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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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

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

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

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

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

“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

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

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

”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

“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把“精英”释为“精华”。

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

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

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

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大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大众文化；

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

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

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其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

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

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

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大众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大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因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下面分别从叙事差异、内容取向、审美诉求、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

　　二、叙事方式，“随大流的叙事胶囊”比对“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所谓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

显然，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叙事。

我们正是通过叙事去“理解”世界，也正是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

换言之，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

简单来概括，大众所趋同的大众文化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文化在传媒的叙事差异就在于“随大流的言论胶囊”和“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大众文化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的价值取向。

大众文化扎根于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大众，它贴近于大众生活，易与大众亲和，也便于在大众中传播。

正因为俗，精英文化认为其流于肤浅，缺乏深刻性。

大众文化在平面传媒的表现形式就是“大众小报”，比如在南京报业市场上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南时报”、“金陵晚报”等等，作为同质化的平面媒体往往将生活平面化了，缺少厚度与深度。

报纸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掀起你的盖头来”……诸如此类，还有这样的句子：

“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等等，也是曝光率极高的。

在“大众小报”中看不到独到的观点，经典的分析，没有精华的内容而随大流。

大众小报的缺陷一是“马路新闻”太多，其中也有大量的社会新闻，但马路新闻不等于社会新闻，它关键是用马路边大众“闲聊”、“消遣”的兴趣来看待和报道新闻，把一些重大新闻也“马路化”了，分散甚至扭曲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

二是仅限于“言论胶囊”。

大众报的言论强调要照顾“大众喜爱”的角度和方式，往往是时评、杂文和随笔的混合。

严肃的言论不受欢迎，引人思考的、使人烦恼和头疼的问题探讨也难得登上小报。

“言论胶囊”虽然读来轻松，容易消化，但也丧失了话语的权威性，大众小报的言论再也不是“报纸的旗帜与灵魂”，它们更多只能以一种中性的、浅显的、顺从的态度去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样做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比较保险的。

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于广大受众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将造成受众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这两个缺陷，使其难以满足中上层读者的需求。

　　和此类“大众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见解敏锐、独到的“综合性大报”。

这里的“大”并不仅仅是指版面多，信息量大，更为关键的是叙事姿态的严肃性、精准性和思辨性、学理性，内容要求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

譬如，一些“大众小报”对“三无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惯于从城市主人的角度进行低贬，不由自主地从另一面来看这些报道。

在记者的笔下，那些小摊贩以及在城市的缝隙处寻找立足点的“三无人员”是现代都市的伤疤，有碍观瞻，必欲驱之而后快。

但是精英世界反而不会唾弃他们，精英文化更多地从人本主义以及人文关怀的角度认为他们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他们的尊严并不低于任何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传媒不应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并不是自认清高或是硬往精英上靠，城市有关执法者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社会需要秩序，但我们的传媒更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综合性大报”就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开辟出相关言论版面，把言论空间大大拓宽，使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发表心声的一个平台，让批判精神这面旗帜又重新扬起。

作为“综合性大报”的代表，《南方周末》所倡导的“深入成就深度”即是精英思维下的传播表征。

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纷纷抗议美国的暴行，创刊不久的《河南青年报·

特周刊》就没有仅停留在愤怒、抗议这一表层新闻的报道上，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推出了“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的新闻策划。

该刊通过新闻报道，包括发倡议书、记者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接受社会捐赠、向国防工办转赠等等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后来众多新闻媒体的不断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关注基层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应是传媒的重要功课之一。

　　三、内容取向，“平民性与通俗性”的需求比对“精英性与学术性”的量度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

但“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

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

大众文化的主题就是大众日常生活，是大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视角和触觉伸到大众生活中去，关注大众的喜乐哀愁，关注大众和身边小事，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平民性”。

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

该报告划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为：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根据这幅“中国阶层地图”，可以大致描绘大众与精英两类传媒的读者分布，大众小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产业工人阶层。

与之相对，大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再部分延伸到经理人员阶层——据调查，《北京日报》的读者，有行政职务者和厂长、经理占42％——再部分延伸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这便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传媒内容趋向上的“平民性与精英性”。

　　大众文化，讲求的就是通俗。

以金陵晚报在某天A6版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为例：

“一男子上了女厕所，”其文章内容显而易见。

又例如，在某天扬子晚报C4版的“社会新闻”中，《美眉“抢眼”，民工伤脚》说的是一民工为一睹美眉芳容，忘了手中的乙烯割枪，结果右脚被灼伤。

而就在第二天A7版的“社会生活”中又有题为《贪看美眉，的哥撞树》一文。

此外类似“股市牛了”、“泼妇”等词也经常见诸报端，这种表述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故作高雅，可让普通大众欣然接受。

相反的是，精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雅”，体现了精英文化创造者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都会给人们以启发。

例如在我国就有各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包括理工、农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学术性内容的刊物，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性语言和回味无穷的学术性观点。

它们就不会像大众小报或一些时尚类杂志那样在明星绯闻、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这些或是庸俗低下，或是过于琐碎细小的事上去花什么功夫，相反却是在要求惩治官员腐败、整顿市场秩序、改革教育体制、关注弱势群体、研究社会各面这些深刻触及现实，同时又不乏新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也就摆脱了当前很多媒体普遍存在的猎奇、炒作等不良倾向，自觉地向深远、深刻和人文关怀上靠拢。

　　当然，某些传媒如果定位模糊，或者在“平民性与精英性”定位之间左右摇摆的，会带来相当不良的后果。

下面通过两个同类的国内着名谈话电视节目的走向做一个实证检验，一是《实话实说》，一是《对话》。

以前者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曾经风靡全国好几个年头，可最近节目开始求大求全，话题鱼龙混杂，虽想尽力令所有人满意，但最终却众口难调，模糊了最终目标群，陷入了一个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不看的尴尬境地。

相反，作为脱胎于上海的《财富论坛》的《对话》登录央视二套，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11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

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记录。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都归功于它的精英情结。

在《对话》这样一个侧重经济的栏目中，首先明确与参加对话的是怎样的一群人，经济界名人的到来为节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满足了大家与成功人士交流的愿望。

此外，《对话》的每一位观众都是细心挑选出来的，让观众带着问题去现场，在观众席上安排一些与嘉宾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这里的观众已经远远超出了充场面、出掌声的功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精英嘉宾与精英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无形压力。

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以及处变不惊的能力，都是一位优秀主持人所必须的素质。

他成为嘉宾与现场观众沟通的桥梁，他的好坏决定了节目的水准。

精英主持人与嘉宾的对等交流带动了大家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形成。

《对话》请到的大都是重量级嘉宾，挑选现场观众以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整个节目显示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

　　四、审美诉求，“娱乐性与事件性”的价值比对“严谨性与社会性”的意义

　　大众文化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

因此大众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

它是大众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

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激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大众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

　　大众文化，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

因为大众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

这就决定了向大众传播的新闻要具体、实在。

目前市面的相当一部份传媒为了兼容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它们在报道内容上只能偏重那些较为软化的话题，同时对新闻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简单地报道上，大众文化在传媒关注的在结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

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

即便把某些作品进行了改造，加入了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而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较为高端，不是那些需要简单资讯的普通受众，而是精英群体。

与对新闻的处理更多表现在浅层的信息发布上相反，精英文化更看重的是深层的信息挖掘，不但要告诉读者“What”和“When”，还得告诉他们“How”和“Why”。

它对内容做一些提升，把大量的深度报道加入其中，以小见大，不仅不会引起目标公众的反感，相反，这还更适合他们的品味，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社会化程度提高，而造成的人们“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带来困扰。

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

前面所提到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精英情绪实际正是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映，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底蕴，《对话》正是创造性地越过目前已经重复堆积的谈话节目层面，抢占了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市场。

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全面的构思来看待传播的人和事，更深层次地分析它们背后的故事，以至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出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现在的传媒也越来越明白了文化的娱乐功能，什么类型的节目只要掺一点娱乐的元素，就会多一些观众，从而多一些市场、多一些广告。

播新闻的时候让漂亮的主持人穿得少一点，报天气预报搭配着笑话和音乐，综艺节目更是少不了插科打诨的噱头。

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

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

江苏台的“非常周末”、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

每逢周末，普通大众家庭的几乎都会锁定这类频道，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各类游戏、抽奖活动很对大众味口。

也正因为有此娱乐性，才有大众的参与，集体的共享。

但这种消遣和娱乐只是一种精神的松弛、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

大众可在其中放弃什么，却不能得到什么。

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

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

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精英文化在传媒的体现相比而言就显得严谨一些。

比如说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的记实类节目。

他们不同于那些无聊透顶、乱哄哄的综艺游戏，那些戏说历史、不负责任的清宫戏，那些耍嘴皮子、拿人开涮的脱口秀……人文类的纪录片具有很高的重播价值和很高的教育价值。

例如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教育节目播出。

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节目，因为它有故事性。

“沙漠”和“海岛”一直是记实类创作者感兴趣的地方。

《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

《沙与海》表现了居住在藤格里沙漠的牧民刘泽远和黄海井蛙岛渔民刘丕成两户人家不同的生活状况。

西部一望无垠的沙漠和东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是孤独的两家人栖身的地域环境，未加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更使观者对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人们平添几分敬意。

人们欣赏它并不是图一时之快，看看了之。

这种文化强调内容严谨、思想创见、情感深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它在拓展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审美趣味方面意义殊深，它是一种精神追求。

　　五、社会影响，“迎合的建构”比对“引导的解构”

　　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媒。

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

　　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努力迎合大众需求，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

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

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

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

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

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一百版或更多。

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

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

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

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这些文化都曾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众为他们倾倒，为他们狂欢，为他们落泪。

他们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众文化在现代人中大行其道。

然而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

所以，现代传媒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它的商业性使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

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

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与一味迎合市场需求，获得短期经济效益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度，精英文化总是充分发挥着指路人的角色，积极发挥传播先进信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更具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犀利，以及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诸多媒体选择更名改姓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坚持精英文化，推崇精英文化的人。

大众文化和大众永远是多数，精英文化和精英永远是少数。

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形成，精英文化满足了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虽然它相比大众文化而言，市场普及率不高，受众群也不广，但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传媒应该有文化的使命感，决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宣传和导向上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不能不顾宣传效果地追求所谓的“点击率”，一味迎合大众口味。

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

　　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媒表征的综合比对

　　综上所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关注的侧重等方面。

如下图所示。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批评的方式以批判的方式由具体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注重事件本身注重事件的属性（事理）关注个体或者小集体问题关注群体和大集体问题关注短期的、单个层面利益关注长期的、社会层面利益关注结果的合理关注过程（程序）的合理关注效率关注公正敌视权贵，并敬而远之尊敬权贵，并向其看齐

　　首先，大众文化在传递信息、阐述情况一般采用的是批评的方式，表达内容多为简单的事实，关注的是事件本身，通常只是就事论事，而真正成功的精英文化，绝不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它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它要承担起社会关切的重任，它要歌颂崇高的，它要批判丑恶的，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形象地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唤起人们的注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效果。

批判的目的便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

与此同时，那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

　　其次，世界上分为两种人：

一种是对世界塞入意义，一种是对世界取出意义。

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也正在于此。

精英文化，总是要借鉴总结前人的形式创造的经验，破除一些陈腐的形式，带着一种原创冲动去探索一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生命的形式。

而往往在创造形式的时候，在从事社会关切的时候，总是要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有时候他的话是不合时宜的，他要针砭现实，所以他需要经历一个让人们适应的过程。

他要承担起社会的风险，他要完成良知所给予他的任务，他在探索新形式、为世界塞入新意义的道路上更加看重文化在传媒发展中的过程，是从大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其三，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餐式”，集中体现在1、随处可见：

便捷；

2、可调众口：