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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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结尾，我们用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观点
社会动员理论往往被当作宿命论而一直遭到批判，并被再三压制下去。
但它仍然被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以各种形式所采取。
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愿望和能力，而且，这又反过来又促进民主转变。
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政治在三个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变化而变化，并增强了政治参与。
首先，经济发展增强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激发人们去影响政府决策。
其次，经济发展改变了人口的构成。
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的面貌就会改变。
也就是说，随着大部分的公民成为受过教育的白领阶层人士，中间阶层将会扩大并最终成为社会的多数。
最后，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政治目标的方向。
当人们对政治更感兴趣，具有更多的政治认识，并能感到自己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对社会的决策过程能有更多的投入。
然而，这一理论的最初形式，几乎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的选举变革。
除了来自老百姓的压力对中国村民选举改革的作用有限之外，其它的困难也使我们不能将社会动员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
首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远低于变革所需要基点。
经验研究表明，通常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6000美元时，民主转变才会发生。
中国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以等价的购买力来换算，也才只有2500美元。
而且，该理论预言民主变化发生在城市，但是，中国的选举改革却出现在农村。
最后，根据这一理论，财富的增加对民主的贡献，在于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
与这一理论相反，中国的选举改革却在农民那里展开了。
作为对过分强调转型过程中老百姓角色观点的回应，拉美政治的研究者提出，精英通常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欧丹乃尔（O’Donnell）,施米特（Schmitter）和威特赫德（Whitehead）认为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变发挥了重大影响。
他们有力地证明了拉美国家的温和派对松动威权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虽然精英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转变过程，然而这种理论仍然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有待我们去回答：
为什么政府中的一些人所接受的选择与其他人不同？
更具体地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构成、态度及感受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决策者的选择？
如果是，老百姓态度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政治精英的？
尽管试图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的学者了了无几，但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倾向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农村的选举改革。
例如，欧博文（O’Brien）在分析经济发展对选举改革的影响时，关注的焦点包括群众和精英，尤其是在职的村领导。
根据他的分析，经济发展对于成功贯彻组织法有着积极的影响。
带领本村致富的在职领导：
（1）没有几个担心会在选举中落败；
（2）有更大的动力，想保住他们的职位；
（3）有足够钱去讨好村民。
普通村民在这一过程中也在起重要作用。
集体经济搞得好也许会提升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因为他们想确保公共财产没有被滥用或浪费。
与欧博文不同,罗伦丝（Lawrence）和戴慕珍认为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联系是消极的，但同时罗伦丝也强调了精英角色，而戴慕珍关注乡镇领导。
根据戴慕珍的观点：
“恰恰是由于农村太难管理，经济发展得太差，当地管理机构才感到有必要试验新的农村管理方式。
”普通农民在选举改革中不起任何作用。
戴慕珍观察到，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实行政治改革中落在了后面。
在她看来，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并不一定会在地方官员中唤起民主改革的热情。
中国农村较富裕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通常是由非民选官员棗党支书来拍板的。
因为党的官员很好地适应了经济改革并领导了地方的发展，所以他们掌握了经济组织，而且在农村的经济问题上更有发言权。
即使选举使村委会要向村民负责，但在制度安排上村民并不能定期检查村支书所作所为。
这样，虽然目前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带来更发展的农村经济，但是，它却减小了村委会的权力。
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的选举专家指出，村民选举易于在经济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具有较强的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省份取得成功。
因为他们看到，“地方选举的发展依赖当地和省级官员的支持。
他们认为，最穷和最富的省份中村民选举的进程的确很慢，而且遇到的抵制也最甚。
在经济落后的省份，人们可能会预想，农民的不满以及资源的短缺也许会使他们提出改良的要求。
但是，那些省份的官员常常看不到选举的价值，也不把提高选举的透明度和竞争性当回事情。
而农民一门子的心思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很少考虑完善地方治理的事情。
对那些较富裕的省份，人们会说，经济繁荣自身就会不断提出民主管理和自治的要求。
但是，当地有势力的老板阻止了竞选的进程。
经济抓得好的村主任一般都能够保证再次当选，这就产生了“老板政治”。
地方老板出现在中国的富裕农村里。
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盖起了厂房，繁荣了当地经济，兴办了社会事业，如幼儿园、住房建设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再次当选。
总之，现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不是采用传统的宿命论方法研究来经济发展和选举的关系，而是关注于精英和农民之间的互动，认为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决定着中国农村的选举发展。
他们还认为经济发展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用调查数据来检验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农村现状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函变量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选举变革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将限于，在选举地方领导的过程，中国的农村是否成功地引入了半竞争性的选举制度。
这不是说政治改革的其它方面不重要，而是强调，将半竞争选举引入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政治改革的首要的关键步骤。
农村地区有多少人参与了村领导的投票选举
在1993年的调查中，我们要求被访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村里是否举行了选举，由村民自己选择领导人。
对这一问题，如果被访者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告诉我们选举是不是有多个候选人。
从个人投票者到村庄
知道半竞争选举中投票的人数固然重要，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有多少个村庄举行了选举，这些选举中又有多少属于半竞争性的选举。
对调查者来说，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这样的数据。
首先，他们可以依靠官方的记录和官方的统计。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96年才可以获得村民选举的官方记录。
即使官方统计是可以获得的，然而，这些数据的可信度还不清楚。
政府不提供信息告知数据如何获得，有多少类型的选举，以及不同类型的选举在各地的分布情况。
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表明，地方官僚经常在官方数据中造假。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调查样本中的有关个体选民的数据来推断数字答案。
虽然这个方法可以避免政府官员的有害影响，但是它存在其它两个问题。
（1）既然当局要求农村进行村民选举，让农民选择领导，而且选举要是半竞争性的，那么农民如果是来自那些没能举行选举的村子或是来自选举没有提供候选人选择的村子，他们或许就会向采访者撒谎以避免政治麻烦。
（2）调查中答卷者的记录可能是不准确的。
尤其是当答卷者被要求回答发生在过去的事时，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为避免第一个问题，我们告诉我们的采访者在采访那些选定的被访者之前，不要和任何当地官员联系，包括县、镇，和村的领导。
调查的协调中心给采访者提供了村子里的被访者名单，并告诉他们一进入当地就直接联系这些答卷人。
这些措施是有效的，我们的访问员报告说，在采访中受访者在表达意见时通常都很坦率。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个受访者非常担心秋后算帐，他未必就会因此就本村的选举性质对访问者说谎话。
受访者关于选举问题的回答是否受到政治畏惧心理的有害影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政治畏惧和是否存在村选的记录之间的关系测试出来。
如果政治畏惧心理影响了受访者的回答，我们应发现对政治迫害的担心会同如下两点呈正相关：
（1）是否举行了村民选举的回答。
（2）选举是不是半竞争性的。
若对政治迫害的畏惧与上述两点的回答无关的话，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政治畏惧并不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方式。
首先，我们试图查出某个村庄是否进行了选举。
这个问题有4种回答方式：
是、不是、不知道及拒绝回答。
首先，我们将不知道及不回答看成是未进行选举。
我们检查了每个村庄受访者的回答，发现同一村庄的被访者回答不同：
有些人说他们村里举行了选举，有些人则说没有。
因此，为了从每个村被访者回答中推断出他们村事实上是否举行了选举，我们使用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多数原则。
如果回答“是的”受访者超过了：
（1）回答“不是”的受访者，加上
（2）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加上（3）拒绝回答的受访者，我们就把它归为举行了选举的那一类。
若使用这个标准，我们发现有267个村庄举行了选举，在我们的样本中占82.2%。
其次，我们使用了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棗多数加1的原则（majority-plus-onerule）棗判断某一村庄是否举行了选举。
根据这个原则，只有当一个村庄中回答“是”的受访者人数比其它回答的多出两个时，我们才把它归为举行了选举的那一类。
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发现244个村庄举行了村民选举，在325个村庄中占75.1%。
找出中国有多少农村举行了村民选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少选举是半竞争性的。
即有没有给投票人提供选择候选人的机会。
我们把所有未满足上述多数原则的村庄看成是未举行选举的。
而后我们使用了三种不同方法判断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举行了半竞争性的选举。
首先我们使用了多数原则。
在每个村庄，回答选举具有竞争性的农民数至少要比持相反回答的多出一个，我们才把它归为有半竞争性的选举。
若使用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事实上有54.2%的村民选举是半竞争性的。
其次，我们使用了多数加1的原则。
回答选举具有竞争性的农民数量必须比持否定回答的三者之和多两个，才算达到标准。
根据此规则，我们发现在样本中，有49.8%的选举是半竞争性的。
最后，我们使用了最严格的标准棗一致原则棗来判断那些村民选举的性质。
只有同一村庄所有的受访者都持肯定意见，我们才把它归为具有半竞争性的选举类型。
在这三种方法中，我们认为多数加1的原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合理平衡。
平均而言，我们一般在每个村庄采访5-7人。
因此事实上，多数加1原则可以允许每个村庄5人中的1人或7人中的2人持否定意见，并及不知道及拒绝的回答。
换言之，只有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村的选举是具有半竞争性的，我们才会把它归为具有半竞争性的选举类型。
因此，在下列分析中，我们将使用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
三、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
经验性的测试
在这一节，我们将运用多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半竞争性选举之间的关系。
我们选择了罗吉斯蒂回归分析（Logisticregression）,即增长函数的回归分析方法。
函变量是一个村庄是否举行了半竞争性的选举。
我们使用了三个变量来测量中国农村半竞争性选举的存在情况。
其一是经济发展程度，它是根据农村所在县城的人均GDP来衡量的。
我们使用了县一级的数据测量经济发展，是因为根据社会动员理论，单个农村的经济发展是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变化的。
我们将全国所有的县分为三种类型：
贫困县，人均GDP介于1025元到2714元人民币之间；
中等发达县，人均GDP介于2715到4327元之间；
以及富裕县，人均GDP介于4328到48035之间。
贫困县代码为1，其次为2、3。
第二个预测指标是经济发展速度，它是按抽样县中1993年和1982年人均GDP的比值来计算的。
这个数字介于0.75到27.73之间。
我们也把它分成3类。
低速发展县（0.75-4.2）、中速发展县（4.21-6.69），和高速发展县（6.70-27.73）。
低速发展县代码为1，其次为2、3。
最后，在此模型中还包括村庄与其所属县城之间的距离，以公里数计。
这个变量可测出地方官员的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地方官员在提倡半竞争性的选举问题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职的村干部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若村民选举的成功与否是由县干部决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农村与县城之间的距离和半竞争性的村民选举中呈负相关。
反之，若在职的村干部扮演了关键角色，则这种距离对农村半竞争性选举的存在与否就无重要影响了。
此模式见表5的左边。
结果简单明了：
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并非呈正的或负的直线相关。
在表的右边，我们检验了由爱泼斯坦（Epstein）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成功的村民选举之间呈曲线关系。
为此目的，我们在此模型上增加了新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值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平方值。
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呈曲线分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模型加上新的变量后，原始变量和平方后的变量都会对村民选举产生重要影响。
当在此模型上加入两个新变量后，每一对变量都对选举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个人GDP会对选举产生积极影响，其平方值却会产生消极影响。
这个结果清楚表明了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关系是凹曲线形的。
用非学术语言来讲，经济财富增加了一个村庄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随着财富的进一步增加，其影响却会减弱。
这个发现证实了爱泼斯坦的观点，即在中国农村，中等发达的县城最有可能举行半竞争性的选举，让农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
经济发展速度与村民选举的关系也呈曲线形，但曲线形状与前者有所不同。
它们呈凸曲线形，即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会以加速方式减少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一个县的经济发展速度越高，那个县所属的村民选举就越不可能是半竞争性的。
最后，县城与农村之间的距离也会影响村民选举：
一个农村离县城所在地越远，其村民选举中出现半竞争性的机会就越大。
四、讨论
我们的分析显示出，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化确实存在某些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与社会动员理论学家所主张的有所不同。
选举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而非直线形，这似乎与动员理论相矛盾。
有几个原因可帮助解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偏差”。
首先，许多经验性的研究表明，向民主的转变往往出现在那些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到6000美元的国家，而如果增至7000美元水平的话，这种转变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28在调查期间，中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其发展程度还未达到使上述政治动力开始运作的门槛。
其次，社会动员理论学家忽略了在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
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政治精英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9对中国选举改革的调查证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员在向农村输入半竞争性的选举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解中国的选举改革，我们不仅要分析经济发展对普通大众的影响，还要分析它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影响。
经济发展带来了普通群众参与政治的需求、意图和资源的变化，但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只局限于此。
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精英态度和政策偏好的变化。
所有的政治实体，不管是一个国家、城镇或农村，都依赖于强制和认同手段的结合。
过去农民是基于历史和传统而认同的。
经济发展会对各种政治组织的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前，农民集体劳动，为人民公社生产粮食、蔬菜、房屋及其它物品。
尽管那些物质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但由公社掌握并代表国家将它们分给农民。
这种安排模糊了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因此许多农民认为是国家给了他们那些资源。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实质上的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中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
生产由个人自己组织，农民重新获得了对他们生产资源的控制权。
基层管理机构现在须依靠农民给他们提供机构运作所需的资源。
而公共事业也经常依赖于“捐赠”所提供的资金。
随着农民从资源的“接受者”到资源的“供给者”角色的转换，他们自然会要求参与决策过程。
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却常常受到忽视的是，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基础逐渐改变了。
农村管理机构的合法性现在大大依赖于地方官员的表现。
经济发展不仅成为在职官员先前表现的证明，它还影响到他们从上级和下属那里汲取政治支持的能力。
在富裕的农村，往往存在集体企业，其中有许多是由在职的干部建立的。
30这些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多种用途的资金。
即使在那些发展主要依赖于私人企业而非集体企业的地方，村干部也能从这些企业中汲取资金。
首先，既然经济资源可以增加在职领导完成政府各项计划的能力，地方官员通常就不愿意撤换他们。
其次，在职干部会利用那些资源收买他们的被保护者，劝说他们不要理会上级关于举行选举的要求，或者默许在职的村干部将本来要求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变成无竞争性的。
再次，那些地方的农民通常也没有替换在职干部的动机，因为村干部可以利用新近获得的经济资源换取政治支持，补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所受的冲击。
1996年作者访问了山东招远县的一个农村。
超过90%的村民投票支持在职的村干部，他4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村的头头。
当作者问及原因时，农民们说，他们不用向政府上交任何东西。
这个村将集体经济所赚取的利润为所有农民上缴了农业税，而且，每个农民每年还可以从村里领取3600元左右的钱。
31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非独一无二，因为在许多农村可以发现类似的情景。
1997年我在河北省观察了一个富裕农村的选举，那个重新当选的在职村干部事后私下里告诉作者，为了吸引多数选票，在选举前他以花了20万元修路、办学。
在贫困地区，政治动力则有所不同。
首先，地方官员可能无法征收款项用作农业税和公共项目。
如果一个县被定为穷困县的话，政府不仅要免去农业税，而且要给农民提供各种维持生计所需的手段。
其次，贫困地区的农民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获得足够的事物与住所，尤其是如何维持生计，而非公共事务。
最后，贫困地区的人们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追求财富。
因为在这些地区机会有限，那些生活想过得好一点的人倾向于到富裕的沿海地区寻求报酬更高的工作，而非试图改善他们本村的管理。
中等发达地区的情形与上述两者皆有不同。
首先，农村的管理机构需要从农民那儿征集资金维持机构的运作，以及管理公共事业。
当管理机构向农民要钱时，后者就会要求得到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
其次，对研究政治的人而言，毫不奇怪，要求变革的意愿更可能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物，32而非单纯有贫穷引起。
居住在中等发达地区的人们比富裕或贫穷地区的人们更易产生这种感觉，更可能质问为何其它地区的人们比他们更富；
在职的领导是否应为经济停滞负责；
而且，更重要的是，改换在职领导是否可以改善村里的经济情况。
33因为在职领导没有资源吸引村民，他们也不大可能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地址农民们要求举行选举，选择新领导的压力。
再次，村干部也无足够的资源游说他们的上级抵制改革。
这就解释了为何中等发达的县最有力地推动了选举，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五、结论
本项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80年代后期威权政权开始松动以来，私有化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变化，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正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政治精英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而且增加了农民的资源和本领，提高了他们参与本村决策过程的愿望。
但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间的关系，并非如社会动员理论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呈直线相关。
快速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阻碍政治发展过程。
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巩固当权者的权力，而非简单地使人们免受政治的控制。
这3种方式是：
（1）使那些地方的人们更加依赖于农村权威；
（2）为当权者收买农民提供经济资源；
（3）为当权者贿赂上级提供经济资源，使基层官员把中央政府要求农村实行竞选的决策撇在一边。
当然，不能把这些研究结果解释为财富的增加无助于中国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精英与普通大众互动的产物之一。
尽管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新近取得的经济资源会有利于在职领导巩固他们的权力，但经济的增长最终会打破这个平衡。
例如，地方干部的代际变化会加大村领导游说地方干部抵制政治改革难度。
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最终也会改变他们对权力的预期。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今后村干部想要收买选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我们尚且不知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何时才能打破这种均衡，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会同时增加老百姓的参政能力和在职村干部收买选民的难度。
它也会改变地方官员对选举的态度。
我们深信，这些因素的积极互动将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数据来源于93年9月到94年6月在中国进行的一个调查。
它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
此样本描述了调查期间居住在家里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其中西藏自治区除外。
我们在挑选样本时采取了按概率比例分派样本（PPS）的方法，进行分层的多阶段的区域抽样。
在样本设计上，农村地区的县和城市地区的市为初级抽样单位（PSUS）。
在挑选样本前，各县按地区和地理特征划分，城市则按地区和大小划分。
总共挑选了49个县和85个市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二阶段抽样单位是乡和区或街道。
第三阶段则适合挑选农村地区的村和城市中的居委会，总共选出了551个村和居委会。
家庭成为抽样的第四阶段。
本文所分析的数据既包括了样本中的所有农村，也包括城市那些持农村户口居民超过一半的居委会。
为了建立抽样框，在选择初级抽样单位时，主要使用了全国人口数统计作为基本材料。
34在PPS的选择过程中，是以每县或每市的家庭户数作为测量尺度的。
接下去的抽样阶段所需的人口数据是从各地公安局或地方政府的统计局获取的。
在村和居委会一级，户口名单主要是从城市地区的派出所和农村地区的村委会取得的。
我们的调查访问人员大多数来自高中退休教师。
尽管在中国，大多数人能够读写标准的汉语，但在南方许多省份，讲的是不同的方言，其中一些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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