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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处处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
生理的性别并不是性别的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更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文化传统、习俗、教育、法律、宗教、政策等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并且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模式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
因此，提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用来解释上述种种后天的、社会文化养成的、可置换可改变的男女角色和性别关系，并对“生物决定论”进行反思。
不同社会作为男人或女人的经历会因文化的不同而相差很大，这就是“社会性别”差异。
应当注意到，在对有关男人、女人的期待中，在两性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中，以及在社会观念、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中，一直存在着由社会性别所产生的性别歧视。
传统的性别文化使两性不平等的面目被固定下来，成为主流文化，成为男性操纵和指使的文化。
权力分配强化了社会性别中女人男人身份权利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如各类领导职务正职大都是男人而女人最多担任副职）。
与此相反，女性则成为这一文化的依附性产品（如在许多文艺作品中以及中小学教材中，女性总是被塑造成贤妻良母的形象，作为男性的陪衬，面向女性的传媒所提供的内容多数以美容、育儿、减肥、相夫教子、性知识为主，很少关心女性的事业、身心健康和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流行广告中无所顾忌的表现出男性作为欣赏者、女性作为被欣赏者的不平等两性关系）。
“男女平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成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和理念。
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总是可以天天看到、听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事实。
由社会性别概念出发，自然而然的推论就是要进行文化建设，改变原来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
实际上自从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main-streaming）日益受到关注，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
一些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机构大力倡导，要把社会性别平等作为基本的价值观，以性别视角开展工作，把性别问题深入到相关的发展工作和公共政策领域。
当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处理事务时，如果能时时注意到性别之间不平等的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并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增进性别平等，被称作具有“社会性别意识”。
或者说具有“社会性别觉悟”、“社会性别敏感”。
但从“意识”到“觉悟”再到“敏感”，所表示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应当是逐步递进的关系。
反之，在观察和分析、处理事务时，如果无视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则被称作“社会性别盲点”。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性别”已经成为是国际学术界尤其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常识性概念之一。
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就像“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概念一样，被用来作为阐释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基本方法和重要工具。
与此同时，性别分析的方法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也逐渐发展起来。
实际上，社会性别分析工具更多地被应用在社区发展的具体项目中。
与具体项目相联系，发展起了一系列“社会性别分析框架”。
比较著名的如“哈佛框架”、“摩塞框架”、“朗维框架”、“以人为本的计划”、“妇女赋权框架”、“社会关系分析法”等等。
这些分析无非就是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作以分析。
因此，所谓“社会性别分析”主要就是指“社会性别角色分析”和“社会性别关系分析”。
比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中充当的不同角色，认识她/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是社会性别角色分析。
而社会性别关系分析旨在分析资源、责任和权力分配方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系为每个人在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内分配一个位置，决定着群体和个人能够获得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制造着错综复杂的不平等。
分析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必须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
社会性别通过风俗习惯和民间话语，通过规范化的概念和一系列文化符号，对男人和女人进行着界定。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男人、女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套“性别文化”的指令所支配。
那么，这一整套文化指令代表着谁的利益和需求，在怎样的权力结构中发生作用？
这里涉及到“制度”问题。
社会关系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分析。
卡比尔认为，（参见李慧英主编：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制度分析包括5个方面范畴，即：
规则、活动、资源、人、权利。
简而言之，社会性别关系分析就是关注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把目光聚焦在男人和女人：
“谁做什么？
怎样做？
谁拥有什么？
谁来做决定？
怎样做决定？
谁得益？
谁损失？
”以及“是哪些男人？
哪些女人？
”等等。
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分析主要强调的是一种视角，也就是对待事物要有社会性别意识和敏感。
前期研究者已经总结归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但不存在也不必要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分析框架”。
二、反思：
社会性别盲点下的生育文化研究
人类生育行为是两性结合的结果，同时又主要由女性承担。
生育文化可以说是与性别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我们对生育文化的认识，理当更多地采取社会性别视角。
生育文化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
包括了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活动中形成和遵从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知识能力、思想理论等诸多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有关生育文化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
归纳起来，我国生育文化研究的成果可以简单划分为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①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
②婚育价值观念。
③婚育科学知识。
④婚育习俗。
（潘贵玉主编，《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人口思想与人口理论包括古今思想家、政治家对人口发展、婚姻生育方面的认识与主张，以及中外人口理论。
从马尔萨斯“两个级数”、“两种抑制”的《人口原理》，到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转变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可以说是我国倡导的主流生育文化的灵魂。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两种生产”理论的实质，是坚持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的社会历史观，肯定了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了生育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的生育文化研究，强调两种生产相互协调，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决定人口发展状况，生育文化的方向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两种生产”理论成功地揭示了全球人口数量的演变规律。
这是一种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将人类的生育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相联系，加以解释和评价。
实际上其它许多有影响的人口理论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持这种视角，注重经济分析。
譬如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人类发展人口演变随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将经历三个阶段，“高-高-低”的原始阶段、“高-低-高”的过渡阶段和“低-低-低”的现代阶段。
“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以社会发展生育成本、教育成本的提高来解释生育数量需求的下降，进而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男孩偏好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重要表现。
人们注意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的经济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男孩偏好没有减弱而是进一步得到强化。
那么，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反而增强？
很容易从经济和社会原因找到解释：
市场竞争、农业生产中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农村社会保障尤其养老保障的不足，家庭、家族安全因素的考虑等等。
2001年国家计生委组织实施的“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人群中男孩偏好程度较高；
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男孩偏好程度较高；
家庭现有子女多的人群男孩偏好程度高；
农村人比城里人男孩偏好要高得多；
按东中西分类，中西部地区的男孩偏好程度依次上升。
（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中国人口》第26卷第5期）这一调查结论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群性别偏好的影响。
应当说上述对性别偏好原因的分析是客观的也是正确的。
但似乎，只是客观地承认“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而没有对这一现象背后价值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或批判；
只是消极地等待“经济发展”来减低和消除性别偏好，而没有提出为增进两性的平等在当前可以采取的行动和措施。
由于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经济分析或政治分析仍然以维护男人的既得权利为出发点。
我们看到，“两种生产”似乎有着不成文的社会分工：
男人从事物质资料再生产，女人则担负“人口再生产”的主要职能。
由于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因而“男主女从”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不可变更的。
于是，社会性别中女人男人身份权利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进一步被强化。
生育文化的研究还有很多是将生育文化看作民俗文化的内容，从民俗学角度加以考察。
区分其地方性或区域性、民族性，强调其历史继承性、沿袭性。
从古老的生殖崇拜，到男婚女嫁的习俗；
从家文化、根文化、礼文化的归纳，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探究。
人类生育行为的文化必然涉及和围绕性别问题，但民俗学角度的研究往往以“自然的”性别分工为依据，表面看是性别中立的，并不是特定地站在男性或女性的立场，实质上仍然是以男性的视角看问题，并非社会性别意义的性别分析。
或者可以说，这类研究一般是重生理性别分析而少社会性别分析，更缺乏自觉的社会性别意识。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与性别文化相关的知识生产总是以男性活动为主体的，并且，它在建构中不断得到认同和放大。
这类文化知识体系由此变成了压抑女性、实现性别专制的工具，并被视为历史的“真实”而无庸置疑地存在和发挥影响。
本文没有对活跃在国内的民俗文化研究者做过性别统计，但就所接触的论文著作作者情况主观推断，研究者队伍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此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男性立场上展开分析。
也就是说在民俗生育文化研究领域，也是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貌似客观的生育文化体系实际是男性体系，至少是主要由男性建构。
就生育文化的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文献典籍的研究，普遍重视实证调查和分析。
一般文章报告总是少不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内容。
当我们用调查所得一组组数据百分比来表述某种事实或倾向，往往也会自觉不自觉带有男性主流文化的意识，或者就是男人女人笼统的、模糊的、界限不清的，
譬如，大多数关于生育意愿的调查，调查对象总是育龄妇女。
然而她们是否真正拥有生育上的决策权？
为什么不面向“育龄男人”了解生育意愿？
众所周知，“养儿防老”是中国人尤其农村人口男孩偏好的重要动因之一。
某大型调查结果（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课题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数据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40页）显示，1998年我国80-105岁高龄老人第一位的经济来源是子女或孙子女，其中城镇占50.9%，农村达84.2%，全国平均为71.6%。
此调查对于说明我国目前养老方式仍以家庭为主，无疑很有说服力，但我们无法区分，老年人家庭养老依靠的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孙子还是孙女？
这种区分显然应当是很重要的区分。
有意无意之间，这类调查显然缺少了一点性别意识。
甚至也可能是为了“男女都一样”的信仰，有意识的不去做这种区分。
生育文化以观念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文化的核心是生育价值观。
国内人口学者认为，任何生育价值观都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
生育数量（多少）；
生育时间（间隔、疏密）；
生育质量（性别、健康和智力）。
这就是生育的三维性（顾宝昌，1996）。
一般也是据此划分出“传统生育文化”和“新型生育文化”，“落后生育文化”和“先进生育文化”：
前者的特点是“早、密、多、男偏好”，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
后者提倡“晚、稀、少”，“生男生女一样好”。
中国自197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在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使中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里尤其是人们观念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也包括了婚育观念、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方面。
这一变化反映在生育价值观上的标志，就是由追求数量变为追求质量。
前述计划生育条件下农民男孩偏好的增强，也被认为是追求生育质量的表现。
——根据生育价值观三维结构的分析，性别也是质量构成因素。
而生育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换，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这里就产生了悖论：
男孩偏好一方面是落后生育文化的表现，一方面又是观念进化的结果。
仔细分析其实也很简单：
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更是人口与生育文化研究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分析的后果。
站在社会性别的视角，凭什么“男优女劣”？
男孩就代表高质量？
当我们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的实践，可能很少会考虑，我们正在建设的究竟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生育文化？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无聊或者无意义，但社会性别分析对待任何事物都要考虑男/女两性的权力、利益关系，谁受损？
谁受益？
是强化还是弱化两性的不平等格局？
“婚育新风进万家”是由计划生育部门发起倡导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的活动，各省各地以此为主题开展的活动形式多样，效果明显。
值得一提的，其中不少活动带有较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如陕西“以提高妇女地位、降低妇女生育率为中心的社区发展网络”建设，安徽“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项目的实施，等等。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地方一些活动表现出社会性别意识比较薄弱，譬如评选“好媳妇”。
“好媳妇”的标准除实行计划生育外，还包括了孝敬公婆、扶助丈夫等内容。
这些标准似乎不能说不对，但为什么不是评选“好女婿”、“好丈夫”？
这里体现的是男人的需求和利益，遵循的是极为传统的标准，实际是对妇女传统的从属地位的强化，丝毫也谈不上是“新型生育文化”。
综上我们认为，既往的生育文化研究整体上缺乏社会性别的视角，基本上是社会性别盲点下的生育文化研究。
或者说，社会性别的分析工具至今还尚未被我国主流的人口研究领域所接受和采纳。
三、使生育文化研究具有社会性别敏感
重视生育文化的作用，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不管怎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从数量上是明显大幅下降了。
但在，稳定低生育率条件下部分人的性别偏好反而增强，为什么？
显然不能仅仅用“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于是人们提出了“社会需求”说。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还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男孩需求？
不难发现，这是性别利益分化、性别差异扩大的结果。
主流话语不断倡导的是“男女平等”，但社会现实顽固地表现着男女实质上的不平等，并不断强化着这种不平等。
如果说在农村男女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且十分明显，在城市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国企改革中，女工首先面对下岗的危险；
大学生就业市场，女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是干部、工人、教师还是医生，女性的退休年龄“按规定”都要早于男性数年；
无论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还是社会其它领域，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机遇远小于男性，风险却明显大于男性。
有研究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一直处于性别差异缩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靠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在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平等权利，社会和家庭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中，妇女状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标志是重又出现了性别分化的趋势，性别差异扩大。
其表现是女性从社会角色向家庭角色的转移。
角色移位的结果是，男性的社会角色在强化，女性的家庭角色在强化。
”（《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第800页）
性别平等愈来愈成为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男女平等本身也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型生育文化的重要内涵。
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5年北京“世妇会”欢迎词），某种意义上，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正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和必需。
而社会性别意识正是以男女平权为关注点。
因此，有必要强调：
在新时期生育文化研究和实践中，应当增强社会性别敏感。
男女平等不能抹杀男女生理上的差异。
男女平等不是男女都一样，而是指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和机会的平等。
具体地，主要指在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上的性别平等，如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参与经济活动机会，等等。
社会性别分析的“哈佛工具”中，小心地区分了“使用”与“支配”概念。
当考察男人女人之间按社会性别的资源分配方式时，要看到资源的使用与支配之间的区别。
使用权仅为使用资源的机会，支配权则意味着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资源以及谁可以使用资源。
（坎迪达·
马奇等，《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香港乐施会，2000年8月）。
妇女往往能够使用某些资源，但并不拥有支配权。
同样，我们讨论现阶段中国妇女的权利与机会，也会发现在许多具体事务中，往往是承认权利，不给机会。
口头上、理论上、概念上承认妇女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现实问题、具体政策、操作层面妇女却没有或很少有机会。
类似这样的讨论就具有了社会性别敏感。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我们对生育文化的分析有可能更深入，能够找出针对性更强的措施。
我们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
那么，现实生活中生男生女是否都一样？
政策法律中女儿是否能够成为传后人？
仅就周围反应和态度可以列表分析比较：
由此不难明白，“女儿也是传后人”中的“也”字之意味深长。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的提法作以社会性别分析。
为什么丈夫有责？
有多大责任？
怎样承担起责任？
搞清楚生育决策权到底是在丈夫，还是妻子，还是“共同”，对于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当是有必要的。
并且。
既然“丈夫有责”，为什么一些地方把计划生育的“工作对象”局限为“育龄妇女”？
为什么避孕节育措施绝大多数都要落实在妇女身上？
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生育行为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把父母对子女的投入称为“孩子的成本”，子女向父母的回报称为“孩子的效益”。
这里的分析一般是笼统地针对整个“家庭”。
如果我们进一步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区分开父与母、子与女，不难发现，付出成本母亲远大于父亲。
妇女作为生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尤其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的直接成本和几乎全部间接成本。
包括体力付出、精力付出、情感付出、时间付出，以及由于暂停工作而减少收入，失去一些学习提高的机会，失去一些流动性工作的机会，失去很多职务升迁或改善职业地位的机会等等。
但在享受子女带来的效益方面，父亲母亲受益基本上是同等的。
对儿子和女儿的分析可以得出，儿子对家庭的贡献（在农村）绝对大于女儿，而女儿所消耗的成本却略大于儿子。
通过生育行为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的分析，就进一步揭示出男孩偏好的实质。
同时很容易得出，“早、密、多”的旧生育模式是对女性极大的束缚和制约，多生孩子女人受损男人受益。
中国的计划生育，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公共事务。
计划生育工作一直都在探寻的是，如何把“国”与“家”的利益有机联系起来，有效统一起来。
“社会性别”提供了一种概念、一种工具。
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在社会性别盲点下的生育文化研究中，表面看来是性别中性的。
其实暗含着一个前提，女性的生殖功能被界定为私人化的、家庭的、家族的，因而也要依靠家庭完全承担生育补偿功能。
社会性别分析打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把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同社区、市场、国家层面的权力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这样，增强社会性别敏感，对于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数千年的文明造就了传统的性别制度，而“社会性别”的提出仅30年多一点。
一定意义上，社会性别意识顺应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们看到，无视或忽略“社会性别”的研究，消极地对待性别差异的态度，实质上起到巩固和加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作用，扩大着男强女弱的性别差异，强化着女性的从属地位。
与之相对应，社会性别意识及其“主流化”的过程，促进着实际意义和操作层面的男女平等。
因此，社会性别意识是先进生育文化的内在要求，建构新型生育文化体系需要以社会性别意识为基点。
主要参考文献：
潘贵玉主编，中华生育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李慧英主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坎迪达·
马奇等，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香港乐施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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