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村社思想的来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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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在他35岁上，即1847年开始流亡国外。
在他17岁考入莫斯科大学以后，在俄国的18年间，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当中，无论同西欧派还是同斯拉夫派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在同这些社会精英，特别是同斯拉夫派的交往中，他不可能孤陋寡闻，连村社问题都不了解，而要从一个来自普鲁士的外国人那里得到有关村社的思想。
这个疑问，在笔者和一些研究俄国思想史人们的头脑中一直萦绕着，是一个不可释惑和消解的问题。
近读一部俄国思想史新著，是俄罗斯的著名思想史学者Е.Л.鲁德尼茨卡娅的《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俄国思想》。
该书里面附有一个研究俄国思想史的著名苏联学者С.С.德米特里耶夫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一直未能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关于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问题》[4]。
该文对赫尔岑村社思想的来源问题作了很有说服力的探讨。
笔者读后甚受启发，现想将这位学者提供的主要论据和史实，以及笔者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思考，陈述、论列如下，以供学术界同行参考。
作为“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赫尔岑关于村社的思想观念究竟是否来源于普鲁士学者哈克斯豪森的著作，这是研究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以至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С.С.德米特里耶夫教授分别从赫尔岑和哈克斯豪森提供的说法，以及赫尔岑同斯拉夫派的关系、赫尔岑关于村社的思想和“俄国社会主义”同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联系等方面作了回答。
首先，让我们看看赫尔岑本人是怎么提供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据的。
赫尔岑曾多次讲过哈克斯豪森，也屡屡写过有关他的文章，谈到有关这个普鲁士经济学家“发现”俄国村社的问题，谈到有关这一发现同其他社会科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关系。
但在数十处这些言论中，赫尔岑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一次也没有讲过，是哈克斯豪森使他本人或俄罗斯的什么人领悟了有关村社的思想。
赫尔岑倒是多次重复过这一论点：
是哈克斯豪森通过他的著作向西欧介绍了俄国村社。
对于“发现”村社和解释其潜在意义的问题上，赫尔岑并不认为哈克斯豪森有什么独到或独创之处。
赫尔岑是这样说明这个问题的：
这位普鲁士学者看到了俄国的村社，然而是经由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给他指点和解释了的。
用赫尔岑的话说就是，К.阿克萨科夫“在40年代初就宣传了农村公社、米尔和劳动组合。
他教哈克斯豪森懂得了这些问题，而他本人直到少年时代都是一个把裤子塞进长筒靴，穿着斜领衫的人”[5]。
在这里，赫尔岑强调指出，阿克萨科夫来自俄国农村，直到少年时代都是一身农夫打扮，因而是了解农村生活的。
在《秩序的胜利》（1866年）一文中，赫尔岑写道：
“在12月14日[6]以后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在1831年波兰起义之后的黑夜天，在尼古拉一世以其高压轻易窒息所有幼芽的沉闷气氛中，第一个起来高喊、呼吁‘土地’问题的，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虽然连他们也才是用左脚开始站立在现实的土地上，但他们毕竟是第一个。
他们通过份地、重分土地、农民村社和村社土地所有制，懂得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独特性；
但他们只了解问题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另一方面——自由，受到村镇当局、沙皇和教会压迫，沦为奴隶的个人所追求的自由。
”
赫尔岑接着写道，“当时，高扬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风帆飘扬行进的欧洲，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即，俄罗斯这个默默无闻的世界在天那一方是如何生活的……”
“发现俄罗斯的第一个拓荒者，是哈克斯豪森。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西伐尔公爵，在易北河畔的一个地方，遇到了斯拉夫人村社制的遗迹。
于是，他便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也由于幸运，他找到了霍米亚科夫、К.阿克萨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7]等人。
哈克斯豪森的确是向西欧世界报告俄国村社及其深刻社会自治基础的首批人之一……”
“继哈克斯豪森之后，差不多是我们自己直接尝试向西方介绍非官方的俄罗斯”[8]。
在这里，赫尔岑详细介绍了哈克斯豪森何以对俄国村社发生兴趣，以及他接触村社、了解村社的过程，也着重指出了这位普鲁士学者是向西欧介绍俄国村社的开拓者和先驱。
在《俄罗斯文学的新阶段》（1864年）一文中，赫尔岑又指出了哈克斯豪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能亲自了解到斯拉夫主义者对村社的观点。
他写道：
“哈克斯豪森是莫斯科沙龙里斯拉夫派同西欧派热烈争论的见证人。
他为‘这个古老首都的愤怒对抗的双方’，能够公开表达他们不总是同当局完全一致的意见而感到惊讶。
”[9]
在一篇题为《耶稣教会的财产》（1853年）的文章中，赫尔岑告诉读者：
哈克斯豪森在其著作中曾说明，似乎地主是村社宗法制的头领；
这一思想其实是由“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农场主们”比他更早表述出来的，这些人也支持这一思想[10]。
С.С.德米特里耶夫教授在提供赫尔岑上述说法的同时，也针对人们可能会产生的疑问——赫尔岑持这一论断的根据是什么?
他会不会出于某种考虑，故意掩盖自己村社思想的来源?
德米特里耶夫教授极为肯定地回答：
“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11]。
其理由是，赫尔岑的上述说法和论断所依据的正是哈克斯豪森本人的言论。
所以，С.С.德米特里耶夫教授紧接着罗列了哈克斯豪森本人的言论：
他有关俄国村社的思想观点是从斯拉夫派那里得来的[12]。
哈克斯豪森在1852年出版的著作第3卷中，曾详细叙述了俄国村社问题。
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这位普鲁士学者曾谈到他在何时、由何人指点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村制度问题。
他写道，早在1843年5月，在莫斯科引起他注意俄国农村机构特点的，是这里的一些学者和文学家，包括К.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萨马林[13]和梅利古诺夫等。
赫尔岑在阅读哈克斯豪森这部著作的时候，指出了这段话[14]。
他在1852年9月17日写给М.К.赖谢尔的信中说：
“告诉一下梅利古诺夫，哈克斯豪森的第3卷很让人感兴趣。
顺便说一下，他开宗明义就提到了他在莫斯科认识的那些伟大活动家，这些活动家名单中的头一个，就是梅利古诺夫的名字。
”[15]
既然从这里可以证明，哈克斯豪森是1843年5月最先从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那里了解到俄国村社问题的，而在1842—1846年间，赫尔岑在莫斯科同斯拉夫派的上述人物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很了解斯拉夫主义的学说，那么，赫尔岑为什么不能像哈克斯豪森那样，也是从斯拉夫派那里了解到村社问题的呢?
实际上，1847年哈克斯豪森在其著作第1卷中发挥的那些思想，霍米亚科夫早在1842年就在《俄罗斯人》杂志上登载了；
而赫尔岑从该刊问世的头一年起就关注它每一期的内容。
对于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萨马林）早在1839年、1942年和1843年提出的思想，赫尔岑在1847年11月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欧洲在取得教训、否定现存秩序、预见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以后，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从现在起，以俄罗斯为首的整个斯拉夫世界，将成为未来社会美好发展的基础，因为这里有村社的风习，有作为最高宗教形态的东正教，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将会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同这种宗教形式结合起来。
这是早期斯拉夫主义思想中可以被看作空想社会主义成份的那个方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年赫尔岑在构建其“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时，从斯拉夫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思想成份。
对于俄国村社及其潜在意义，对于村社同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关系，赫尔岑早在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在同哈克斯豪森第一次交谈中，就进行着深入的思考。
在赫尔岑日记中，大体被视为第一次提到“村社制”（“обшинность”）这个词语的，正是他于1843年5月13日记述的同哈克斯豪森的那次谈话。
看得出，他们的那次谈话是在基列耶夫斯基家里进行的。
赫尔岑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他（系指哈克斯豪森——笔者）认为，村社制是从远古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等等，对它加以发展；
他并不认为农民个人连带土地或不带土地的解放是有益的，因为这种解放是让单个的弱势的家庭去同农村警察的可怕压迫相对抗，去同俄罗斯的官僚恐怖统治相对抗。
”[16]哈克斯豪森就是在有赫尔岑在场的情况下，在斯拉夫派的沙龙里谈论这些思想的，而这些思想是斯拉夫派早在1839年就已讲了出来，在1842年则已公开发表了的，也是斯拉夫派当着这位普鲁士人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着力向他解释的那些。
请注意，这里有一个时间的巧合：
哈克斯豪森在其著作前言中说，他是在1843年5月，由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К.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萨马林和梅利古诺夫等人”，让他注意到“俄国农村机构特点”的；
而赫尔岑也是在同年同月，即1843年5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同哈克斯豪森的谈话，而这里也几乎是赫尔岑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村社制”这一用语。
从这里可以判断，这位普鲁士学者在斯拉夫派沙龙里的交谈中向赫尔岑讲述村社问题时，他本人也刚到俄罗斯不太久（记载表明，他是1843年来俄国的），也是刚刚从斯拉夫主义者那里了解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哈克斯豪森并不比赫尔岑从斯拉夫主义者那里了解村社问题早多少，甚至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同时从其老师那里了解到俄国村社的。
充其量只能说，哈克斯豪森对这个问题或许比赫尔岑领悟得快一些，深一些，因为他在自己国内的易北河畔就遇到了斯拉夫人村社的遗迹。
还可以说，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在斯拉夫派的沙龙中听到了关于俄国村社的话题，而哈克斯豪森对此领悟得较快，因而赫尔岑从他那里或许受到了某些提示和启发；
但这并不能否认赫尔岑真正对村社问题的了解还是从斯拉夫派那里得来的事实。
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
哪有不去求教身边的现成的精通此道的老师，而去向一个同样半斤八两的小学生请教呢?
事实上，赫尔岑也很快注意并深刻理解了村社问题，这从他1843—1845年的日记、1843—1846年的书信中就可看得出来。
在这些年的日记和书信中，他经常谈到村社、村社制和劳动组合之类问题，而且总是将这些问题同斯拉夫派及其观点或者同西方社会主义者著作家联系起来。
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就能清楚地看出，赫尔岑正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和交谈中确定了他对村社的正面评价。
比如1843年6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斯拉夫派在解释内涵丰富的各种因素，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是进行土地分配——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胚芽，部分原因这是建立在不发达基础上的。
”[17]就是这样，赫尔岑通过这些斯拉夫主义者的议论评价了俄国村社的原则、重分土地和俄国缺少无产阶级的问题，把这些看作是未来发展的良好萌芽。
他强调指出，存在这些胚芽本身就证明俄国发展不够，证明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
赫尔岑并没有整个接受斯拉夫主义有关村社的观念，因为在斯拉夫派那里，村社是同东正教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但在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也开始构建自己关于村社及其意义的理论框架。
在1844年2月12日，为回答斯拉夫派对村社的颂扬，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
“那么要问，何时是这种村社制度最发达繁荣的时期呢?
是在最最欠发展的时期。
贝都英人[18]是讲民主的，而且在其宗法家长制中带有特有的家族村社的因素。
”[19]在1844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斯拉夫村社最发达的样板是黑山人的村社……他们那里的民主最充分，是野蛮宗法家长式的，但充满活力，富有感染性……”[20]在赫尔岑的观念里，斯拉夫村社特别是黑山人村社，是斯拉夫世界越来越引起欧洲关注的许多显著特点之一。
在1844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赫尔岑采取了几乎同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在《论日尔曼世界个性因素的发展》一文中完全相同的写法，认为日尔曼人的思想是凸显个性的，并将这一点同斯拉夫的传统思想作了对比。
“……未来的时代在其旗帜上标识的不是个性，而是公社；
不是自由，而是博爱；
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劳动的有机分配。
”[21]因此，在赫尔岑看来，斯拉夫村社是孕育未来的种子。
上述这一切，都是在1844年初写下来的，而这段时间正是赫尔岑同斯拉夫派交往最密切的时期。
经过5年之后，赫尔岑在给格尔维戈[22]的信中写下了同样的思想，他说：
“俄国村社是从远古时代就有的。
在所有斯拉夫民族那里，都可找到村社的极为相似的形式。
凡是没有村社形式的地方，就是处在日尔曼影响之下的地方。
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黑山人那里，村社形式比在俄罗斯保存得还要更完整一些。
”又说：
“我们这种自然的、半野蛮的生活方式，较之于文明的日尔曼世界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于欧洲所抱的理想；
对西方来说，仅仅是全力追求的希望和理想，而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开始起步的实实在在的事实；
我们被皇权专制制度所压迫，正迈步迎接社会主义……”[23]在赫尔岑写于1849年的这些话语中，不难找到他在1843—1844年谈到过的思想。
实际上，1849年的这些言论已成了这位民粹主义奠基人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硬件。
1848年11月5—8日（俄历10月24—27日），他在写给莫斯科朋友们的信中又这样说：
“欧洲在灭亡时将会向未来的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是它所有努力的硕果，也是发展的顶点。
斯拉夫人本身以其野蛮的形态具有各种社会因素。
”[24]从他1848年的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在1843—1844年所表述过的那些同样的思想。
在《俄国农奴制》一文中，赫尔岑又说：
“一些人在谈论取消俄国村社。
不过，我倒想知道，这些为数不多的建议采取此类措施的俄国人，他们到底是严肃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要问一下，如果我们要揪断我们民族生存的这根生气勃勃的神经，还会剩下些什么?
俄国人民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损失，而仅仅保存下来了村社。
”[25]在给Ж.米舍尔[26]的信《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1851年）中，他还写道：
“村社把俄罗斯人民从蒙古野蛮统治和皇权文明下拯救了出来，村社也把俄罗斯人民从涂着欧洲色彩的地主和德国官僚统治下拯救了出来。
村社组织虽经受过强烈的震荡，但它坚持顶住了当局的干涉；
它将顺利生存到欧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之时。
这种情况对俄罗斯是无比重要的。
”[27]
从赫尔岑的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拉夫派霍米亚科夫或萨马林思想的折射和变形。
霍米亚科夫在1848年就曾写道：
“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并非原来的。
根子和基础是克里姆林、基辅、萨罗夫斯基修道院，以及带着民歌和圣像的民间生活，而最主要的是农民村社。
只有认识这些根基，才能理解它们的发展，或者说它们的精道之处……村社是整个俄国史上一个保存完好的公民机构。
如果取消了它，那就一无所剩，因为从它的发展中可以发育出整个公民世界。
”[28]接着，他又说，目前“整个欧洲的普遍愿望证明了一点，证明了劳动和资本的斗争，也证明了使这两个竞争者和解妥协或把他们利益融合起来的必要性”。
但是在欧洲，由于个人主义的社会道德，由于个人所有制的自私自利的道德观念，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而在俄罗斯，“人是在村社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可以做到这一点[29]。
在这里，霍米亚科夫和赫尔岑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再看看萨马林。
184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对未来前途的预感，的确在整个欧洲到处风靡一时……但在欧洲这个地方，却是用各种语调重复着一个题目：
伤心地承认个性的破产和所谓个人主义的无能……”在西欧社会中，到处都出现了“对某种坚强的、能集合个人的独立因素的需要”，在各种社会学说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在来自革命、也多亏革命而存在的各种社会学派中，对这种需要有如此强烈的呼声?
”（萨马林在此指的是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什么这些革命的术语——自由、个性、平等——正被交往、博爱和从家庭或村社生活继承来的其他事物所取代?
……为什么包括乔治·
桑德[30]在内的许多人的目光（此前是关注米茨凯维奇的雄辩的号召），转向了被他们看作是公社世界的斯拉夫社会，这种目光的转变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奇，而是怀着某种参与和期待……所有这些，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日尔曼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罗马—日尔曼世界，领悟到了这个抽象的公式，懂得构成斯拉夫民族本性的这种原则要求；
所有这些也应该同样得出结论，斯拉夫民族将能提供活生生的答案，通过其生活本身给西方世界的问题作出最终回答。
”[31]这里应再次指出，赫尔岑无论在1848年革命前几年，还是在此后一些年，在他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中，使用这些在字句上都往往一样的用语，阐述了同斯拉夫派极为相近的思想。
但是，赫尔岑在村社问题上的观点仅仅是同斯拉夫派相接近而已，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相符。
因为在斯拉夫派的自由—保守主义理论体系中，村社所起的作用显然并不是它在赫尔岑革命世界观体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那种认为赫尔岑的村社思想来源于哈克斯豪森的观点，还有一个论据，认为赫尔岑只是在1848年革命后才形成村社（或公社）社会主义思想的；
而这位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在1847年就离开了俄国，他这个“贵族浪子”不了解俄国农村及其村社，而从一个研究俄国社会的普鲁士经济学家那里了解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Г.В.普列汉诺夫早已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在《流亡者赫尔岑》一文中就曾正确指出，广为散布着一种说法，仿佛村社进入赫尔岑的视野和世界观，仅仅是1848年之后的事情，对这种说法需要给予严正纠正。
事实上早在1848年之前，赫尔岑就已在不断谈论和撰述有关村社的问题了，他是把村社作为这样一个社会因素来谈的，即对俄罗斯来说，村社可借助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学说，让社会主义比在西欧更快、更少病态地来加以实现[32]。
德米特里耶夫教授认为，普列汉诺夫提供的论据还不够充分，因而又补充了一些资料和论据。
从这位学者提供的资料中更进一步看出，说赫尔岑在1848年以后才形成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初赫尔岑阅读圣西门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时起，就自视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而从流放地回莫斯科后，即在1842—1846年期间，他通过同斯拉夫主义者的交往，对俄国村社的了解，已逐渐形成了以村社观念为核心的“俄国社会主义”，只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对这一学说作了更完整的表述罢了。
这一情况进一步佐证，赫尔岑是早在流亡国外前就已从斯拉夫派那里了解了俄国村社。
显然，德米特里耶夫教授是进一步申述、论证并加强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
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从赫尔岑方面所提供的论据，还是哈克斯豪森所提供的证言，都足以说明赫尔岑关于村社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来源于哈克斯豪森，而是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即在1843年5月前后，从斯拉夫派活动家那里接受村社思想的。
我们将赫尔岑关于村社的思想，甚至他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同斯拉夫派人物，特别是同霍米亚科夫和萨马林的思想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联系。
这更进一步证明，赫尔岑是从斯拉夫派那里直接接受了有关村社的思想观念。
至于哈克斯豪森同赫尔岑村社思想的关系，从他们两人的经历和受到斯拉夫派影响的时间来看，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他们大体是在同一时间从斯拉夫派那里了解到村社问题的；
充其量可以这样说，由于这位普鲁士学者对村社问题注意得稍早于赫尔岑，同样是在莫斯科斯拉夫派的沙龙里，哈克斯豪森在同赫尔岑的交谈中向后者提示过村社问题，他的言论对赫尔岑有所启发。
而赫尔岑对村社问题的基本的和深入的了解，则完全是从斯拉夫派那里得到的。
这应该说是我们从上述С.С.德米特里耶夫教授提供的史料和论据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论。
[本文作者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2]奥古斯特·
哈克斯豪森（AugustHaxthausen，1792—1866）是一位公爵、普鲁士官员和经济学家，1843年曾到俄罗斯旅行和考察。
[3]Е.Л.鲁德尼茨卡娅：
《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俄国思想》（РудницкаяЕ.Л.Поискпути.Русскаямысльпосле14декабря1825года），莫斯科1999年版，第253页。
[4]见Е.Л.鲁德尼茨卡娅：
《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俄国思想》，第227-265页。
[5]《赫尔岑文集》（30卷本）（ГерценА.И.，Собр.соч.в30т.）第9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163页。
[6]系指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
[7]他们都是俄国斯拉夫派的思想家和主要代表人物。
[8]《赫尔岑文集》第19卷，第187—188页。
[9]《赫尔岑文集》第18卷，第203—204页。
[10]《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13页。
[11]Е.Л.鲁德尼茨卡娅：
《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俄国思想》，第255页。
[12]Е.Л.鲁德尼茨卡娅：
[13]萨马林（Самарин,1819—1876）,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是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之一。
[14]Е.Л.鲁德尼茨卡娅：
[15]《赫尔岑文集》第24卷，第341页。
[16]《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281页。
[17]《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288页。
[18]贝都英人（Бедуины）是一个游牧的阿拉伯民族。
[19]《赫尔岑文集》（30卷本）第2卷，第384页。
[20]《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335页。
[21]《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336页。
[22]格尔维戈（Herwegh，1817—1875），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评论家。
[23]《赫尔岑文集》（30卷本）第6卷，第200、204页。
[24]《赫尔岑文集》第23卷，第111页。
[25]《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44页。
[26]Ж.米舍尔（J.Michelet，1798—1874），法国浪漫派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27]《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323页。
[28]《霍米亚科夫文集》（ХомяковА.С.，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3卷，莫斯科1900年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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