移默化让民众接受，早已被证实是当权者最好的思想统治方法之一。

说得不好听点，这就叫做“愚民”政策。

　　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史鉴”的准确性和反省效果颇值得质疑。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法，更是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今人对历史的阐述，只不过是借古人之口说自己的话而已。

这可以叫做“借尸还魂”或者“借刀杀人”，再伟大的古人也无可奈何，只能任人宰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君王虽然都从“史鉴”中受益，甚至强国一时，但仍然无法避免最终亡国的下场。

二十四史永远也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和科学。

　　“史鉴”永远都只是事后诸葛亮，虽然自诩聪明过人，自认一切在握。

但是却无法解释自身的困境，从而陷入了一个永远的死循环。

那么，“史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呢？

　　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加科学的历史观呢？

　　我的历史随笔也面临诸如此类的矛盾。

　　我通过对历史的阅读和总结，得出自己的结论，虽然看上去和正统的历史观不同，但是根本上一样也是主观臆断和绝对的分析，也是自以为是的任意曲解，换而言之，我的历史观很有可能就是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还是在这个死循环里。

我困惑于自己对历史的把握，但是我又不能因此而放弃思考。

　　勉强地对自己做一个解释，那些真正的“史鉴”不是我的责任，我的文章只是自由的表达我的观点而已，我可以任意选择认为合适的资料，这应该是属于我的权利。

至于客观和公正的评述，读者可以自己把握。

我坚持的一点是，坚决地反对现在历史观的偏见和迷信。

　　就像我妈在家里做饭一样，只要我妈不逼我吃苦瓜，无论她做辣椒炒肉，还是油淋辣椒，或者是辣椒炒蛋，我都可以接受（说明一下，我是长沙人，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所以所有的其他选择都是含辣椒的）。

我只是想写和教科书稍微不一样的历史，如此而已。

　　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需要和历史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更要和自己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这些都很不容易。

我只能说，我是努力去做到更好，但绝不是做得够好。

尽管我竭力公正的对待历史资料，谨慎的作出判断，希望能够还原历史本身，但我无法摆脱与身俱来偏见和迷信的影响。

我所做的宛如盲人摸象。

　　我尽量描绘这只大象的面貌，虽然很有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是比起那些为功利而故意歪曲历史的东西来，还是更接近真相一些的。

　　2.1840前后　　1840年，那是清朝没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没落的开始。

　　那一年，中国仿佛面临又一个新旧王朝之交，大清国力衰弱，摇摇欲坠，太平天国即将在十年后崛起于中国的南方，并且看上去很美，像是十九世纪中国唯一的正义力量。

然而，事实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们不妨先来小结一下封建兴亡史的规律。

　　中国的历史更替有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往往是王朝走向没落的先兆。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规律。

在王朝的开始，土地总是会重新分配给人民，在王朝的没落，土地却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里。

因为活不下去，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造反，直到土地再一次的重新分配。

这是我们熟悉的阶级史观，简单而深刻。

　　根据这个道理，嘉庆年间，以和坤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

　　据清人所著“查抄和坤家产清单”，择要列举一二，计有：

　　房屋3千间，田地8千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

　　赤金6万两；

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千两；

小银元宝56600个，每个100两；

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如此等等。

全部财产合计约值11亿两。

　　当时满清政府的财政，每年国库收入是7000万两，也就是说，和坤个人的财产就抵得整个国库15年的全部收入。

田地8千顷也够骇人听闻的，由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晚清亡国的先兆，那个时候大清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本质的虚弱。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封建王朝总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剥削造成了贫穷，贫穷导致造反。

　　所以我们认定农民起义是正义的，把农民义军提出的“均田制”口号看成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我们仇视地主，并且把他们当成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根源。

　　然而，太平天国真的因为如此而正义吗？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历史上任何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制”，从来没有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起义，纵然是成功如朱元璋，最后建立了大明王朝，也不是搞的均田制。

　　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历史。

　　为什么在王朝之初能够分配给人民土地？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中国的王朝更替大多以暴力推翻来实现，每一次的王朝更替伴随着的是大规模的战乱、破坏，战后虽然同意，但是普遍局面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国家要恢复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赋税。

　　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特点是重农抑商，那么国家的繁荣需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来实现，这个时候重新分配土地，生息、养民、开荒，是必然实行的政策。

这些政策既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收买人心，也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小恩小惠。

　　在政策上，历代王朝都是尽力避免土地兼并的现象发生，而不是保护。

　　高宗时就发布“禁买卖世业口分田”。

　　唐玄宗曾下令“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若有违犯，科遗敕罪”。

　　唐代有规定：

“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明朱元璋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

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

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由此可证。

　　其实究其原因，也并非统治者不站在“地主阶级利益”一边，而是出于稳定社会和充实赋税的考虑，大量的农民失业者对国家长治久安不是一件好事，流失农业工作者，对国家“人丁赋税”政策税收也是不利的。

但是随着土地的开垦，国家渐渐进入发展期，这时候一个严重问题就体现出来：

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

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

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

　　同一时期，耕地虽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

　　所谓的“康乾盛世”，大概就是指昌盛在人口方面吧。

　　然而，“一个仍在增长的人口紧紧逼迫着经济资源，而大部分人口已经接近最低的生存线时，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特别脆弱”。

人多地少，贫农经济一直是困扰中国的梦魇。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流民迁徙数量大幅增加。

　　以广西为例，广西素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全境人口不过10来万。

随着流民的移进，道光年间，广西全境人口已达到700多万。

人口压力大、土地不足、失业者众多，这本来可以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机会，如果出现相应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政策，中国很有可能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不过，中国封建文化和制度的惯性又把中国带回了老路。

　　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腐败、不平等扼杀了改良的任何可能性，极具破坏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我们推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是“均田制”这样连原始空想社会主义都不如的政策，提出的依旧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观念上还是“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那些东西。

唯一有特色的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竟然难以想象的歇斯底里和无能。

　　这就是我们十九世纪的正义？

　　在十九世纪，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从而引发了整个欧洲各国的革命，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意志，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二十世纪的世界强国，都在十九世纪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

　　尤其是同样在东方的日本。

　　十九世纪的日本面临和中国同样尴尬的被动局面，可是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落后的阴影，认识不足，团结一心，推翻幕府统治，制定宪法，发展教育，短短几十年后，就在甲午海战中击败北洋水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强大的俄军。

而十九世纪的中国，最明智的思想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篇》也仅仅提到了技术上的改革，丝毫没有涉及到宪政。

1856年，我们的洪教主在南京被围，城池即将被攻破之际，还成竹在胸的说，“朕之天兵多过水”，断然拒绝了李秀成的“让城别走”。

至于以后义和团大师兄们的“刀枪不入”，大清将军煞有其事泼“黑狗血”克敌制胜，更是离题万里。

　　中国于十九世纪的衰弱，到二十世纪初的饱受欺凌，已经在几千年前就注定了。

　　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满清政权和太平天国。

　　那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人找到了治病的药。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已经不能够使得中国在十九世纪胜出。

　　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勉强保住了在二十世纪没有被淘汰出局，但是我们还是落后了，不仅仅是经济、科学技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