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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
“现代社会的政治变化关键就表现在权利限制权力。
但是，权力问题很快就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权力是无比顽强的，人们发现在权利背后同样隐藏着权力，权力仍然是幕后决策人，在本质上，权利其实也是为了获得权力。
”（P14）
“权利的引入使政治游戏由‘力量对力量’的双向互动关系发展成为‘权力—权利—权力’的循环互动关系。
”（P15）
“只要权利无法有效限制权力，革命仍然是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反抗，尤其在国际国际政治中，既然世界是无政府状态，那么受压迫的国家在反抗帝国主义时就只有以力抗力了。
“所谓政治上‘正当’必须是有利于普遍善或至少有利于公共善，否则根本无从论证一个政治行动或制度安排是正当的”。
（P17）
而“政治正当性总该有道德担当，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确实密切相关。
”（P17）
[备注：
施密特——“敌人”政治学（他者天生异己）；
德里达——“友好政治学”（“好
《荀子·
礼论》：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客”观念“化敌为友”）]
合作的条件
初始状态是政治的起点。
“初始状态是一个尚未存在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情况下的特殊游戏，人们在自由选择中形成游戏规则，可以说，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非法的或道德上不允许的。
”（P22）
“初始游戏并不需要真实的历史起点，但必须是有效的理论起点。
这个有效的理论起点只能是‘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一利益冲突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需要解决的全部社会问题。
”（P24）
[罗尔斯“无知之幕”的疑点：
①在博弈条件的设计上，博弈双方被假定只有思维而没有心，这对于单纯的经济学中或许合适，但对于社会、政治和生活则是严重缺陷。
②无知状态与有知状态之间存在无法过渡或无法兑换的鸿沟。
③“无知之幕”规定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特殊偏好，但是知道“对任何人生计划”都必需的“基本必需品”，但这无法解决“价值排序”的困难。
罗尔斯方案只是多个可能解中的一个——①罗尔斯以自由主义偏好去猜想人人必然优先考虑个人自由，这已经比较可疑。
②平均主义策略之外还存在一种可能的古典公正策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它未必输给罗尔斯方案。
③罗尔斯方案的一个致命漏洞：
“无知之幕”消失后继续博弈的破坏性情况。
]
“没有把最坏可能性考虑在内的社会分析模式都是无效的。
”（P34）
合作的条件与“孔子改进”。
“要形成从冲突到合作的进化至少需要这样一些博弈条件：
①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②长时间的未来；
③可以畅所欲言的理性对话。
”（P49）
（信任本身就是难以信任的；
公正制度是成功合作的主要结果。
所以这二者都不算是合作的条件。
）这一合作条件的进一步修改是：
“①每个人都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
③语言交流。
”（P51）
唯一缺少的能够保证由冲突走向合作的充分条件：
“和策略”（即共存成为各方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强化合作原则，表现为“自己活当且仅当他人活”而且“自己发达当且仅当他人也发达”。
），“和策略”可以称为“孔子改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见《论语·
雍也》）。
“和策略”在理论上有能力解决或减少冲突的各种困境，包括典型的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以及反公地悲剧等困境，但在实际上无法普遍地形成“和策略”。
金规则
“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坚持认为，完全合乎理性标准的正确对话必定能够产生一致同意的结果。
但是，过分信任理性的哈贝马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底牌，这就是，互相理解不能保证互相接受。
”（P61）
“接受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价值观、世界观和情感，这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
互相接受才是‘对话/交往’问题的有效终点”（P61）。
“当把‘接受问题’计算在内，对话就变成了对待，这是不仅要说而且要做的问题”。
（P62）
“金规则表达的是如何对待他人的人际共识。
”（P64）[“金规则指的是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道德原则，是如何对待他人的人际共识。
”（P60）]
“无论什么版本的金规则，都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的一个元定理。
”（P67）“其根本精神和基本结构是一致的，即强调互相对待的对等性或者相互关系的对称性。
”“金规则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公正关系的。
”（P70）
但是，“在对等性结构中，我们最多只能必然地证明‘后发行为’的公正性，却没有理由证明‘始发行为’的公正性。
这就是古典公正理论以及传统金规则无法处理的问题。
”（P72）
“为了使一个相互关系得到在场各方的共同绝对认可——排出了迫于条件、压力和强迫的相对人可——就必须使在场各方都认可一个‘地位互换’原则：
如果A以X方式对待B是公正的，当且仅当，A认可‘当A处于B的地位而B处于A的地位，并且B以X方式对待A是公正的’”。
（P72）
公正的意义：
“首先，公正表现为对等性或对称性。
”“其次，公正进一步表现为互换性。
”（P73）
金规则比较稳妥的方式是采用消极的方式来加以表达，这样，可以选择孔子的“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作为标准底本。
但这个底本是以“我”为出发点的，这带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观点，对他人不公，容易产生“主体性的政治霸权”（P77）。
所以，需要对这个底本加以升级——“人所不欲，忽施于人”。
“在‘由己及人’的方法论中，可能眼界只有一个，即‘我’的眼界，而‘由人及人’的方法论则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眼界，这样才有尊重每个人，尤其是尊重每个人的精神。
这个把每个人的精神权利考虑在内的方法可以称为‘无人被排挤’原则。
”（P79）
普遍价值和必要价值
“普遍价值虽然是个政治问题，但它原本却是文化问题，因此，普遍价值是在一个‘自己——异己’关系中被定位的特殊问题。
”（P86）
“每一种文化都相信普遍价值，都以自身文化去理解普遍价值。
“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运动导致了所谓的文明冲突，制造了文化间的竞争关系，使文化关系成为一种政治，于是，何种价值有资格成为普遍价值就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P86-87）
“西方普遍价值观念主要有两个古代根源：
罗马万民法和基督教。
”“万民法表达的普遍价值主要是公正和公平”。
“西方最全面完整的普遍价值观是基督教的成就。
”（P87）
“人们在两个维度上要求普遍性：
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
”（P91）
“在思考价值问题时，人们往往只考虑一种价值是不是普遍的，这种思考不足以充分理解价值问题。
”（P92）
“更值得重视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时必要价值。
”（P92）“如果一种必要价值同时是普遍价值，或者，如果一种普遍价值同时是必要价值，那么它才是人们寻求的那种真正重要的普遍价值，也就是普遍必要价值。
”（P91-92）
“价值的普遍必要性至少有两种求解方式：
一种以个人为分析条件，求适合每个人普遍必要价值；
另一种以关系为分析条件，求适合任何人的普遍必要价值。
一般地说，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求解方式属于现代西方思路，而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求解方式属于中国传统思路。
”（P93）
“按照理性标准来看，对于普遍必要价值，基于关系的求解方式明显优于基于个人的求解方式，因为可能关系的排序筛选存在着客观标准。
而基于个人的求解方式其实不符合理性标准，偏好都是主观的，偏好加总的结果就很可疑，事实上，试图由个人理性合成集体理性，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做法。
因此，只有关系标准才是最有效地发现和确定什么事普遍必要价值。
”（P96）
普遍必要价值有两种比较有用的验证标准：
价值排序和普遍模仿。
其中，“价值排序虽然不能充分说明普遍价值。
但它能够否定一种所谓‘公分母’标准。
一些试图需求全球伦理的人相信不同文化中所共同承认的那些伦理规则就像公分母一样是普遍的价值共识。
”（P97）“普遍模仿检验标准显然能够有效控制价值的普遍后果（有可能人人受益，也有可能人人受损），能够确保一种普遍价值确实是普遍好的价值。
普遍模仿检验标准所以能够控制价值的效果，就在于踏实以普遍‘关系’为定位的标准”。
（P99-100）
最重要的普遍必要价值。
“公正意味着正确的相互对等性。
”（P102）“自由是对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由是个人权利的实质，而个人权利是自由的实际表现。
”（P103）[自由大致是指贡斯当所说的与“‘古代人的自由’不同的‘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第26页。
）伯林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第200页。
“正如麦卡伦所表明的，自由其实是不可分的，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而积极自由正是消极自由的用处，消极自由必然包含积极自由，否则消极自由无以致用，自由就无意义。
”（P103））消极自由的逻辑表述：
“{（x做某事z）是免于约束y的}，可以看出，消极自由（免于约束y）必定包含积极自由（x做某事z）”。
（P103）]
改进版的自由公式（综合麦卡伦和伯林的优势）：
“{（x做某事z）是免于他人或权力机构的强制y的}。
”（P103）
“和谐是最优化的合作。
有时和谐很容易被曲解为一种消极和平主义原则，无非是弱化冲突、避免冲突、回避冲突的策略。
和谐当然包含了避免冲突的和平主义，但这只是和谐的一种非常次要的含义。
根本上说，和谐是一种积极价值，它以为着积极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合作原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谓和谐就没有重要意义了。
”（P104）
“仁义是关于义务的价值。
”（P105）“仁是良好的心心关系。
”“仁是人所以为人的人性”。
“仁的实现方式就是义，没有落实为义的仁没有意义。
”“义就是以实际行为与他人共命运。
”（P106）
“可以看出，没有自由，每个人就可能被迫害；
没有仁义，每个人就可能无助。
避免被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生活的两大需要。
”“公正保证每个人能够得到自己该得到的利益，而和谐保证冲突最小化和合作最大化。
这就是公正、和谐、自由、仁义成为普遍必要四大价值的理由。
”（P107）
预付人权
“人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全人类的道德契约，它以‘借贷’的方式无条件地预付给每个人同等的人权，但每个人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作为人的义务）去回报所预支的人权，以人义为条件方可保有人权。
一句话，人权是无条件预付的，但只能有条件持续享有。
”（P109）
“既然人权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概念，它就必须在理论上是开放的，在思想和文化上不可以设限。
”（P111-112）
“事实上，由西方话语霸权所误导的人权政治制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意识形态斗争。
一方面，西方以西方所解释的人权概念去指责非西方国家的人权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又采用了一些并不成功甚至相当可笑的反驳策略，主要有这样几种辩护策略：
①试图证明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并没有像西方所批评的那么糟糕；
②反过来指出西方同样存在尚未解决的人权问题；
鼓吹文化多元论或相对主义。
”（P112）
策略①承认了西方标准，是愚蠢的辩护；
策略②用别人的错误来为自己辩护，这不是自己犯错的正当理由，是幼稚的辩护；
策略③是弱者的辩护，以特殊价值去反对普遍价值，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贬低。
观念的普遍有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作为一种主张的普遍有效性。
“必须同时，满足两种普遍有效性：
①如果任意某人d，那么，每个人都d；
②如果任意某人b又关系R，那么，所有人之间都有R，并且，aRb当且仅当bRa。
大概相当于道德金规则的形式原则。
”
（2）作为实践的普遍有效性。
必须满足两点：
①“‘存在论正义’原则”，也就是“‘普遍可模仿原则’”（P114）②“‘存在论有效’原则（可实际实现的）”（P115）
“人权是个政治产品，而不是自然产物（如果是自然产物的话，动物也有权利，这样的话，人就得饿死）。
人权不可能基于天理（经典的表达是：
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
人生而有人权），而只能基于人道。
一个人不可能建立人道，所谓人道，就是每个人都愿意接收的人际关系”。
“人权是人道之一种表达，表达的是人们互相承诺的各自获得同等保护的权利”。
“人权是人类性的普遍契约，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签下的契约。
”（P117）
人权是人的一种权利，但“权利需要他人的同意，否则没有正当性，所以权利只能在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关系才是权利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
”（P119）
“人的概念是人权的价值基础，或者说，人权的意义还需要由人的概念去解释。
”（P122）
天赋人权默认的人是生理学上的人，也就是只要生理上是人，都无条件地永享人权。
这意味着，权利与“做什么”无关，而只与“是什么”有关。
这种情况只适合于他人不在场的情况，是什么样就什么样都对；
而一旦他人出场，“是什么”就兑换不了“对”了，因为他人可能认为“不对”。
这样的话，自诩的权利就无效了。
要想别人同意自己享有的权利，就必须做得“对”，而与“是”无关，所以，权利只与“做”有关。
“最合适的人的概念是‘道德人’而不是‘生理人’，甚至连社会科学喜欢说的‘经济人’概念也不能准确得表达人”。
（P123）
“由于对人权过分热爱，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一种东西无论多么好，只要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必定变质，尤其是权利，一旦变成‘无条件永远享有的’，就变成了特权，甚至变质为权力，不再是互相制约的权利了。
”（P126）
“天赋人权的失误在于背叛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公正对称关系”。
（P138）“每个人无条件而平等地获得预付人权，但并非无条件地保有人权；
人权承诺了人义，履行人义就是保有人权的条件。
”（P137）预付人权“始终与普遍有效的公正原则保持一致。
”（P138）但是，赵汀阳教授并没有否定天赋人权，而只是以预付人权去修正天赋人权。
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
“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的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
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
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
”（P139）
“民心问题一直是一切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除非赢得民心，否则社会秩序和统治无法长期维持，这是几乎所有统治者的共同认知（弱智昏君不算）”。
（P139）
而“民心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需要获得民心’（这是废话），而是‘如何赢得民心’（这是难事）。
”（P139）“物质利益与民心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不能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就不可能获得民心；
而如果只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民心。
人民除了物质还想要精神，人民想要获得全面的‘好生活’。
”（P140）
古代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但主要是对物质利益的管理，而尚未意识到精神管理的政治问题。
”（P141）
“精神政治是基督教的发明，基督教式的精神普遍化运动发明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东西”“它甚至是现代性的普遍化运动的发端。
”（P142）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结合是个典型的双赢策略：
世俗权力得到宗教势力的支持而增加了软实力；
宗教势力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而获得了硬实力。
”“罗马与基督教的互相承认奠定了世界帝国和世界宗教的共同政治诉求。
”（P145）
“宗教是心灵专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高形式，是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想的敌人。
宗教信仰还可以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
“宗教信仰导致了世界、社会和文化的分裂以及永远的斗争。
”（P147）
“宗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就开始了精神政治。
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政治统治方式。
宗教的具体教义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宗教的精神和价值观的专制模式：
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等于真理。
”（P148）
“事实上现代社会只是终结了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改头换面，被推广为各种各样的变相宗教，也就是各种各样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意识形态。
”（P149）
“宗教的第一要义是再造心灵，只要能够把人们的心灵再造为同一的复制心灵，就大功告成了，权力、影响力、支配力和话语权威甚至一切的利益就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宗教的再造心灵工程是否成功，要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技艺。
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技艺主要包括：
①心灵管理制度，即“洗脑”，目的是使人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②绝对敌人（本身注定为敌人的敌人，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这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政治发明。
绝对敌人包括外部敌人（异教徒）和内部敌人（“异端”），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敌人体系和全方位的精神政治斗争。
③宣传，这当属其最奇妙的发明。
政治宣传的出现或发明，是基督教完成的，希腊发明的只是煽动而已。
[“基督教创造了一种预知未来的历史观，这是一种预定论和目的论的线性历史观。
它宣城，人类历史有个起点（上帝创世），经过世界的终点（末日审判）而最后进入永恒天国（历史的终结），这个线性历史运动的目的是预定的，不是人类的目标，而是上帝的目的，当到达最终归宿。
世界变成完美的‘新天地‘，目的完成了，历史就终结了。
”（P157）]④群众，它不等于复数人民，即一堆各怀意见的共同体（复数人民只是众人，乌合之众）。
“形成群众的一个关键性条件是：
人们虽然各怀自私之心，却在精神上高度相似，或者说，人们的心灵具有高度的复制性，每个人在心灵上无非是他人的复制品。
”（P160-161）
民主相关问题
“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自足的政治制度，民主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的法治相配合，否则既没有政治正当性，也不会有政治效率。
完整的民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公共选择制度：
公议制度和投票制度。
公议制度用于理性辩论而促成普遍可接受的公意；
投票制度用于形成有关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共选择。
”（P163）
“民主和自由往往并称，但其实南辕北撤。
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他人尤其是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个现代的第一成就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了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
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
人们不仅希望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想要政治权利，而且还想要政治主权，想成为统治者，所谋者大。
“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
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总有严重疑问。
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
（P164）
“民主根本不是价值，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民主的本质是终结分歧——但绝非解决了分歧——而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操作，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
民主之所以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价值，很大程度上与它假定的人民性有关，就是说，民主被认为代表了人民。
可问题是，作为整体的内在一致的‘人民’概念是无所指的，事实上的‘人民’并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具有一致性质的那种‘人民’。
”（P164）
“民主是一种假冒的公共选择，其真实的深层结构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非暴力的争权夺利形式，它把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暴力争夺方式修改为你输我赢的非暴力的比赛方式。
”（P165）
依照民主的逻辑，民主至少反对：
①公正的规则，它一定是偏心的；
②公共事业，民主考虑的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是大众集团的利益，除非二者刚好碰巧相互有利；
③个人自由，为了大众集团的利益，民主会侵犯个人自由；
④卓越事物（高贵、高尚等），因为这些东西使得大众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受限制。
“一种政治是否公正而具有正当性，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
是否能够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
”（P165）这对于民主来说，是一种极其高的要求。
一种政治制度是否能按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运行，有一个或许是最好的检验原则：
普遍模仿原则。
“民主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商号多数人，恐怕太难。
”（P166）而且“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通知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更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疯了，没有人会采取自取灭亡的策略。
”（P166-167）当然，其中“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都是不正当的），这才是问题所在。
”（P167）
可以说，民主没有任何的道义或价值优势，“民主的真正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政治策略。
”（P169）
“一般地说，利益受损人们的政治反抗策略主要有：
革命、反叛、分裂和校级抵抗。
”（P169）在专制制度下，这四种危险都存在，所以专制不仅没有价值优势，而且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
而对于合格的民主制度来说，革命和反叛几乎不存在（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各怀利益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来获得利益的满足或部分满足，这种非暴力的政治竞争明显优于革命和反叛所带来的危险）。
“因此，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
但政治不合作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分裂和消极抵抗，这虽然是严重挑战，但毕竟不是最危险的挑战。
在这种意义上，民主优于专制。
”（P169）但是，民主的技术优势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为前提。
“避免政治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自己选择错误的结果而没有话说，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被说成是政治正当的。
”（P170-171）“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
（P171）
民主只有在反抗专制或集权的时候才是正当的。
“但这种反抗性的民主只有瞬间的正当性，因为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变成了争权民主。
”（P174）这个时候，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民主由反抗性民主蜕变为“多数暴政”）。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
”（P175）
“给定存在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假如非要选择民主制度不可，那么必须思考如何改良民主模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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